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玩伴闰土:57岁病逝,留下五子,如今后代现状让人感叹

“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这段话描写的,正是所有“八零九零”都最为熟悉的课文《少年闰土》里闰土的形象。鲁迅对闰土的偏爱,在这篇文章里也体现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如果要问鲁迅最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个人物,那答案无疑只能是“闰土”。这除了因为闰土身上具有的各种优良品质外, 还因为:闰土曾是鲁迅儿时最好的玩伴。
闰土形象
闰土虽是鲁迅最好的“玩伴”,但他的地位却和鲁迅相差极大,用今天的话说:两人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当时,鲁迅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周家大少爷,而闰土则是周家忙月(过年过节帮忙的工人)的长子。
闰土本不叫闰土,他的本名叫章闰水,如其他“名里带土”的人一样,闰土命里也缺土。或许是闰土父亲章福庆怕闰土养不好的缘故,本不富裕的他们竟还弄了个银圈戴在了闰土的脖子上。
鲁迅一看到这个银圈子就知道闰土在家里是极得宠的,所以,他在文章里说:
“(他)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闰土那在周家做工的父亲当真很爱闰土,所以,在周家做工时,章福庆经常会和少东家鲁迅说起自己的儿子。久而久之,鲁迅便对这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了莫名的亲切感。
同那个年代很多的穷苦人家孩子一样,闰土的父母经常在城里做活,而作为孩子的他则留守在农村。
闰土第一次来城里,便是为了来周家。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奇异的经历。但他来周家,并非来做客,也不是单纯看父母,而是来“帮工”。
原来,当时的周家正筹备一场大祭祀,而这祭祀,根据鲁迅在《少年闰土》里的说法“乃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
鲁迅
既是三十多年才轮一回的大祭祀,自然需要“大筹备”,自然地,周府这时候就非常需要人手。作为周家“忙月”的章福庆便在见府里忙不过来时提出“让自己儿子闰土过来管祭器”。
章福庆提出让儿子帮忙的要求后,鲁迅父亲周伯宜想了想后便答应了。周伯宜答应让一个孩子“管祭器”,多是因为他对一直在自己府上帮忙的章福庆有极大的信任和偏爱。
实际上,当时的章福庆并不仅仅是周家的“忙月”,他经常充当周家管家替周家处理收租事宜。从此也可看出周家对闰土一家的信任。
周伯宜答应了章福庆的要求后,鲁迅高兴极了,他开始日日期盼着闰土的到来。
盼星星盼月亮盼过来的“闰土”果然没让鲁迅失望,他给鲁迅带来了一个和自己平日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以前终日只知读书的鲁迅简直惊呆了。所以,在闰土给鲁迅讲完海边拾贝壳、西瓜地里钢叉叉猹等等新奇事后,鲁迅忍不住感叹: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闰土与鲁迅
除了和长妈妈一样给鲁迅讲新奇事儿外,打小在农村长大的闰土还会跟鲁迅讲自己在农村的各种生活,比如,雪地里捕鸟一类的。每每这时,鲁迅总听得入神,对他而言,闰土口中的“稻鸡、角鸡、鹁(bó)鸪(gū)、蓝背、青蛙似两只脚的鱼”等组成的,无疑是一个奇幻的世界。
鲁迅太喜欢那个奇幻世界了,以至于他忍不住叹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一朋友所不知道的。”
因为太喜欢闰土,正月过去,他必须回家去时,鲁迅还急得大哭,因为舍不得少爷鲁迅,闰土也躲在厨房呜呜呜地哭。
闰土终究要回到自己所在的农村,而鲁迅也终究要回到书屋读书,他们终究在这次短暂交集后“各归各位”了。
此后,他们虽相互给彼此寄过一次礼物,但他们的命运注定已是“平行线”了。
两人分开后,闰土这个深受鲁迅影响的孩子曾和父母提及过“上学”。根据史料记载,闰土父亲章福庆当时同意了让闰土上学的要求,而从当时闰土一家的经济条件来看,供闰土上学似乎也并非难事。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决定后不久,就在闰土满怀期待地准备上学时:他的父亲章福庆病倒了。
