革旧鼎新，大权独揽！看朱元璋是如何打造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77，《明朝史话》连载02，欢迎收看。

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力。

但是，如何保住皇帝的宝座，让朱家子孙世代保有这大好河山呢？这使朱元璋煞费一番苦心。

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一方面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统治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心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犹如臂使指的统治政权。

朱元璋总结了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与一班幕僚进行谋划，反复琢磨，在洪武九年(1376)终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1、三司分治，权归中央

洪武初年，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仍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

元代地方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去的，职官的设置和中书省一样，中书省有什么官，行中书省也有什么官，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地位重要，权力又大，容易形成枝强干弱、权倾中央、地方专横跋扈的局面。到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更是指挥不动。一个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朱元璋曾做过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想当初，他根本没把小明王放在眼里，因此，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害是了解得很透彻的。现在，他当上皇帝，怎能容忍下面的行省把自己当元顺帝和小明王看待呢！他要把地方大权控制在中央，只许下面奉令唯谨。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和执行朝廷的政令，其权力范围只限于民政和财政，并且事事都得秉承朝廷的意旨。

布政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分出机关，布政使则是皇朝派驻地方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

布政司行政区域的划分大体和元朝的行中书省差不多，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北平、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等十三个布政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1407)增设交趾布政司，永乐十一年(1413)又开置贵州布政司。宣德三年(1428)，明政府罢交趾布政司。至此，全国除南、北二京外，仍为十三布政司，一直到明朝覆亡都没再改变。

因为大家都叫惯了行中书省这一名称，所以虽然改为布政司，人们还是习惯于在口头上称之为行省，或简称省。

布政司之下，有府、直隶州（与府同级）和州（与县同级）、县两级地方政府，这也简化了元朝的设置，减少政令下达的层次，使指挥更方便、更灵活。

和布政司平行的有提刑按察使司，简称为按察司，长官为按察使，掌管地方的司法；都指挥使司，简称为都司，长官为都指挥使，掌管一地的军政。

布、按、都合称为三司，彼此互不统辖，都直接听命于朝廷。这一改革把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并且使三司互相牵制，达到了朝廷收回大权的目的。

02、废中书，罢丞相

洪武初年，中央政府机构也是沿袭元制，设中书省。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的权力，只对皇帝负责。

本来，丞相是辅助皇帝处理政事的，但如果权力过大，便容易造成皇帝大权旁落，酿成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对立。

明朝中书省第一任左、右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处事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出征，因而没和朱元璋产生大矛盾。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晋升为中书省丞相，并且整整四年，中书省只有他一个丞相。从此，皇帝和丞相的矛盾就日益发展。

胡惟庸是定远人，朱元璋取和州的时候前来投顺，从一个地方小吏一直爬到中书省丞相。他仗着皇帝的宠任，在朝廷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有些重大事情也不奏闻，独断专行。下面的奏章，胡惟庸必先私下拆看，不利于自己的就藏匿不报。一时朝廷内外，一些势利“奔竞之徒，趋其门下”，贪贿的金银财宝、名马器玩，不可胜数。

魏国公徐达疾恨胡惟庸的奸邪，曾向朱元璋揭露过胡惟庸的罪恶。胡惟庸怀恨在心，企图收买徐达的看门家人，对徐达加以陷害。

刘基（刘伯温）在胡惟庸未当丞相之前，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牛犊，将来会断辕而破犁。”后来，刘基父子上书朱元璋，建议在浙闽交界的淡洋设立巡检司。上书之前，刘基没有请示中书省，因而胡惟 庸就更加痛恨刘基，指使同党官员加以诬陷，企图置其父子俩于死地，只因朱元璋不想办刘基的罪，他的目的才没有达到。

不久，刘基病，胡惟庸假装关心，挟带医生前去探病。刘基吃了这位医生的 药之后，觉得胸中有个硬块，如拳石一般，没过多久，就死了。

当时朝中如徐达、刘基这样有地位的官员尚且要遭胡惟庸的暗算，至于一般官员，那就更不用说了。

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势必和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产生尖锐矛盾。尤其是在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后，地方的控制指挥权都集中到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愈大，和朱元璋的矛盾就愈益尖锐。

