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污蔑为汉奸,死前在照片后留下一首预言诗,百年后竟句句应验

张沪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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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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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壹号风云档案

有哲人曾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人海茫茫,能跟上时代步点之人可谓少时又少,具有超越时代眼光之人更是寥寥无几,而故步自封、闭目塞听的庸人、蠢人在每个时代都“永不缺货”。

正所谓“劣币淘汰良币”,凡是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人,必然要走一条不受人理解的孤独之路,总免不了被每个时代的愚人、蠢人攻击、嘲笑,最终不得不在众人唾骂中抑郁而终,而晚清湖南籍学者郭嵩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正所谓惟楚有才,而郭嵩焘正是晚清湖湘士子中的一员,与曾国藩等大儒是好友。

和沉溺于孔孟经典、不修实务的腐儒不同,郭嵩焘讲究经世致用。

在郭嵩焘壮年之时,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而中华帝国的首都,头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攻破,可谓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对于当时的儒生、清流来说,“外国”是一个复杂的名词。

对于“外国”,他们既蔑视又惧怕。

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尽善尽美,根本不需要学习西方。

然而当中国被西方击溃时,又自暴自弃,说中国人学不来西方的“妖异左道”之学。

他们宁愿掩耳盗铃,沉浸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

然而郭嵩焘却不一样,他到处搜集有关于西方的书籍,比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

当时,晚清各阶层都倡导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中体西用”,保持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只学西方的器物。

对于这种流行的学说,郭嵩焘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光学习器物是于事无补的。

他曾在《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中写道:

窃谓西洋立国, 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贾。

造船制器, 相辅以益其强, 又之节也。”

在他看来,西洋列国之所以强大,其本源在于其“朝廷政教”,也就是政治体制,而末在于商贾。

至于战舰和火器,更是末中之末,是为辅助前两者而存在的。

郭嵩焘的说法冲击力极大,让朝野士子皆惊骇不已,由此郭嵩焘开启了他的“汉奸”之路。

郭嵩焘真正成为汉奸,还要从他的“使英之旅”说起。

1875年,云南百姓打死了一个英国殖民者。

英国人勒令中国必须派一位要员前往英国道歉,否则开战。

选来选去,最终朝廷选了郭嵩焘。

在当时人看来,天朝上国竟然要去西洋蛮夷那里谢罪,简直是奇耻大辱,换谁都不愿意去。

然而郭嵩焘则不然,他斩钉截铁地说:“数万里程途避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郭嵩焘之所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是因为他想亲眼看看,英国何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对于郭嵩焘的选择,同僚、同乡们皆唾骂不已,说郭嵩焘是丧权辱国、大汉奸。

湖南士子皆视他为“湘人之耻”,要开除他的省籍。

同时还有人在他家的门口题了首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直接开除了郭嵩焘的国籍,把他变成了“精神英国人”。

面对唾骂,郭嵩焘只是呵呵一笑,仍然执意西行。

到了英国,郭嵩焘简直大开眼界。

在中国人的偏见里,外夷都是不通礼义的蛮夷。

但到了英国,却发现当地人彬彬有礼,对其礼遇备至,他感叹道:“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同时,郭嵩焘还注意到英国法度严明而公正,即使罪犯也得到很好的对待,不逼供、不叱骂,每日两餐,有鱼有肉,比中国普通百姓还吃得好。

当然,更让郭嵩焘惊奇的,还是英国的议会制度。

他曾在自己的《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他曾说,英国君主并非尧舜那样的圣人之君,臣子也不是伊尹、周公那样的圣人之臣,但优良的制度却能让英国政通人和,成为世界第一。

而中国政治仰仗于圣人的出现,一旦没有圣人,便百弊丛生。

因此在郭嵩焘看来,西洋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乃是最不坏的制度。

毕竟圣人的出现是概率性问题,试问周公、管仲、诸葛亮这样的“圣人”,历史上出了几个?

去往英国期间,郭嵩焘写了两万字的日记,并被命名为《使西纪程》,由总理衙门刊印。

郭嵩焘原本满怀信心,希望能够开启国人之智。

然而中国愚人、妄人之愚蠢和狂妄远超他的想象。

除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少数人,几乎所有人都在攻击郭嵩焘。

有人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想让中国当英国的臣子;有人说郭嵩焘黄皮白心,应该将他的“毒书”全部烧光。

还有人拿直隶省旱灾来说事,要学习西汉惯例——“天灾策免三公”,要把郭嵩焘撤职。

而郭嵩焘的随行人员——刘锡鸿也“及时”列出他的三条卖国罪状:1.郭嵩焘游览英国炮台时,竟接受英国人披在身上的寒衣。

在他看来,即使冻死也不能披英人之衣;

2.郭嵩焘见巴西国王来访,竟起身向他致敬,天朝官员曾能向小国主敬礼?

3.郭嵩焘学习英语,听交响乐,学蛮夷行为,以夷变夏……

众口铄金,郭嵩焘在众人的攻击下被迫去职,最终郁郁而终。

有人曾让他改悔,不再倡导洋务,然而他却说:“不倡导不行?不谈洋务,何以保国?”

郭嵩焘的壮烈和不屈服不禁让我想起了不容于世俗的屈原。

在死前,他在自己照片后留下了两句预言诗:“流传百代千令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如今百年过去了,往日攻击郭嵩焘的“清流”已经成了笑柄,而郭嵩焘却成了开眼看世界的大人杰,可谓是维新革命之先知。

他的预言已经应验,他的功业已经为百年后的今人所肯定。

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斯人虽已逝,但郭嵩焘的警世之言却仍犹在耳边,时时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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