几乎在同时,鲁迅所在的周家也遭难了,先是他的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后是他的父亲周伯宜抱重病,自此,周家家道中落,全家不得已避难乡下。
青少年鲁迅
如此一来,周家自然也就不需要帮工了,原本可以继承父亲前往周家做工的闰土也不得已只能另寻出路。
闰土的父亲几时去世已经不得而知了,世人只知,如鲁迅父亲去世后鲁迅得扛起周家一样,章福庆去世后,闰土也不得已扛起了章家。
以此看,闰土与鲁迅在命运上实是极其相似。
所不同的是,后来的鲁迅通过不断求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后来还靠写作成为了一代文豪。而闰土的命运则要坎坷得多——
给章福庆办完丧事后,闰土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为了能活下去,他不得不拼命做工。随着孩子的越来越多,闰土的负担也便越来越重了。
常年不断地辛苦劳作,压弯了他的脊背,父亲死后,他所有的人生便只剩下了:挑土、摇船、下地、养家。此后,“西瓜地里钢叉叉猹,海边捡贝壳,雪地里捕鸟……”等等这些,都成了他的前尘往事一般的存在。
闰土学会了抽烟,只有抽烟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是活过的。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闰土抽的烟总是那种次得不能再次的。
1919年,鲁迅再次见到了闰土,此时的闰土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闰土了。闰土先前紫色的圆脸被“灰黄脸”取代,他眼睛也变成了和昔日父亲一样的肿胀通红样。见面那天,闰土头上戴了一顶破毡帽,身上则只穿了一件极薄的棉衣。这副打扮,一看便是乡里底层百姓的装扮。
而此时的鲁迅则一袭长衫,经由写作等,他依旧是这个社会的上层,一如当年。
此时的鲁迅和闰土都已人到中年,而此时距离他们分开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景。但再见时,两人之间隔着的显然已不仅是时间,而是各种说不出的东西。
闰土见了鲁迅显得很生分,这种生分绝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身份,鲁迅毕竟是个敏感的人,他怎会察觉不出闰土对自己的“生分”。
所以,鲁迅当时即便有许多话要说,可这些话也终究被“什么东西挡着似的,只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
闰土见着这样的鲁迅终于恭敬而分明地叫了一声“老爷”……
鲁迅在看到闰土后面的孩子水生时,才恍惚看到一些昔日“闰土”的影子。水生是闰土的第五个孩子了,而此时的鲁迅虽有原配朱安却一直未曾生下任何子嗣:他们终究是不一样了。
后来的鲁迅才知道,此时的闰土如他笔下那些穷苦人一样:苦到了极致了。因为孩子多加上收成不好,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闰土的苦,早刻在了脸上布满的皱纹和紧皱的眉头上了,闰土的苦,他自己形容不出,但他拿出烟管默默吸烟时,鲁迅却分明看到了。
这次见面,成了鲁迅和闰土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4年,浙江绍兴一场大旱将闰土推向了深渊。那段日子,上章家收租的人,比地里活着的禾苗还要多。
人都说“祸不单行”,偏偏此时,他的身体也垮了,因为一个背上的脓疮没及时医治(没钱)导致发炎,他最终竟被夺取了性命。
同在这一年,鲁迅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两年后,鲁迅也终随闰土而去了。
闰土去世几年后,他的长子章启生竟也因病去世了。而此时,闰土的孙子、章启生的儿子章贵年仅3岁。
父亲的早逝,让章贵不得已成了被寄养在叔叔家的苦孩子。此间,他只得依靠替人种地、放牛、做长工生活。
章贵
行到此,章贵的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和昔日祖辈完全一致的苦难画卷。
然而,命运就是这般奇特。就在世人以为章贵的命运将重蹈祖辈覆辙时,他的命运迎来了惊天逆转。
1953年,绍兴市政府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特地在鲁迅家乡建了一座鲁迅纪念馆。因着这个缘故,章贵竟从此走上了一条和祖辈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被请到了鲁迅纪念馆工作。
对于章贵而言,这份工作简直是“天赐”,被通知要去纪念馆工作时,他瞪着眼道:“我不识字啊!”听了他的话后,工作人员笑笑说:“识字的多了,但和你一样同鲁迅有这么深的渊源的,可没几个!”
