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藏巨幅书画，高清多图 / 四六文摘

2021-04-02 11:01

台北故宫的202展厅又换了一批巨幅书画。如果单以画的大小来论，与北京故宫相比，台北故宫“石渠”书画特多大轴中堂。这是因为目前大陆的遗存，绝大多数是被末代皇帝溥仪盗出宫去的，大都为手卷、册页等易携带者。虽说台北故宫的书画收藏，几乎囊括了唐五代北宋的传世名作，但因为展馆的原因，这批藏品里的巨幅书画展示曾一度受到阻碍。

2011年，完工于１９６５年，经过５次扩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仍然无法呈现院藏巨幅书画挂轴、长卷、巨幅地图等作品，直至台北故宫启动“大故宫”计划。经过多年扩建，台北故宫的展示空间大增，并专为那些因超大尺幅平日无法在一般展柜中陈列的展品修建了专用展厅，长期陈列巨幅书画作品，这就是台北故宫的202陈列室。

据台北故宫官网信息，自202陈列室开放以来，几乎每隔三月，这里就会更换一批展品，时至今日，202陈列室已展示过的巨幅书画已逾百幅。究竟有哪些巨幅书画在这里展示过？为什么是这些作品？中国美术史中的哪些名家尤其偏爱画大画？

下面我们从刚换的这批作品说起。

碑拓：《好太王碑》与《石台孝经》

202陈列室对外展出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件碑拓，碑拓是将碑版上的文字或图像，用宣纸拓印下来，所以它们的尺寸往往与碑等同，一般都比较巨大，如此次展出的高句丽《好太王碑》、唐玄宗《石台孝经》。

高句丽《好太王碑》高6.39米

《好太王碑》是中国东晋时期高句丽第19代王谈德（374—413）的记功碑。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底宽在1.34—1.97米之间，四面环刻碑文，记载了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以及好太王打败百济、倭国、东夫馀及援救新罗等功绩。好太王碑是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它的发现，确认了自中世纪以来为世人遗忘的高句丽文明及中心之所在，在东北亚考古遗迹中占有重要地位。

书法艺术方面，好太王碑书体似隶似楷，笔法相当简朴，极具古拙、虔敬的气息。自清末此碑被发现以来，百多年来，人们捶拓、考释、研究，好太王碑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专门学科。

民国庄严《临好太王碑》

庄严（1899－1980），艺术史家、书法家，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此册为庄严于1976年临写的，由庄因、庄喆、庄灵昆仲捐赠。书体、字形与原作相仿，但作隶如篆，给人一种反璞归真的潇洒意象。

唐玄宗《石台孝经》高620厘米

《石台孝经》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宽120厘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碑文《孝经》为文帝孔子所撰，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和书写，唐肃宗李亨题写碑额，集“三帝”人文于一身，被誉为“西安碑林第一碑”。书法上，《石台孝经》得汉隶之精髓，堪称历代帝王最美隶书。

民国张光宾《层峦叠巘》(右1)、《山重水複》(右2)、《庐山高》(右3)、《古柏行》(右4)

作品局部

张光宾（1915－2016），号于寰、痴翁等，书画家，美术史家。此四幅皆作于2008年，由画家本人捐赠。

绘画传统“巨碑式山水”

五代后梁荆浩《匡庐图》绢本水墨，

纵185.8厘米，横106.8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抛却目前在展的碑拓作品，在此之前，202陈列室的展品几乎都是书画。其中山水画尤多，如马远《画雪景》、吴镇《秋江渔隐》、戴进《春酣图》、髠残《山高水长》等，几乎囊括了千年中国绘画史。提起台北故宫的巨幅山水画，这要从荆浩的《匡庐图》说起，这是一幅尺寸颇大的立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屏风式的“大中堂”，亦是中国美术史上标准的巨碑式山水。

作为开创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荆浩擅画巨碑式山水画。在他之后，关仝、李成、范宽，以及南宋的马远、夏珪等艺术家，继承荆浩画风多表现大自然的雄伟气势，从而形成学界的一大绘画传统“巨碑式山水”。

宋代马远《画雪景》尺寸：256.3×101.7厘米

台北故宫202室展出的巨幅书画，北方山水画派的的作品必不可少。传为宋代马远的《画雪景》，白雪皑皑的雪景中，一访客骑着马过桥而来，虽然下方有“马远”签名，但是从绘画笔法判断，应该是明代画家所作，但树枝的画法和山石的斧劈皴，仍保有马远余韵。作为一位皇家画家，马远多通过百姓的欢歌跳舞表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国泰民安。此外，《画雪景》中的宫殿尊贵典雅，而这类对政府歌功颂德的作品，尺寸往往更大。

明戴进《春酣图》，絹本，291.3 X171.5厘米

戴进的山水画与李成、郭熙的风格类似，所以尺幅也都不小。作品中，戴进以山峦为主体，精心铺排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高士、舟楫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点景，可谓精确到了极点。

明谢时臣《仿李成寒林平野文征明题长歌合卷》（局部）

作为一位职业画家，谢时臣传世作品和见于著录的作品很多，尺幅也比较巨大。风格上，虽然他对沈周非常景仰，但大幅作品有些更近于“浙派”戴进的风格。此外，他还经常接到王世贞、项笃寿、陈官等有身份、有品位的收藏家、富商的订单，这些作品的尺幅往往也非常巨大。

