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振兴的五个根本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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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撰写“乡村观察系列”两年，前后三十余篇文章，观察和探索“解决”一些乡村问题。然大地广袤，中国261万个村庄，各自天差地别，又岂是区区几十篇文章能说明得了的。
好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日益成为国人共识。然而如何振兴？
不同于四十年城市化、八年扶贫攻坚，尚有相应模式可遵循，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在地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不存在标准答案，振兴的难度，不亚于一场深水区改革。
最显性的问题
有一句话我们都会背——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性推进联产包干，瞬间解放了生产力。1980-1985年，全国粮食亩产年均增长速度为4.83%。到1984年，全国人均口粮达到800斤，温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光“养活”显然不够，农民还得“生活”，有粮无钱，没有好出路。80年代后、90年代初，社会呈现不少乱象，便是从“活着”到追求“生活”的过渡阶段，是转折期的历史必然。
解决占人口80%的农民生活问题的，无疑是飞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务工潮，今天，中国早已跻身世界第一工厂，加上扶贫攻坚，人们的生活基本不在话下。
一般来说，从18到70岁的农民，只要有劳动意愿，只要走得动，生活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走不动的一老一小。
首先是“留守老人”。
与城市老龄化的严峻不同，乡村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何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没有退休金，只要还能干活，哪怕是就近打点零工，也会劳作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为止。
以家乡小村为例，一个120多人口的村庄，70岁以上无法务工的只有4位，一对老年夫妻，两位丧偶独居。其中包括我80岁的奶奶，即便如此，她还要力所能及地养几只鸡、种一点菜。
一面是乡村没有退休年龄上限，真正的“老年人”并不多，导致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另一面则因此更凄凉——一旦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很多人将陷入难以解决的艰难困境。
以我同样80多岁的外婆为例。外公早已去世二十多年，八个子女和数十个孙辈、外孙辈全都奔赴城市或外地谋生。不能简单地道德批评后人不孝，一生与土地相依的老人，身上自带“土味”，生活理念、习惯与城里的儿媳们合不来，并不为奇，几个女儿，如我的母亲，被我接来城市带我的女儿。
一方面，后人们在城市讨生活并不易，无法专人照顾，且异地看病难、看病贵，难以接她老人家常住，另一方面，老人不愿远离故土，又怕实在“无用”拖累后人，加之生活习惯不同，被时代淘汰了的老人不可能再来重新适应城市，便由了她独居乡下老宅。
这几年，外婆年老体衰，饮食起居日渐成为问题。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前些年早逝，另外两个日子并不顺意且婆媳不和，母亲五姊妹便商量轮流接她去生活（由于需要打工或带孩子无法常住），她又不愿挪来挪去。
或者去养老院？这个话题光春晚小品就上演过好几次。小品的结尾，老年人多半在喜气祥和的氛围中选择了养老院。可乡村养老院并不是那么回事。
一面是儿女众多还去养老院，容易伤老年人最后的一点自尊，另一面现实残酷，乡村养老院并不像表演中那么祥和，鉴于半慈善半商业属性，这就导致，往往你跟他讲慈善他跟你讲商业，你跟他讲商业他跟你讲慈善，还缺乏基本专业。
也不光是专业问题，要命的还是缺乏基本事实逻辑：本地养老院每月收费900元，要增加收费走商业化，一面是增加农民负担，且老年人更舍不得钱更不愿去，另一面是政策、舆论限制，无法推行；而以当下的物价水平，900元包吃住已经勉力（可想而知吃住质量），再要求提供“服务”，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因此，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大多数老年人“打死”都不愿去。还有比“实在没有办法”更难的。进乡镇养老院还须接受“面试”，无法自理的、残疾的、患有老年痴呆的还会拒收。这些老年人要“安度晚年”，何异于天方夜谭……
商量来商量去，外婆的养老始终没有好办法，只好让还在老家打点零工的几个亲人抽空就去看看她，带点生活用品，给她洗洗澡、搞搞卫生之类，过一天是一天。
事实上，乡村老年人虽然没有退休金，但也并不缺钱。每每逢年过节，后辈都会给一些，加之政府每月两百元的农保，自给自足不成问题。击垮他们的，其实是精神的空洞，和时代无情的抛弃。
