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钢勤新作《惯犯》:惯犯偷南瓜为啥栽了?原来主人用了妙招

惯 犯
一提起他,我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怜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虽说这样,然他却似乎又是别一种的“不幸”与“不争”。他相比于阿Q起码是不缺女人——老的、少的,村里村外,生冷不忌,这辈子他不知作践过多少。不过这实在怨不着他,因为一般都是送货上门,即使是他公开讲述自己二人的世界,女方也绝对不会反恼而找他后账,而那些女人们似乎能得到他的一次宠幸,是非常值得骄傲一生的事情,难怪从他床上下来的那些人个个都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他生于1939年,卒于2019年,享年81岁。终其一生,则可用二字加以概括,一是“偷”——因女人而偷;二是“败——因女人而败”。
据长辈人说:“他是个遗腹子”。1939年日本人第一次打进我村,其父被射杀在他大门外。
他的母亲虽已有两个女儿,为给老刘家留下这根独苗并未再嫁。不久他呱呱坠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她的母亲饱经风霜拖领着三个孩子,尤其是对这个男孩更是百般呵护,生怕出什么意外,那样就对不住刘府的列祖列宗了。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终于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他和他的母亲一样,高挑个儿,长方脸儿,重眼皮儿,虽不说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白白净净,从少时起也表现出十足的英俊。
因自幼娇生惯养,两个姐姐在母亲的恶斥下,宠出他一个说一不二的毛病。“只要他没病没火儿,不偷不抢,不行凶作恶,就随他去吧”她的母亲常对他的两个姐姐也这样说。
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家所谓的地主,也不过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小康户而已。除了拥有一部分土地,每年须雇几个长工,农忙季节临时觅几个短工,再就是他拥有一座砖镶门窗的四合院。大门为砖拱券,实踏扫地木质扇,门外生长一颗两搂粗的老槐树,浓密的树荫下按一盘经年的石碾。
下河沟在他家的地界儿上,并排野生着两颗核桃树,大约和他的年龄相仿,当他学会使用镰、斧时,便年年“科股修剪”。此地可能环境正好适合其生长,或土厚或水美,亦或是急于超越两岸享受够足阳光的缘故,等晃开枝梢后,便开始疯长。
十几年之过去,墨绿色的树冠和其周边的杨柳树一样,也从十几米的沟底仰过了岸头。这两颗核桃树一大一小,大的一颗树头从树脖处向四个方向正端端伸出四个过股。对于村外不知情的人而言,混杂在“细皮嫩肉”的杨树丛中,量谁也根本无法辨认不出是两颗核桃树。以至于到后来的生产队时,队长也不敢派人上树打核桃。他其实也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心插柳,是任着自己的性子想当然地造就了这一方独一无二的景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歪打正着的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树长,人也长。尚未成年,他便人高马大,且有一身使不尽的气力。好在他的另一优势就是聪明好学,因家里没有男人,在两个姐姐的劝说下,他不得不早早的就学会了犁搂锄耙。这样一来二去,早早地便掌握一手好农活儿。
我家是文化大革命之初的1967年才迁入该村的。那时他二十八九岁(已和东边某县一女人并婚。直到70年代末,那女人的儿子听说被军校录取,怕给儿子丢脸才返回原籍),第一次见到他时,头上系着一条印着两道粉红色的白羊肚毛巾,他一笑,浅浅地两个酒窝儿分外得体,此时,便露出当时十分时髦的镶在左虎牙上闪闪发光的金壳儿。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善可亲又可近的。
