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无镇不成庄”？过去没有镇江人，钱庄是开不起来的
镇江二七宝银元宝
旧时的钱庄
01
通俗的来理解，钱庄就是旧时的银行。
事实上只要有商业活动，稍微上点规模，就需要频繁的借贷、汇兑。北方的晋商，南方的徽商、浙商，大一点的城市形成银号，小一点的城市搞典当铺、钱铺等，再小一点的乡村，村里的地主给村里的农民放贷。
当然，地主给农民的放贷，利息非常的高，有时候高达60%，还不起只好拿田抵，造成历朝农民起义最根本的原因——土地兼并。王安石发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进行国家干预，不然会酿成大祸，于是变法中青苗法等措施定了个20%的利息，这种利息比之前降低了很多，让地主势力纷纷反扑。
《镇江市志》记载：“在此（晚清）以前早有典当业, 钱庄业则在开埠后逐渐兴起, 至光绪九年发展到60家, 以后几经兴衰, 至光绪三十二年开业钱庄为32家。”
这段话意思是，镇江在开辟商埠之前一直搞“抵押贷款”，商埠开了之后，各种商业汇兑和借贷全发展起来了，而且几经折腾，到了1906年前后，搞这一行的经过几轮洗牌，留下的都是专业选手了。
在现代，银行业属于国家经营的业务，私人是不能涉足的，而在清末民初这段岁月，钱庄业的门槛不是那么高，在镇江有个5000—20000两白银，就可以运作一个钱庄，规模比较大的钱庄吸收的存款通常在60000——100000两白银之间。
有的钱庄资金来自官场上的大佬，比如李鸿章开设的义善长钱庄；有的来自于江北的盐商，比如盐商周扶九经营的鸿源钱庄及源丰润钱庄、同升泰钱庄、元同钱庄、镇和钱庄等, 北京的著名钱庄“四恒”在镇江也设有分号，像这样的背景，一般看不起民间吸储，都是用资金来做大买卖的。
这些钱庄通过什么挣钱呢？
第一是吸纳资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吸储，让人存款到钱庄来，分浮收、长期存款、同业存款。
二是放贷，就是借钱，到期还本付息，当时钱庄大多数是私人的，所以也是大规模的民间借贷。
三是汇兑，比如拿铜钱换银子，拿银子换英镑，当然也有洗钱。
发展的高级一些的，还有贴现、买卖生金生银、代卖股票债券、代发银行纸币等业务。
像当时在镇江每天都有几千艘商船来来往往，在没有现代银行转账的时候，都要靠钱庄“对敲”，也就是钱庄（或有关系的钱庄）在贸易两地都有一个资金池，有了业务两个池算好了钱数，客户把钱存进来，另一边把钱支付给客户，一进一出两清，安全稳妥的做好了生意。
商业繁荣的镇江，每一天都有过桥、经营困难借款、季节性借款等短期借贷发生，钱庄为绸布、木材、油麻、百货、南北杂货、五金、糖业烟酒、食品、粮行、煤炭、药材、船运、生猪、菜馆等等行业，提供了资金周转的支持。
同治、光绪时，外国洋货冲击着中国，镇江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便利的水路交通让各种生意汇集，做生意就离不开借贷和汇兑，有时候就靠钱庄续命才能维持下去，刚需所在，镇江的钱庄业就这么繁荣起来了。
镇江钱庄大都开在城外商业颇为集中繁华的大西路、中华路、日新街、天主街、京畿路、苏北路（现在的长江路）一带，特别是靠近江边码头的日新街，开设了慎康、元康、元益、元盛、源祥、鼎昶、宝恒、德记等九家钱庄, 可以这么说，这几条街上米铺可能就那么几家，钱庄比米铺还要多。
镇江开设最早最老旧的钱庄叫“晋源钱庄”, 清同治五年（1861年）开业, 地点在石浮桥风神庙附近。
五条街、南门大街这一带，倒是没什么钱庄。
02
前文说到，过去钱庄大多是私人的，开一家钱庄门槛很低，并且不受法律上之束缚。所以有时候有个集资人，召集一批有钱人，组个饭局，大家商量一下，隔几天就开了一家钱庄，然后从朋友里面挑一两个懂行的做掌柜。
但因为没有法律束缚，也就等于没有法律保护，这一行本来就属于拆东墙补西墙，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携款出逃的事件，拆借出了问题，庄家跑路了，来来回回许多年，大浪淘沙，最重信用且实力强的一些钱庄留了下来。
另外，因为这行涉及银钱，出了问题旧时官府管的力道也不强，做这行除了靠自发的信用做基础，摊上事情只好自己找人解决，具体找什么人解决，大家读到“徐宝山”、“白寡妇”这些人的事迹，也就心里有数了，这些人为什么能在镇江、扬州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也是有道理的。
后来徐宝山在扬州被炸死，部下顺流而下到了上海，成了青帮的势力，这是后话了。
慢慢的镇江的钱庄规矩也越来越多，没有保人，都进不来这一行。比如陆小波，15岁时请人投门子推荐才进了镇江源同钱庄, 被老板接收后，还要立保荐书才能进店学徒，跑了好几年的街，慢慢从钱房、银房、外帐、内帐、总帐往上学，才做到管事，算进了圈。
光在镇江城里还不行, 近则苏南、苏北，远及全国许多城市，特别是芜湖、安庆、蚌埠、汉口、长沙等地金融界, 对镇江钱庄信用有很高评价。因为镇江钱庄实力强，底气足，“一句话算数”之后，立即回庄转账，说话掷地有声。
