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夏朝大禹建功与去世实为一地，涂山与会稽山实为一山
（作者：赵辉）作为夏文化研究重点的夏王朝与夏后氏族，至今仍是我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未解之谜。“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王帛者万国”的涂山，无疑在夏文化研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开启夏文化研究的钥匙。
会稽山相传是大禹去世的地方，大禹在会稽山召开南方诸侯聚会，因为防风氏族首领防风氏迟到而被大禹所杀。大禹也不幸去世于会稽山，会稽山也成为研究大禹文化极为重要的地方。
虽然涂山与会稽山是夏朝的奠定者大禹建功立业与去世的地方，但在夏文化研究中，涂山与会稽山的地位却并不重要，以致造成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夏文化研究与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研究，出现各说各话的尴尬情况。以考古学的夏文化研究成果对应不了中国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历史，成为一些人怀疑否定中国夏朝历史的口实，更产生了中国夏朝为埃及历史的奇谈怪论。
浙江会稽山
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不可回避的事实，“禹娶涂山”“禹会涂山”“夏之兴也以涂山”被反复记载于中国各种文献典籍中，使得大禹、夏王朝、涂山成为夏文化研究的基石。虽然全国有许多以涂山命名的地方，但真正能与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产生必然联系的，只有位于淮河中游的涂山。各种文献典籍记载都把大禹治水、禹会诸侯的地点，指向淮河涂山。其中，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对此记载与论述尤为详细。
《水经注淮水》：淮水自莫邪山，东北径马头城北，魏马头郡治也，故当涂县之故城也。《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地理志》曰：当涂，侯国也。魏不害以图守尉，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汉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东北，濠水注之，水出莫邪山东北溪。溪水西北引渎，径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经》所谓蒗渠也。淮之西有平阿县故城，王莽之平宁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为侯国。《郡国志》曰：平阿县有涂山。淮出于荆山之左，当涂之右，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涛北注也。《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大夫对孟孙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王帛者万国。杜预曰：涂山在寿春东北，非也。余按《国语》曰：吴伐楚，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聘，且问之。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专车，此为大也。盖丘明亲承圣旨，录为实证矣。又案刘向《说苑。辨物》，王肃之叙孔子什二世孙孔猛所出先人书《家语》，并出此事，故涂山有会稽之名。考校群韦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淮水于荆山北，涡水自南注之，又东北径沛郡义城县东。司马彪曰：后隶九江也。
这是一段极具地理、历史内涵的文献记载，不同于现今流行的三国时期吴国版的《国语》。对防风氏被杀的地点记述，其本质区别在于：吴国版的记载为吴伐越时期，而《水经注》中转述的是吴伐楚时期，两者分别记述的是越国的会稽山和吴楚之间的淮河涂山。
郦道元之所以如此记述，说明郦道元所看的《国语》记述的是为“吴伐楚”，而不是“吴伐越”。当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到淮河涂山时，特别记述了《国语》的记载，并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并不是《国语》记载的“吴伐楚”会稽山，怀疑这是一个错误。但郦道元所见的《国语》却是明确记载的是“吴伐楚”。
但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国语》却更加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吴伐越”一改，会稽山就成为吴国地区的历史文化名胜，为吴国创造了一个历史文化。
历史上吴国先后征伐了越国与楚国，征伐越国的结局就是产生了越国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征伐楚国的结局就是产生了伍子胥“掘墓鞭尸”楚王的典故。吴伐越与吴伐楚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事件，所涉及都是让人如雷贯耳的中国历史名人，如伍子胥、军事家孙子等，后续发展的历史故事更是精彩纷呈。
“故涂山有会稽之名”是《水经注》中的一个明确描述，也是郦道元的观点。郦道元作为一个记述全国河流的学者，是没有个人地域历史倾向性的，只是把个人的所知、所识、所见忠实地记录在相应的山川河流位置。《水经注》不是记录历史，只是记录山川水文，其包含的历史更容易避开当权者对历史的篡改。这在“故涂山有会稽之名”“吴伐楚”等历史上的真实性，更为重要，为我们澄清历史提供了难得文献。
长期以来，会稽山都被认为在江南地区，大禹去世于江南地区，防风氏被杀于江南地区。但在涂山脚下、淮河岸边却保存有完整的防风塚；防风氏为大禹外甥，为大禹治水立下汗马功劳，因全力治水而耽误了赶往涂山参加氏族部落聚会，被大禹执法不避亲而依法严惩的故事，在淮河涂山当地是广为流传。
宋词大诗人苏轼在游历淮河涂山时，留下了记录丰富历史的《濠州七绝.涂山》（苏轼自注：下有鲧庙，山前有禹会村）
川销攴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
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
涂山防风塚位于涂山脚下的淮河曹（巢）洲湾上，相传，无论淮河洪水如何上涨都淹没不了防风塚，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一处见证。
在涂山北二十公里处的四方湖古城东，有一古墓，被当地人称为汪坟。在解放前，每隔三五年都有外地的汪氏后人前来祭奠，解放后再也就没人过来祭扫。在上世纪六七年代的平坟运动中，高大的汪坟也被挖掘平整，消失于历史中，只留下一块风化严重、失去碑文的墓碑。从墓碑的材质来看，却又不似当地的花岗岩石，让人浮想翩翩。
当大禹与防风氏为华夏先民的生存发展，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为华夏文化的形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若干年后，作为华夏后人的我们，却寻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让他们的历史与功绩消失于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之中，不能不说，这是一件让华夏民族悲哀的事情。对此，大词人苏辙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和子瞻濠州七绝涂山》
娶妇山中不肯留，会朝山下万诸侯。
古人辛苦今谁信，只见清淮入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