不知哪一天,仅有的几个玩伴儿,在一起逐个儿评品长辈人时,轮到他我便抢先肯定道“还是不错的,起码他不愚弄小孩儿们”。
“不错个球”一玩伴不以为然地马上反驳我道:“他就是个贼,不少偷人家的东西……”
我对玩伴儿的判定很是意外,令我难以接受。但很快他的贼性就得到了应验,让我领教了。
那年春上,雨水特别调匀,父亲仅南瓜就栽了100多笨,生长也特别强势,坐胎儿也多,除了嫩瓜可以满足早晚煮稀饭,还预留下了瓜形好,长势健康的老南瓜,备以冬季食用。因父亲种的瓜分外惹人注目,谁见谁稀罕,就有意无意间,在百十多个预留的瓜上分别刻上了记号,或错号,或对号,或井字,或十字。当白露前一天去收获时,老嫩竟没了个净光。。
父亲当下气得脸都黄了“这是一家冬季的口粮,是谁这么狠心,偷了个老嫩不留,给我丢几个也行啊”。
父亲停站儿没打,直接奔向有大食堂的几个机关单位,公社、五矿队都没有,最后在中学找到了。
事务长帮着查看了账本,“不错,是昨天才上的帐。”伙夫们也帮着父亲竭尽回忆描述着那卖瓜人的形象,七嘴八舌地都说“实在不像个贼样儿”,父亲心里彻底明白这个人是谁了,嘱咐伙夫们“给我留个证据……”憋着一肚子火,扭头直奔他家而去。
“南瓜呀?”他被父亲劈头盖脑的一声斥责,就问了个双手抱头就地蹲下,他飘了父亲一眼发怵地答道:“卖到中学了。”
“我一家就指望着这百把个老南瓜过冬,你真下般得……”他听着父亲的数落,装起一袋旱烟慢慢地吸着,用来缓解打发尴尬的处境。事情已经做就了,父亲也觉得太难堪,准备起身走开时,他也马上站起来:“事儿做脱把了,这样吧,明早你等着,把我的南瓜全部摘回还你吧!”父亲头也不回,边走便反问他道:“你去哪里能摘200多个老南瓜?”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不好意思直接面对他,就让我在家候着。起五更就干活去了。就在我给母亲帮灶的时候,他趟着两腿露水,挑着一担南瓜进了我家。不声不响……唯恐惊动了我娘俩儿。一会儿又担来一担。他仍就不说话,蹲在箩头旁心神不定地一袋接着一袋地抽烟。不知等了多久,父亲扛着撅头回来了,见他还没走,也找不到话头。还是他打破了僵局,他似乎十分气恼,忽地起身,用教训的口气对我父亲说:“说好的早早的我来还南瓜,让你等着,你你……你咋说话不算数你……”
父亲哭笑不得。他不以为然地说:“就这些了,过过秤也不够”。
“你再往回拾几个吧,眼看过秋天了,也得有些菜蔬煮煮”父亲没有好气地对他说。
他也很干脆:“不用了,你家孩子多,俺光蛋俩大人,咋也好樵连”。
父亲毫不留情地回他道:“你起意下手的时候要这样想,不就没这回事了。”
他干干地咽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神探。老人言说:贼不打三年自招。后来他对别人说:“一年偷的没数,就那次偷人家南瓜失手了。”
他是这样说,他失手可不止一次。大约二年之后的一个秋天,他又因掐了生产队的谷穗而案发。
因其是惯犯,又下手这么狠,队长第一感觉就捉准是他干的,结果火呛呛地从他家收了出来。事实面前他只得低头认罪。大队得知情况后,决定让他在大队所在地趁着午饭时刻街上饭市人多,让其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那天,他和他的“老婆”各人挎着一包谷穗,一人戳着大锣,一人拍着小铙,上中下三道街——“咣——咣——咣……” “嚓——嚓——嚓……”游了个遍,口里还得不停地大声喊道“我偷了谷穗了,都不要向我学习,我不要脸……”
此事发生后,村民老少也都觉得没了脸气。他的同辈人在劳动间隙也都数落过他,开始时都还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有的私下里偷着训。因他的“不要脸”,后来也便都无所顾忌,干脆当众就教训起来。
“三四十的人了,你还出门不出门?”
他脸不变色心不跳,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无恙的笑意。
“脸皮的真厚,你不出门,俺都不出门了?”
“你就不嫌丢人,不嫌败兴?”