听了这话后,章贵从似懂非懂地点了头。
“鲁迅纪念馆”是个处处彰显文化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不识字还真就不行。于是,章贵便在相关人员的安排下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了。
白天,他在纪念馆工作学习,晚上,他便在夜大学习文化知识。这个曾被闰土视为理想的“学文化”项目,到他的第三代时,终于被实现了。
章贵在写作
章贵是个吃过生活苦头的人,学知识这点苦对他而言自然算不得什么。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章贵日夜苦读。也是在学会了识文断字后,他才真正明白了章家和周家的渊源。于是,他对祖辈和鲁迅之间的故事便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人的命运就是这般奇特,就因为鲁迅小说的缘故,章贵及其家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后来,章贵还成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因为潜心研究鲁迅著作,他成了对鲁迅研究最深的人物之一了。有时,他还会亲自出现在鲁迅纪念馆为前来参观的人介绍鲁迅及其作品。
在这些之外,最让章贵高兴的是:作为闰土后人的他,还和鲁迅的后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76年,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鲁迅之子周海婴和章贵一同前往了日本。周海婴是鲁迅的独子,他当时正在从事无线电工作。行到此,鲁迅后人和闰土后人在身份上终于属于同一阶层了。
这种种,怎不让周海婴和章贵感叹呢!
周海婴虽只比章贵大了几岁,但他们却着实差着辈儿:章贵是闰土的孙子,而周海婴则是鲁迅的儿子。
周海婴与长子周令飞
自然而然地,周海婴对这个昔日父亲玩伴的后人便很是照顾了。章贵很享受这个大哥一样的鲁迅后人的照顾,后来,他曾在回忆中说:
“那时除了日本的15天以外,在上海呆了20来天,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好像是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小弟弟,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怕我撞到车上去了。”
周海婴除了做无线电还喜欢摄影,所以,他为章贵和自己拍下了很多合影。这些照片后来,还都被洗了出来。
这次短暂相聚后,周海婴与章贵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上。但与鲁迅和闰土不同的是,两人之间常有往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会“鸿雁传书”。周海婴惊叹章贵的一笔好字,而章贵也惊叹周海婴的行文很有鲁迅的感觉。
长期研究鲁迅的章贵觉得周海婴虽和鲁迅从事行业不同,但他们却又是极其相似的,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说:
“也可能是遗传因子的关系,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些鲁迅先生的影子。他的耿直,他的直言、敢说敢言,有所作为。”
极其有意思的是,章贵和周海婴来往密切,而他的一儿一女又与周海婴的几个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周海婴和子女来了绍兴,章贵和孩子们总会同他们聚到一块儿。期间,他们谈笑风生,好不惬意。
章贵等与周作人合影
除了与鲁迅后人建立良好而深厚的情谊外,身为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章贵还写下了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资料,这些都为后人人研究鲁迅提供了更好的参考。
世人绝想不到的是,继章贵因为鲁迅被改变命运后,他的两个儿女也因鲁迅而被改变了命运。
章贵与妻子齐誉婷一共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章洲原本只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绍兴一家纺织厂工作。
因为自小熟读鲁迅作品,章洲在鲁迅作品里读到了自己祖辈和周家的故事,他也因此深知“没有文化的可悲”。父亲做了鲁迅纪念馆馆长后,看到父亲提笔写作后他深受触动,自然地,他也萌生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
因深感读书不够,章洲后来毅然选择了再深造,他脱产读了三年电视大学的企业管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刚刚组建的绍兴信托投资公司工作。经过努力,短短几年,章洲便从“红马甲”升为证券交易部的经理。
章贵的女儿和儿子一样,也深深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她经过努力后,也成了一名教师。
儿子女儿都成为文化人后,最高兴的自然是章贵了。他曾在一次和人闲谈时,煞有介事地说:“我们章家人,现在终于又可以有快乐的童年了……”
从鲁迅纪念馆退休后,章贵并没舍得真的离开纪念馆,只要得空,他便会回到馆里转转。对他而言,守护鲁迅纪念馆,已经成了使命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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