信誉好、名气大，再加上民国省会城市这块牌子，镇江也近代金融圈子里也有了赞誉度。旧中国商业最发达的是上海，在上海混金融界的镇江人，深知做口碑的重要性，镇江所有驻沪庄客，都集中在上海福州路润昌栈，润昌栈出货、转账从无退票之事，确立了持久不坠的信誉。
凭着从大清王朝就开始积攒下的信用，外地金融业抱团的镇江人，慢慢形成了“镇江帮”，“无镇不成庄”这句话在业内也传播开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镇江人，钱庄是开不起来的。
我看过这么一个档案，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招聘，镇江有一个叫魏亚齐的年轻人前去应聘。
魏亚奇在金陵大学经济系毕业（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教会大学，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解放后并入南京大学），家族中有政商界各类人士，更重要的是他找了几个镇江圈内的大佬给他背书。
看一下他找的保证人是谁，也知道后来他成功应聘了没有。
看明白了这些，也就理解了经商的人为什么喜欢搞商会、参加同乡会之类的各种组织了。一是同乡之间互相扶持，都是熟人知根知底信得过。另一个是在关键时候，通过关系也可以找到人渡过难关，毕竟每个人都有命悬一线的时候，最快速的办法找到钱，还是要靠关系。
镇江到上海混金融界的有不少都成了极有头面的人物, 如上海金融界极具知名度的银行家徐静仁、倪远甫、陈光甫、吴蕴斋、唐天寿、赵棣华等大佬，之间关系千丝万缕。
慢慢的，上海、江浙钱庄业形成了四个重要钱庄帮别，即镇江帮、宁波帮、绍兴帮、洞庭山 （苏州） 帮，镇江帮的势头很劲。
陈光甫
03
上世纪20年代，陆小波在地方上做了几件大事，比如跟直系、奉系军阀搞周旋，牵头收回了英租界，被地方乡绅推为商会会长，名望如日中天，周边的钱庄业也以他为魁首。
日趋成熟的镇江钱庄业已经逐步把苏北的借贷掌握住了，镇江对该地区的直接放款以及其他各业的赊欠款，总数不下1000万元。
不幸的是1931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里下河一带淹为泽国，造成数百万灾民。
“大水冲了苏北人的家，也荡了镇江人的产”，镇江的钱庄业崩溃了一大半，好容易撑到第二年春天，全城私营银钱业25家中，因放款无法收回或挤兑而倒闭的，就有14家之多。
陆小波的“元益钱庄”烂账、倒账高达一百多万元，急得他日夜不安。
这时候就看出上海与镇江金融圈之间的特殊关系了。
中南银行董事长徐静仁，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赶紧开了一个小会，一致认为这场天灾下，各钱庄的倒闭势在必然。别人倒就罢了，唯独陆小波不能让他倒掉，一定要扶他，因为他不仅是镇江商会会长，还兼着银钱公所董事长。有他在，镇江的商业还能东山再起；没他在，“镇江帮”的根基就塌掉了。
于是，大家咬牙忍痛，一笔勾销了“元益钱庄”欠上海诸行一百多万元巨款。
徐静仁当夜乘火车，次日凌晨抵镇，告诉了陆小波这个消息，陆小波感激得双眼垂泪，口唇颤抖，差点说不出话来。
元益钱庄解决了欠上海诸家银行巨款的问题，但还有本地零散存户款20万大洋，这笔钱，陆小波不敢不还，因为这笔钱失了信用，他在镇江本地得罪的人就太多了。
于是，他向镇江的“元盛钱庄”借“头寸”20万元，元盛钱庄的大股东是上海巨商、号称“中国糖王”的黄静泉。
黄静泉很相信陆小波，结果陆小波得款后应付了“元益钱庄”的挤兑，打发了众多小存户，然后直接宣布了“元益钱庄”倒闭。
无缘无故损失了20万元的黄静泉大为光火，请了律师状告了元益钱庄的后台老板，即元益监理马式如（镇江人，时任中南银行的总监核，是上海滩有面子的人物）。
这件事后来还是通过杜月笙的面子，才平息了下去。
元气大伤的镇江钱庄业，至1934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改两为元，1935年施行法币后，镇江钱庄业只剩下道生、鼎生、鼎昶三家。在抗战爆发后，钱庄、银行放款2000多万收不回，就更日趋衰落了。
解放战争期间，镇江钱庄行业有过一段时间的兴旺，这很好理解，当时国民党发行法币、金圆券，通货膨胀得天怒人怨，物价飞涨、高利贷剥削横行，正是钱庄和各种地下钱庄搞汇兑、发横财的大好时机。
我收藏了一个钱庄汇兑法币和银元的账单，钱庄把这个事情干得风生水起的，账单背部竟然还贴着“印花税”票，国民党把这种东西还要收税，莫怪他后来败得兵败如山倒。
镇江解放后, 经劳资协商，有道生、源余、晋源、元康、祥康、嘉泰6家钱庄复业。同时，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取缔了近百家地下钱庄。
1952年5月，随着人民的银行业务崛起，镇江最后一家钱庄停业，镇江的钱庄业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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