洪武十三年(1380)，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抄家灭族的严厉镇压。同时以此为鉴戒，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

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朱元璋实际上是皇帝兼行宰相的职权，封建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高峰，他也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中央的监察机关叫都察院。洪武初年，这个机构仍沿袭元朝的御史台，十五年(1382)才改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还有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

都察院领有监察御史110人，按照布政使司的设置，以一布政使司所辖的地区为一道，分掌十三道。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者；或者是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宗制度者，都必须检举弹劾。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京则监察一切官僚机构，监视所有文武官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漕、巡关、监军等，其中巡按御史是代替皇帝巡视地方，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权力最大。

监察御史本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地方上的知县一样大。但是，朱元璋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利用他们来钳制大官，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王公大僚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些人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和鹰犬。

中央审判机关叫大理寺，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长官为寺卿，下有左、右少卿，左、右寺丞等若干人。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合称中央三法司，凡有重大案件，必经三司会审。

中央机构除上述的机关外，主要的尚有通政司，负责收纳奏章；翰林院，负责为皇帝起草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和诰封官员之类的文章，编修国史，向皇帝讲读经书；还有其他一些司、寺、府，共同分理朝廷庶务。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朱元璋认为自己创立的这一整套统治办法至为完善严密，日后子孙们只须照着办，朱家的天下就可万无一失，所以，他立下法规，告诫以后的君臣：“往后的皇帝，不许再设置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对于其他制度，也不容随意更改。朱元璋把这些训条编成一本《皇明祖训条章》，要子孙后代世世遵循，不得逾越。

本来，在有丞相帮助处理政务的情况下，朱元璋就已累得疲乏不堪，光是每天的奏疏，就够他看得头晕目眩。当时有的官员为了卖弄学问，写起奏疏来就是洋洋万言，废话连篇。

洪武九年 (1376)，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奏疏，朱元璋叫人读到6370字 以后，还不知所云。他非常恼火，不等念完，就把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大板。第二天晚上，朱元璋躺在榻上，叫人继续念下去。直到16500字后，才涉及主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行的，他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

同时，朱元璋又指出茹太素建议的五件事情只须500多字就可以讲清楚，可他却罗里吧嗦地写了17000字。

当然，朱元璋也承认自己因厌听繁文打了大臣是错误的，并表扬茹太素是个忠臣。

从此，他规定在奏章里只许讲实际事情，不许冗文上书，并制定上书的格式，如果违反格式就要受责罚。

这件事说明，朱元璋在有丞相辅政时就已经够忙碌了。现在废除中书省，罢设丞相，他一人独揽大权，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件件都汇到他手里了。

以洪武十七年 (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个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情。政务如此纷繁，皇帝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机器，势必要有人襄助侍从，以备顾问。于是，就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以品级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之官充任。

当初，殿阁大学士只是帮助皇帝阅读奏章，处理和起草文书，备为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权。以后到明成祖时，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些人在内廷办事，常侍天子于殿阁之下，人们避宰相之名，就称之为“内阁”。

初始，阁臣虽能参与机务，但品级还是低微，而且没有属官，不能压制其他机构。到了仁宗、宣宗时期，开始以尚书入阁兼大学士。 这时的阁臣，品位尊崇，接近皇帝，裁决机宜，其权势之重，宛若汉、唐的宰辅，只是不居丞相之名而已。

再往后，阁臣又分首辅、次辅，两者权势迥然不同，次辅对于首辅，唯唯诺诺而已。迨至世宗中叶，内阁的权力更超越明代前期，夏言、严嵩先后居首辅地位，专权用事，压制百官，赫然为真宰相。朱元璋的立法宗旨，便被破 坏无遗。

03、明朝的卫所兵制：将不专军，军不私将

朱元璋由参加农民军而成为军事统帅，最后又依仗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全国统治政权。