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我的奶奶养了许多鸡鸭、种了许多菜，城里的叔叔每次回家都能带走很多。外婆实在种不了地，老眼昏花还要扎点彩灯，每天“赚”个两三块钱。
她们不会用智能产品，甚至因为不识字，打电话还得找后生帮忙。她们知道儿孙各有各的压力和难处，生了病、要维修个东西，也多半能熬就熬着……这样的情况，是乡村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状态。
时代浪潮奔涌，乡下人前赴后继地奔赴外面的世界，所面对的压力多半不轻，往往自顾不暇，只好把她们遗留在原地。若苛责后人“不孝”，若要复古“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并不合“时代精神”。
但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时代，是为了让它更快地把我们淘汰吗？
相比“没什么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只不过关注点并未触及根本。
与“留守老人”类似，留守儿童的困境也在于，往往家长有能力的，都送到了城里念书，不得不留守的，便是实在没有能力的家庭。
我所在村庄的小学，原本“人丁兴旺”。十多年前，还有完整的一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每个班三十余人。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只有三个年级，其中三年级有学生13人，二年级10人，一年级8人。全校老师共4人，全是等着退休的中老年教师。幼儿园去年还有学生3人，实在办不下去，今年被并到十几里外的镇上私立幼儿园。
村里的孩子要读四年级以上、初中和幼儿园，只能去镇里或县城。一个孩子去了，家长也只能跟过去（家中老人更无人看护），县城的房价便一路飙涨，一个欠发达省份、总人口三十余万、务工工资两三千元的小县，新城区房价早已破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先生指出，“现在城乡孩子的差距，可能比十年前还大”“但只要是村里还有孩子，不管占比是30%、20%、10%，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现实中，只见差距越来越大，只见被剩下的30%或10%，并没有成为一个多大的事情。
所有人只往前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社会崇尚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人们前赴后继地挤进城市，政府顺其自然地把教育资源导向城市和“重点”，空留无力者原地张望，加剧落后困境代际传递。
我曾在《救救孩子》一文中说，一个理想的时代，应当是精英推动发展，政府维护公平，社会充满人文。但当所有人，不管是精英、政府，还是中产、底层民众，不管是主动、随波逐流还是无可奈何，都一心“高大上”，被遗忘在低处的“乡村一老一小”们，何尝不是这个美好时代的巨大疮疤。
经济发展主要矛盾
当前乡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曾在《乡下集市的春天》一文中尝试回答，那便是“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
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今天的乡下已经极少农民，他们化身为农民工、临时工、零工，或者小商贩、小老板，他们不再靠土地吃饭，跟工人、商人一样，靠工资或商业利润生活。他们也不再自给自足，像城市居民一样，也需要花钱买粮、买菜、买肉吃。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确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他们第一次从土地、性价比极低的劳作，以及家族宗亲等传统文化束缚解脱出来，他们不再需要提心吊胆地看天吃饭，不再需要戴着“流民”的帽子去外地讨生活。
农民有了新生活，减了负，作为另一大生产要素的土地也是如此。吃饱早已不是问题，加上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土地可以不再固守产粮，在坚持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走二产、三产都可以，广袤乡土理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理论上，生产要素的解放，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但现实差距不小。
一是解放出来的农民并没有太多好出路，靠打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尚可，要追求“美好生活”恐怕不够。
作为核心生产力，他们已经被城市二、三产定价，不可能再倒回去接受一产价格，而另一面，城市又始终对他们进行着“市场歧视”，比如户籍、金融、教育、医疗、文化歧视等等，解放出来的农民们，何尝不是进退两难。
回顾曾经作为国策的“四化建设”，工业、国防、科技如今都跻身世界前三乃至独占鳌头，唯有农业，始终处于半吊子的现代化。与此类似，作为农民工的“半现代农民”，也始终处于似工似农，又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