旅游导览手册“卧游图”

古代由于交通的原因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旅游的机会，所以无论画院画家或是人文画家，但凡有旅游的机会，就希望把自己的旅途所见表现在画面上，让人们在画面中可观、可玩、可居、可游。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也相当于一种旅游导览手册，让士大夫在旅游时注意某些景观。所以如果画家的行程够长，并以长卷的形式呈现，那么一卷下来可能会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个景点，当人们看完长卷，也就相当于做了一次很过瘾的艺术风景旅游。

元代，吴镇《秋江渔隐》尺寸189.1×88.5厘米。

这件作品描绘了山崖、飞瀑、林木、双松、楼阁、屋舍等景物，并通过渔夫逍遥的形象寄托元代文士的情感。

清代，姚文瀚、袁瑛《合笔盘山图》，尺寸440×315厘米。

盘山位于天津蓟县境内，以林泉、古松、怪石著称。这件作品是乾隆四十四年，宫廷画家姚文瀚、袁瑛的合力之作，描绘了盘山的景色。图中，画家用界画的形式描绘了峰峦之间的屋宇、亭台、寺庙，并把这些景点名称均以楷书标注在相应位置。

清代，髠残《山高水长》，尺寸332.1×127.8厘米。

此轴描绘了黄山天都峰云海、奇松，朝夕晴雨的变化，其用笔皴擦渲染，颇得王蒙意境。本幅为张群先生捐赠。

近代，张大千《华岳高秋》尺寸361×133.6厘米。

陕西华山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这件作品是张大千于1960年，忆写故国山川、旧游怀乡的作品。

《名贤雅集》（局部），沈周，明代，252.9cm x 44.5cm

除了对景点的描绘外，也有记录与友人共同出游场景。沈周《名贤雅集》描绘的是弘治己酉年，也就是1489年的三月十七日，当时吴愈要调守叙州，就邀请了十三个文人朋友前来，为他饯行赋诗，并由沈周作画记录。他并没有选择长卷的形式，而是选择狭长立轴的形式布局画面，画中山是“之”字形走向，十多位友人三到四人为一组，上下错落有致地被安排在画面中，形成一张特别的古代“大合照”。同此同时，沈周的卧游图册亦不再局限于山水，而是广泛涉及到了花果、禽、畜、虫等多种题材，扩大了“卧游”所表达的范围。

明陈洪绶《著色桃花》册页，纸本设色，

18×53.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著色桃花》册页选自《明人画扇集册》，作于崇祯五年（1622），为陈洪绶早年的酬赠之作。陈洪绶在好友沈相如即将出守武陵前夕，借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画桃花扇相赠。画中描绘了隐藏于云雾之中的老树和一枝系着彩带的桃花。

艺术家最具雄心和创作热情的成果

纵观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什么时候的作品尺幅最为巨大？一般都是在其最具雄心和创作热情的时间段。

台北故宫2017年10月份的“名山大川——巨幅名画展”，仅展出两件作品，一件是张大千的《庐山图》，一件是吕佛庭的《黄河万里图》。

展览现场

张大千，《庐山图》（局部），1980-1981年

张大千《庐山图》是他毕生尺幅最大的作品，也是晚年最精彩的力作。1979年，已经80岁高龄的张大千接受了好友黄天才的请求，作一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其实当时的他右眼视力已严重下降，不易再提笔作画，可张大千偏不听。他说：“画家不画画，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就这样，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集资料，作腹稿预备处理，直至1981年7月才正式动笔。作画期间，张大千多次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抢救，稍微恢复便又重新被抬上画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就这样，经过二年多的努力，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最终完成了这幅巨作，堪称张大千画艺上的巅峰。

民国，吕佛庭，《黄河万里图》，

66.7×5106.7厘米，为吕佛庭遗赠。

台湾国画家吕佛庭的《黄河万里图》，全长逾51米，详细描绘了黄河绵延四千六百余公里的壮阔景致，前后共费时两年四个月，时年艺术家已七十五岁。吕佛庭的绘画讲究师法自然，他早年广游祖国名山大川，1983年5月，他开始制作《黄河万里图》，至1985年9月完成。此幅长卷，是用绢料画成，阔二尺五寸，长二百一十尺，是一幅不朽的巨作。

与中国传统民居相结合

前文已提及，台北故宫“石渠”书画大轴中堂特多，中堂画是指挂在中国传统民居厅堂正中的画，竖轴装裱。除了山水画题材外，人物、花鸟等也非常受欢迎。

明，佚名绘，《明太祖坐像轴》

绢本设色，纵291.4cm，横162.8cm

这是明太祖的官方画像之一。众所周知，朱元璋的长相一直颇受大家争议，但这件作品中，朱元璋却容貌丰伟，气派堂皇。这恰是官方版本帝王相的基本标准。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中，凡是统一或促成了统一的帝王，都被他描绘得形象高大；而亡国之君则多有猥琐萎靡之态。此外，为了将帝王与周边侍者区分，帝王的身材通常都比较伟岸、高大，这体现出当时的人物画以尺寸大小来象征人物尊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