军队是朱明王朝的强大支柱，所以朱元璋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尤其不忘对军队的控制。

洪武十三年 (1380)，朱元璋在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也对军事机关进行 调整。

洪武初年，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是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大都督府统领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了，就在废中书省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管领各所属的都司、卫所。各府的长官为左、右都督，掌管府事。

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却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

遇有战事，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颁发调兵命令，军事统帅由皇帝亲自任命，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进行作战。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这一制度使总指挥权和统帅任命权操在皇帝手中，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 队的调发指挥权限又分离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样，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皇帝牢牢控制住军权，增强了封建王朝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力量。

如何编制和训练军队，使其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这也使朱元璋花了不少心血。立国之初，他就和刘基研究了历代的兵制。他们认为，历代所实行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长短。

征兵制的好处是有事才征集，事毕兵士归农，兵员来自农村，素质好，平时军费开支少；短处是如有长期战争，人员从征，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且系临时征集，没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

募兵制的优点是兵士以当兵为职业，长期在伍训练和实战，作战技术娴熟，服役时间也不受农业生产限制；但是因应募的大多为无业游民，无所牵挂，容易叛逃，而且平时得养活一大批军人，军费负担重，这又是重大的缺憾。

朱元璋和刘基经过切磋琢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创立了一种卫所兵制。

卫所军队的主要来源有四：一是从征，即早先跟随朱元璋起事的部队和招收来的地方武装；一是归附，即元朝和群雄的投降部队；一是谪发，因犯罪被罚充军的；一是垛集，即从老百姓家中按人口比例征调的。

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军籍和民籍、匠籍一样，同为明代户籍中的一种。军籍归都督府掌管，军人不受普通地方行政官吏管辖。

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担负保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是一种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相结合的队伍。

明王朝根据地理形势和设防需要设置卫或所，全部军士都被编置在卫所之中，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十个百户所编一个千户所(1120人），每五个千户所编为一卫(5600人）。

卫所的军官分别为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军事单位是总旗（约50人）、小旗（约10人）。

当时卫所遍及全国各地，京师重地，卫所独多。至洪武二十六年 (1393)，全国有17个都指挥使司，下辖329个卫，还有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军队总数约在120万左右。

17个都司和下面的卫所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个都督府。明廷藉这些卫所军队保卫边防和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封建政权。

04、胡蓝之狱和文字狱

跟随朱元璋起事的农民军将领，随着明朝统治政权的建立，一个个转化为朱明王朝的新贵，官封公侯，爵显禄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

这班新贵，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因而，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发生矛盾。

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前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如凉国公蓝玉霸占东昌民田，御史官举劾此事，蓝玉竟怒逐御史；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斤，进行走私，破坏盐法。

这些功臣宿将还私蓄奴婢，与朝廷争夺劳动人口，影响明廷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差派。而这些新贵的豪奴悍仆，往往依仗权势，凌暴乡里，功臣宿将们又不加禁止。

为了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便对这批新地主阶级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措施。

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矛盾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胡惟庸为丞相控制中书省，专权用事，淮籍的功臣宿将大多集中其门下，形成 一个淮人官僚集团。

胡惟庸的独断专行及其与军事贵族的勾结，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和不安全。加上太子朱标生性仁弱，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朱标治不了那些元勋宿将，存在着军事叛变的可能性，便决心为他去除障碍，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

这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杀了几家公侯大官僚。自此，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凡是心怀怨恨，或骄横跋扈，对皇家统治存在危险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灭族抄家。

这个案件株连蔓引，持续数年都没完没了。后来，又有人告发胡惟庸私通倭寇，阴谋内应外合，反叛朝廷，并牵连到一些官员。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兴大狱，又杀了几十家公侯官员，整个胡案合计杀了3万多人。

这一次，连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进胡案。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有人告发李、胡是亲家，来往密切，李善长曾和胡惟庸合谋造反。朱元璋趁机把李善长一家70余口全部杀掉。这时，李善长已经是77岁的老头了。