“你就不能改改这个摸摸踅踅的毛病?”
“怕是改不了了”他若无其事回答说:“有时想起来,也想改改,一到晚上,我就心神不定,手就发痒,有时躺倒了,也还得再起来”
三队长全廷一听,怒不可遏猛地站起,抡起手中的蹶锄,比划着就要向他的头上砸去的样子,“唉——你要不是个壮劳力,俺真想一蹶钉死在你这儿”三队长咬牙切齿对他说。
“改不了,你就那样偷去吧……”
“游街俺也替不了你,丢人的不是俺,败兴的也不是俺。”
三队长气了又笑,笑了又气“手以后发痒了,就准备块儿砖,一痒痒你就在上面磨,使劲儿的磨……”
不久,附近北山村要找一个放羊的,为增加生产队收入,经队长批准“惯犯”去了,这是他自幼练就的拿手好戏。没出半年,村上的几个娘们就又离不开她了,为了鼓励她们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不惜铤而走险,“故伎重演”,谁也没有想到在一天夜里,他竟敢宰杀人家队上的一只肥羊。就在开始的几天,那几个和他有染的娘们,天天集中在他的住处叽哩嘎啦,打情卖俏喝羊汤,有时还吃顿羊肉饺子。大约是都要吃腻了,他便开始给她们分羊肉。因分赃不均,产生分歧,在好与赖,多与少上开始公开计较起来,同样的付出,当然谁也不让谁。其中的两个气之不过,呶着嘴火急急的甩着手走了。临走时还放下一句话:“俺还去派出所告你——杀了队上的羊,等着瞧!”
“惯犯”这下傻眼了,他心慌意乱的厉害,他明白问题严重了。星夜拿起行李就逃往山西方向去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是个大活人。此风一传,为了不减少损失,俺队上派员去要人,北山村人什么都清楚——毕竟他是个人,不是只羊,都是那几个娘们惹的祸,好歹把工资一天不少的给结算了。那两个甩手走开的娘们,肉也没拿走,一听说人都没了,也悄悄的没敢报案——弄了个倒扯皮。时间一长这事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
又一年后,“惯犯”的母亲,突然病危,他总得回来尽孝尽孝吧!没办法,只好队里派人出去找。找来找去,五天后在山西廖无人烟的一条黑山沟里才终于把他找到。
这次回来“安定”了近二年。一天,有人发现东沟没了一颗楸树,当下有人就没过脑子地脱口就说出了他的名字——除了他没人干出这样的事。
队长直接见他,开门见山:“你把树处理到那儿了?”
他很吃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也不要再跑了,悄悄拿出做个了断算了,队上和你耗不起。”队长说。
“不跑了,我服你了,好几次就像你在后面跟着”他无奈地笑笑。
上世纪60年代末就卖了南屋,赵根顺家与他家并排,是三面房,没有北屋,买下他的三间南屋正好扭作北屋,凑了个方圆。
70年代中期,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缸箱瓦什,锅碗瓢盆,后来是房子。全村都埋在鼓里,谁也不知他又起什么调子。人们不解地问:“不过了?”他笑笑回答也十分爽快“不过了!”
因其埋的很深,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不多日,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就祸拍了个精光。最后一件是没人要的小瓦缸儿,他抱着来到门外大堰边向上一抛,飞起一脚踢了个粉碎。当他扭头大步流星地返回时,像迎面碰上个钉子似的,他朝我笑笑,自语道:“这儿已不是我家了。”说罢头也没回,伸开两只有力的大手,拍了拍上衣的前襟,招呼也没打,一溜烟不知了去向。
1982年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树木、牲畜都按人口下放,农具、房子等财产也通过竟价都卖了,仿佛只有一夜间,集体经济土崩瓦解。原队长最后召开一次社员大会专门讨论他的问题,决定把他找回来,经领起属于他的那份产业。
因毫无音讯,这次远差肯定又是出力不讨好的事,谁都能随便找个理由推委,作为一队之长,他仍就抱着向每一个社员负责的态度没有推脱。
碍着队长的面子,联系了另一人徒步启程。他二人分析:他除了一身力气,没有什么手艺,要说有,肯定是干他的老本行——放羊。他俩一路边走边分析,逢村就打听。数天后他俩幸运地得知:在山西黎城县石梁镇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果不其然,他同羊群已经出坡,队长二人喜出望外,又不辞辛苦找到山上。见面时,他还准备拔腿就跑,队长把他喊住:“站住!这么大一群羊丢了,你怎么给人家交代?”