一产回不去，二产前途有限，中高端三产能力、资源（如技术、金融、组织）又不足，并没有太多上升空间。如此，温饱有余，前途未卜，谋生有余，对抗无力，加之乡村生活压力远不如城市、奋斗动力不足，便形成一个更甚于“城市中等收入陷阱”的“半现代化陷阱”。
今天去乡下看，麻将、扑克，抖音、快手，网购、暴爽网文，已成为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乡村啃老、大量光棍、两性乱象乃至黄赌毒等社会倒退并不少见。当大量劳动力富余，既是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又催生巨大的社会隐患。
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解放了的劳动生产力不相协调的，是明显落后的乡村治理：
走向二、三产化的农民，沿用的仍然是一产的治理结构，除了少部分发达地区，依然以生产队为基础单位，虽然它早已不再生产；
支书、主任、会计、妇女、治保主任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也难以带动乡村发展；
由于农业税费早已免除，至县乡政府，不但不靠三农吃饭，还得应付越来越“聪明”的农民上访——没有利益，只有责任和压力，无论感情还是理性决策，恐怕都在促使基层政府疏远三农；
及至城市及打工所在地政府，鉴于外来民工并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除了“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不能出事”的基本要求，并没有组织、帮助、带动农民工的感情和立场……
缺乏组织、引导、提升，放任自流，解放出来的劳动生产力，何尝不是离了枝的落叶，被风吹到哪里算哪里。
再看另一大生产要素——土地。土地问题虽重要，但并不关键和紧急，却被许多地方倾注了过多精力。
由分到合、严格规范是当前许多地方土地政策的导向。但依靠行政推动，花大力气集中起来，走二产化规模运作的“现代农业”，其“现代”弊端也日益凸显：如滥用农药化肥、转基因技术，破坏水土、“芯片”安全，降低食品安全、导致供需失衡（低质量供给太多、自然有机的高质量供给不足）等等。
在工业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农业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一味集中，一味求规模、求产量，也是对土地生产力的一种浪费。同时，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本来就降低，尤其是非平原地区集中生产的推动，客观上也加重了零散土地的大量抛荒，使得土地生产力出现再次浪费！
从世界范围内看，鉴于地理、人口数量、历史的不同，无论是美式“盎格鲁-撒克逊式”大农场模式，欧洲“莱茵式”中等农场模式，其规模化、二产化之路，都不太适合东亚各国的小农模式。
日本、中国台湾的小农经营为何能实现现代化？并非因为土地规模化，而是走精品化、市场化、农会组织化的生产、运营，反而更值得占大陆国土大部分的非平原地区的乡村借鉴。
顺应时代未尝不对，但牵涉到亿万民众未来发展的改革，不可以没有时代精神！社会治理思维也不应局限于现在，更不能停留在过去，更须面向未来：
从一产解放出来的农民，最关心和急需的并非土地。能否帮助他们更好地走向二产或三产？
作为留守土地的专业种植户，在确保红线的基础上，是否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市场化调整的灵活空间？
作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解放农民创造性的举措，是否可以将政府补贴花一部分去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而不是过量搞乡村亮化，或者拿公众的钱过量补贴给少数人搞“现代农业示范园”？
因此，当前时期，宏大的土地问题大可以放一放。在确保政策底线的情况下，终端的土地政策也大可以放一些空间，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对象（如笔者在《一座北方小山村里的中国命运》中小结的不同类型村庄），给予土地生产力更多的解放。
乡村基层治理与土地，无论何时都是国之根本，但重要不等于固守。由于乡村始终处于半现代化、半市场化，乃至半开放半封闭状态，政策、法规、民情、风险不确定，社会资本、社会团体亦不敢轻易进入。内力不足，外力欠缺，乡村经济发展总体上缺乏引导，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粗放状态。
随着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农跨越“半现代化陷阱”的需求，对基层治理的改革，对土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并非动摇国本，反而是社会主义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乡村振兴、巩固国本所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
工业、金融、房地产、城市化的改革往往备受瞩目。但历史无数次证明，时代的改革及大发展，往往由三农领域发起。今天，我国正进入一个复兴与崛起的新时代，三农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引起各界合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