李善长死后一年，有人上书替他喊冤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 为驸马），亲戚拜官，其人臣之分已到极点。如果说他要自图不轨，那尚未可知；而现在竟说他要助胡惟庸造反，则大谬不然。因为人情爱自己的儿子必定胜过爱兄弟的儿子，已经安享万全富贵的人一定不谋取侥幸万一的富贵。善长与惟庸只是侄儿、女的亲戚，而与陛下却是亲儿、女的亲戚。设使善长助胡惟庸起事成功，不过也只是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尚主纳妃而已，其地位还能胜过今天吗？”

这些话问得句句有理，所以朱元璋尽管心里不高兴，也没办上书人的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

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曾多次带兵出征蒙古，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但是，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而且带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的特务人员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头，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较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1.5万余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历史上称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为“胡蓝之狱”。

除胡蓝二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将某个开国功臣赐死，或鞭死，或砍头。朱元璋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周德兴，著名功臣如冯胜（即冯 国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

朱元璋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做法，也是向刘邦学习的，但是，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诛杀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等几个将领，朱元璋却把开国功臣几乎杀光。大批的诛杀，搞得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

功臣宿将得以善终的寥寥无几，汤和是其中的一个。

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并且是小时候的放牛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于是，自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很高兴，马上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明王朝建立后，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由于阶级的偏见，不肯与由红巾军发迹的朱元璋合作。朱元璋对这一部分人毫不客气，采用“诛其身而没其家”的严厉镇压办法。

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在明朝建立后，斩断手指，立誓不做新朝之官。朱元璋把他们抓到南京。在答话中，他们仍叫红巾军为“红寇”。朱元璋大怒，于是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死，家产没收。

许多不愿与明王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大多是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在朱元璋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对立的基础上，加上当时文官和武将争权邀宠斗争的发展，朝中的许多文官也遭到他的杀戮。

朱元璋一向厚待文臣，许多武将对此不服。朱元璋就对他们解释道：“世乱用武，世治宜文。这并不是偏爱。”

这班武臣乘机挑拨说：“不过，陛下您也不可过于相信文人。文人是很会讥讽人家的。如张九四（即张士诚）也是一向厚待文儒的，而当他要文人帮他起一个官名时，这班儒士竟给他起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不是很美吗？”

武臣们说：“非也，上大当了。《孟子》书上有：'士，诚小人也’。这句也可破读为'士诚，小人也。’这名字是骂张士诚是个小人，而他哪里晓得。”

朱元璋一想，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还有像夏伯启叔侄这样当面讥刺他的文人吗。从此， 他对臣下的谈话言词和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挖苦毁谤他的地方。

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里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词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是把一些文字、成语往坏处揣摩，觉得许多地方都是在讥刺咒骂他，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当时的许多学官都因为在替地方长官作的庆贺表中有“则”、“生”之类的字而送了命。后来，礼部官要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元璋命人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令天下各官今后如遇庆贺谢恩，照表式抄录送上就行。从此，文人学士乃至政府官员才避免因为文字纠葛而蒙受不白之冤。

05、黄册及粮长制度

经过元末20年的动乱，元代的户口、土地簿籍所存无几，就是保存下来的，也因人口的死亡迁徙、土地的荒芜和产权的转移，使实际情况与簿籍不相符合。

为了有效地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封建政府赋役的征调和避免赋役负担的严重不均现象，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和土地的清丈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编制了黄册和与黄册有联系的鱼鳞图册。

所谓黄册，就是全国户口的总清册。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为成丁，成丁就须服役，至60岁才免。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公家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休息。应役之年叫“见（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业产等。里中有鳏寡孤独不能应役的，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一册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州县。

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亦是两份，一份上缴到府，一份留于本州县。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布政司，各布政司再缴到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全国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收藏于后湖黄册库中。后湖，就是著名的南京玄武湖。明政府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性的档案馆，用以贮藏黄册及其他重要档案文件。