“我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他心惊胆战的停下问。
“你哪天不犯事?”另一人恨铁不成钢的反问道。
他见二位来人并无恶意,就都席地坐在山坡上,队长二人赶紧把鞋脱下来,凉着脚上磨起的血泡。
“你真陶力,给你一样我……”跟着队长的那人说话间顺手抓起一只鞋,照着他的脸咬着牙“唉——”长叹一声“俺真想从你脸上抽两鞋”
……
“跟你都回去也行,就是连个窝灶都没了”
“你可踢踏了呀,就是一个不蹬底”
“不怕,总不让你漫地撂个子”
晚上,三个人一起找到村上的领导,说明来意,石梁家被此举深深地感动了,同情达理地当晚解除“合同”,第二天抄近路返了回来。
数年不见,人们都对他都表现出十足的热情,而他却受宠若惊像举了官衣锦还乡似的强壮着精神,礼貌地回敬者众乡亲。
“还走不?”
“老了,还往哪里走,再走就回不来了,哪儿也不比咱家里好”他放声笑笑对乡亲们说。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解散了,一群羊也溅卖了,队委会商定安排他在空着的三间羊圈暂时安顿下来。征求他意见时,他十分满意:“先有个遮风挡雨地方就行,日子长着呢,以后慢慢来。”
他也还算争气。那几年采矿业正吃香,狂挖滥采蒸蒸日上。因他是出了名的好劳力,第二天,他就被一个个体矿队录用。
因那时蓄力缺乏,几家合养一匹马一头驴或一条骡子,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为不耽误农时,他白天挖矿上班,晚上点着小马灯儿爿地,除了他分得的3亩耕地外,他还开荒
种植。就这样,他一年就收获了个钵满盆满,钱挣了个大几千,仅谷子就打了24布袋。如果按人均计算,他已从一个纯无产者蜕变成为全村首个暴发户。人们无不佩服他,都说他学好了!
有钱了,出手就阔绰了。他想改善提高一下自己生活质量,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于是,他买了许多布匹,将四面墙壁和幔子全部做了装修,又置办了一套桌椅,一个席梦思床垫和一套音响设备,同时又从个户手中买下了那3间羊圈。
第一个春节仅猪肉就买了一扇。
人们开玩笑地问他:“不过了?”
他轻轻一笑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过了!”
“趁还能动弹,积攒个余不捻,防个老,一旦有个疾病陡灾……”说者见他翻了脸,就没再继续说下去。当那说者自讨无趣地赶紧走开时,他反着白眼恶恨恨地反驳道:“数你会过了?不少乏侃你姥爷蛋!”
他,闹大了,好赖话都分不清了。除了上班,只要在家就放着他的高音喇叭,全部是古装戏,聒噪得四邻不得安宁,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休息,特别是家里有病人的更是讨厌和反感,都对他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我行我素,谁的的话他都当成耳旁风。直到后来不时兴这玩意儿了,才烂成了一堆垃圾了事。
他为了方便女人们起早摸黑的进出方便,他突发奇想,幻想创新传统的生存模式,搬到离村数里外的野地里居住——在他的责任田附近的向阳仡佬,挑了一条深宽高两米见方的土壕,封了顶,装了门搬出村去。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何因,他的一条腿跌骨折了,老长时间丢不开拐杖,后来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
有人去探望过,关心地问他:“不能光图你方便,有个头疼脑热三灾病难的,怎么办?谁给你一口水喝?死到这里也无人知道。”
一年多后,晚上点着的蜡烛燃尽,一火又烧了个精光,他在大火中险些被熏成烤鸭,头发眉毛都燎完了,赤身裸体地跑回了家。
有人问他“还生法儿不了?”