明朝统治者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所以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所造的黄册都送来这里保管。

黄册是明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有了它，封建政府便控制了全国的人口户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状况，凭着它向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的不均，明政府规定每十年调查一次户口业产，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一种与黄册有直接关系的册籍是鱼鳞图册。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国子监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明朝统治者称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

的确，这两册如一经一纬地编织成一张大罗网，把劳动人民网罗其中，受统治阶级的奴役和榨取。

虽然如此，这两册在它的早期却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两册开始实行时是在严格的调查基础上制定下来的，并且政府还规定，如果出卖土地，赋税随契过户，这就可避免产去税存的现象。

同时，定期的对土地、户口的清查，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主阶级隐瞒地产和丁口，把徭役和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赋役负担比较平均。这对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社会经济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地主隐匿土地的被清出，又使封建政府增加了赋税收入。

但是，黄册制度发挥进步作用的时间并不长。早在开始实行之时，便已发现有些地方主管册务的官吏贪污舞弊，豪强地主隐瞒户口、土地。明政府曾对此进行严厉惩罚，规定官吏舞弊的“一律处死”，地主隐瞒户口和土地的，“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在严格的检查和严厉的镇压下，这时虽存在官吏和地主通同舞弊的现象，但黄册上所反映的户口和地产的情况，与实际情形尚还相去不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利用编制黄册进行贪污舞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明政府对此罚不胜罚，因而奸弊泛滥，终致使这一制度名存实亡。

里这一层的黄册编制工作，是由里长负责的。里长往往与官府中负责抄录誉写黄册的书手和负责计算业产、税粮的算手勾结在一起，进行贪污舞弊。他们在编制黄册时，巧立名目，向人民勒派种种的所谓编册费用。

造册开始，就收所谓纸札费；册刚造完，又收衙门使用费及预征驳费；解送黄册之前，收解差盘缠费；及至黄册被后湖黄册库驳回后，还可借口以前预征的驳费不够或已移作他用，再搜刮一次。并且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任作威福，在填报黄册时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

而最大的奸弊，是里长和书、算手受豪强地主的贿赂，把地主的田地假托在他人名下，从而偷漏赋税，这叫“诡寄” ; 或者将地主应负担的赋役分摊给贫穷小户，叫“飞洒”；或者为地主虚报死亡，隐瞒丁口，虚报岁数，以求逃避差徭。种种弊端，难以尽述。

里长和书算手还利用职权，把本身应缴纳的钱粮暗中派在别户之内，自已完全免去负担。如万历二十年(1592)，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总书金某，将自己六百多亩的钱粮洒派在全县小民身上，自己一粒赋粮也没交。

在官吏和地主的通同作弊下，土地和人口的隐漏非常严重。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上登载的全国土田总面积是8804623顷，而至弘治十五年(1502)，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4292310顷。

在田赋收入方面，黄册上的数字恰是相反，弘治十五年全国的田赋总收入从洪武二十四年的2942万余石提高到2967万余石，增加了25万多石。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明朝政府征收赋税的数额愈来愈多，而实际负担赋粮的田地却越来越少。

人口隐漏的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已达6054 万多，到了弘治四年(1491)，黄册上登载的人口反减至5328万多人。经过百年的太平岁月，而且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设治造册，黄册上的人口数却有减无增，可见人口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完全丧失作用，成为一迭废纸。清朝初年，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已灭亡），真是荒谬绝伦。

接下来再说说粮长制度。

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田赋征收沿用前朝的两税法，即分为夏税（主要收麦）和秋税（主要收稻谷）两季征收。全年约三千万石的田赋中又以秋粮占绝大部分，约为总数的六分之五。

当时明政府征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交实物，如谷、麦等，叫“本色赋”；一种是以白银、铜钱和明政府发行的纸币宝钞来折纳，称“折色赋＂。两者中以收实物为主。全年近三千万石的田赋，从挨家挨户的征收，到把赋粮运送到京师及其他欠缺粮食的地方，这的确是一桩浩繁艰巨的工作。