“再也不了”他心有余悸地摇摇头回答。
那一年,他符合五保条件,办了个五保。乡里大队所有干部,谁都知道几保也不够他给娘们儿,可这个理由又摆不到桌面上,只得给他办了手续。
他成了五保户后,较之前又嚣张了许多——到处锯树。无论是柿树还是核桃树,家里的劈柴10年也烧不完,也许是为老来做些准备。有的随他便,有的也不让他,以质论价让他赔偿,他也哑口无言。
几年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需要有人照顾了。因为是五保户嘛,大队有责任经管,三天两头捅掐支书,少不随意,就给上级打电话反映,闹的大队干部摸不着北,光他一个人的事也忙不过来。
开始一听到我大门响动,就知道我回来了,他备了两担水桶,给他送两担水。后来桶都送不来了,我上去打照他,发现我不在家时,他就接用房上的雨水吃。这水色质泛黄,里面还有许多会跳动的小生物。
这生活还怎么过?大队只好把他送到了养老院。而在养老院他也是个“不法分子”,他倒没有侵犯过老太太们,就是不讲卫生。头发既不理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也不换,一身污臭逼得人无法靠近,服务人员带着口罩手套去强扒他的衣服,他就给给人家吵闹干仗。
养老院通知大队把人领回去,大队哪里肯答应“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交代给你们!”
支书推脱说:“忙忙这几天,我再到哪里给他做做工作。”
支书其实也常去探望他,但每次他都麻烦不断。三天想去看看他姐姐,两天想去照照某干儿。有一天他非想要支书用车拉上他绕城逛逛,支书无奈,只得摇下车门玻璃绕城观光赏景。沿途见什么买什么,一会儿吃香蕉,一回儿苹果,一回儿吃葡萄,一回儿吃西瓜。
支书提醒他:“我不是不想再给你卖了,我是说乱七八糟的吃上一肚子,拉肚子怎么办?”
最不像话的是他开始不上厕所了,干脆就往床上或被窝里屙屎尿。同室的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纷纷要求搬出。
养老院再次给村支书通电:“俺不要你一分钱,你快些把他领回去,就烧高香了,行不行?好兄弟了!” 支书才不上她的当呢。
不久,“惯犯”脑梗了,养老院算是开脱了,但医院不能不接受病人吧——再臭气熏天也应该照收不误。就在从养老院床上起身时“咯嘣”一声,不知是身上折断了那一根骨头,“惯犯”彻彻底底真真实实动弹不了了。本来支书用自己的车就能送过去,这一下还得要个120过来。
这院一住就是40多天。40多天里他只输了一天液,就能下地行走了。第二天医生查房十分意外。护士把药匹配好后,就要给他吊瓶,却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他好了。好几次护士把液给他输上,护士一出门,他就自己把针给拔了。
出院后,养老院是回不去了,回家成了唯一的出路。大队专门固定了人员护理他。得知他出院了,我回家去看望他,他已变得十分干净,但已经很瘦,躺在床上。见到我欲坐起被护理人员制止,我上前一步他攥住我的手说:“咱村就你这一个好人!”听了他的话我很不自在。护理人开玩笑地反问他:“就他一个好人,其他人难道都是坏人?”我们都笑笑了。
其实,当着每一位前来看望他的人,他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咱村就你这一个好人!”
不知何因。
月余后,听说他过世了,我第一时间赶回去,20几年的上下院儿老邻居吗,有好也有赖,他是长辈人,我有义务回去帮他最后一次忙。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急匆匆地一边走,一边想——他在许多方面我还是敬佩的,尤其是在农业劳动方面,他那压倒一切困难的气魄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曹钢琴  2021年4月26日 草成于鹿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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