为了保证田赋这一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朱元璋建立了粮长制度。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规定把交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区内土地最多、具有威望的地主一人担任粮长，为封建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后来又在一区里加派一至两人任副粮长，辅助粮长办事。

朱元璋认为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办法，可以避免官吏对百姓侵渔的弊病，而且地主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对赋税的征收有利。

粮长的任务是负责征收和押解秋粮。他每年必须在农历七月二十日前到京师领取勘合，然后回乡把全区的田赋分派给本区各里、甲，督率里长、甲首征收。收齐后，粮长再率领运粮夫把赋粮运送到缴纳地点。

当时京师里官吏众多，驻守的军队也较别地为多，赋粮有相当部分是运送到这里来的。这些“京运”的赋粮最为重要，粮长必须亲自押送。各仓库收纳赋粮后，就在勘合上填写数目，盖印证明。赋粮征收交纳完毕后，粮长才把勘合上缴户部，核对后注销。

但是，尽管朱元璋给粮长诸多优待，而这些粮长并非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做不侵渔百姓的“良民”。早在洪武朝，就出现粮长倚官挟势，在催粮时临门吊打小民，甚至拘留粮户，私用刑狱等情况。如嘉定县有个粮长，他在征收田赋时设立了许多名色，有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造册钱等12种，向农民搜刮了米32000石、钞11100贯，而实际上缴的田赋只需 米1万石，其余皆落入该粮长私囊。

朱元璋发觉粮长苛敛百姓的弊病后，就以严刑峻法惩治，杀了不少人，虽然没有把贪污舞弊这股风完全刹住，但在他当皇帝时毕竟是比后来好一些。

明成祖时，国都北迁，田赋的很大部分要由运河运往北京，粮长必须把收齐的粮食运到江北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几个主要仓库，然后再由漕运军队分段递运北上。

当时运河沿岸的城市兴起，商品经济大为发展，不少粮长就用手中的赋粮作资本，经商牟利。赋粮被侵吞后，就捏造途中遇到风浪船翻粮沉的谎言，重新向农民追征，或者向上拖欠不交。经商赚取均钱财，再拿来买田置宅纳妾。

至于粮长在征收田赋时的一般贪污现象，那更是司空见惯。这时的粮长制度，对封建国家和农民都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因而，景泰(1450-1457)年间就有人力主必须对粮长制进行改革。

从前，只要一当上粮长，一任就是几十年，有的甚至子孙相袭，数代连任，当时称这种为“永充制”。主张改革的人认为永充制的粮长权力太大，易于作威作福，欺瞒官府，迫害平民，必须加以改革。于是就实行轮充制，即增加粮长的人数，由数户轮流充当，有的地区则让里长轮充粮长的职务。

明朝的中后期，大地主集中了更大量的土地，隐田逃税的现象更为严重。贫苦农民交不起地主转嫁给他们的日益繁重的赋税，便纷纷逃亡他乡，而封建的租赋却有增无减，因此，田赋的征收更为困难。

这时，更是人人视当粮长如遭浩劫，凡有钱的都想办法花钱买脱。正德年间(1506-1521) ，明政府不得不改轮充制为朋充制，即集合一批人来共同担当粮长的职务。此时，不仅粮长中有中户，甚至轮及贫苦下户，充当粮长已变为一般人民对封建政府提供的差役。

叫这些贫穷小户去向豪强大族征收田赋，无异于以羊御狼，与虎谋皮。那时，一被派上当粮长的，“大小对泣，亲戚相吊”，老百姓都说：“宁可充军，不当粮长。”

贫苦农民本来就自顾不暇，再让他们为地主阶级赔纳赋税，那简直是不让活了。正德三 年(1508)，江西永新县粮长王浩八，就是因赔不起田赋，而官府 又如狼似虎地催逼，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

当然，在明朝的中后期，也有个别粮长由刮削小民而家道大发，但更多的还是在粮长的任中倾家荡产。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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