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众城：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察始末（下）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封面
六、《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的内容
雁北文物勘查团回到北京后，文物局召集相关专家举行了会议，勘查团成员就考察成果作了汇报。在会议中，议定了勘查团撰写考察报告的任务，随后，考古组、古建组进行了分组讨论，确定了考察报告各篇文字的执笔者。10月，执笔者将文本底稿交到裴文中团长的手中，等候校印。同期，文化部文物局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雁北文物勘查团的采集物公开展览，北京市各界参观者非常踊跃，社会反响强烈。
按预定计划，《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在1950年底就能印出来，但因印刷上的具体困难，一直拖到1951年3月才付梓印行。不过，推迟印行也能多些校修时间，使内容更加准确。比如，陈梦家撰写的《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初稿成文于1950年9月15日，提到浑源的一批李峪铜器“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在1951年2月15日的《校后补记》中，他又补充了“上文所述，下落不明的十七八件李峪铜器，后据徐森玉先生见告已在上海出现，有一部分已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又上述近于晋北式的平定出土铜器，系根据笔者往年在坎拿大浪多博物馆所见到的五件。现在在山西境内，可能还可以搜集到晋北式的铜器。”这样，就对内容涉及到的文物介绍得更为完整。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目录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共收文章16篇，由序言、工作日志、考察报告、工作总结等部分组成。
考古组所属报告8篇，详列如下：
《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陈梦家撰文；
《云冈一带勘察记》，王逊撰；
《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裴文中撰；
《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文化遗址》，裴文中撰；
《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傅振伦撰；
《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阎文儒撰；
《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裴文中撰；
《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宿白撰。
古建组所属报告4篇，详列如下：
《古建组勘察总述》，刘致平撰；
《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刘致平撰；
《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莫宗江撰；
《五台山》，赵正之撰。
工作日志2篇：
《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撰；
《古建组旅行日志》，刘致平撰。
工作总结1篇：
《雁北文物勘查团之组织及工作总结》，裴文中撰。
序言1篇：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序》， 郑振铎撰。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目录
陈梦家撰述的《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是对考古组的工作总结。他认为考古组做了4项工作，分别为：勘察山阴故驿村的古城；调查山阴广武、阳高古城堡的汉墓群；调查云冈石窟的造像；在史前遗址（云冈南岸、高山镇、李峪三地）采集陶片和石器。还搜集了不少细石器、彩陶，阐明了这一地区包含着多种不同时代的文化。他说：“团长裴文中对于史前考古是国内有数的权威，因此这次史前陶器和细石器的采集，用时短而收获最多。”
陈梦家断言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相当于春秋晚期，其形制花纹与中原铜器虽有类似，但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铜器比较接近。这种花纹特征完全相同的铜器在安徽省汲县也有出土，可见随着春秋时期晋国势力的向南扩张，铜器形式也在南移。这种类型的铜器对于研究中原铜器与北土边地文化的关联，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裴文中在《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认为，由庙坡所发现之遗物观之，此史前遗址似为彩陶文化之典型地点，虽其地域稍北，但并未受细石器文化之影响。以彩陶之花纹而论，颇有近于甘肃之马家窑（仰韶期住地）者，然如菱形花纹则可能为其地方性之特点。由此或可推论此史前遗址之时代，约相当于彩陶文化之仰韶期；惟仰韶期之后，人类仍居住于此地，其文化则受中原之原始中国文化之影响，此可由薄的黑陶及灰色素面陶的存在而证之。
刘致平撰述的《古建组勘察总述》，是对古建组的工作总结。他介绍了古建组历经大同、云冈、岱岳、应县、朔县、代县、五台、太原、正定勘察古建筑之经过，并制作填写了《重要古代木建筑勘查表》。对各处木结构特点、殿内佛像特点、砖塔特点等均作了简要介绍。此次勘查之古代建筑，在“七七事变”前多经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五两卷发表。今事隔十数载，兵火之后，古物大体幸存，所见七八百年以上之木建筑近二十所，可谓不虚此行矣。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序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是一个单行本，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出版，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书首写有《序言》，勘查团团长裴文中在书尾写有《工作总结》。郑、裴的这两篇文章所署时间为3月7日，但单行本封面却因为事先已印刷好，有“1951年2月28日出版”字样，这样就产生了出版时间与写作时间不相匹配的小失误。
郑振铎局长对这次勘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所取得的成就在新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容忽视。文物局就能把各领域的专家整合起来，破除门户之见，通力合作，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集中起来办大事，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他在《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序》中，豪情满怀地表示：“只有在人民政权的时代，方能有这样的工作团组织起来，才能这样的得到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这样的获得各地方负责干部的全心全力的协助，使这个工作得到顺利而有结果的完成。……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种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如果在过去，这个由好几个学术机构的合作事业便不会圆满完成，更不能有如此的愉快的，亲切的通力合作的表现。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
浑源永安禅寺
七、宿白和《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
宿白的《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全文14000余字，是所有考察报告中字数最多者，可谓煌煌巨构。虽题为《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实则只记述了永安寺和圆觉寺这二寺，而没有涉及浑源的其他古建筑。
永安寺传法正宗殿的天王塑像
《永安寺》一文，分为“沿革”、“传法正宗殿”、“寺内其他建筑”、“碑”、“今后的保存”等五大部分。“沿革”部分有“寺名的问题”、“寺扩充问题”的两个附录；全文末又附录“大永安寺禅师铭”。传法正宗殿是永安寺正殿，为元延祐年间的遗构，最为宿白所着重，因此在第二部分的“传法正宗殿”中，从台、平面、枓栱、梁架、柱和础石、殿顶、平基藻井和天空楼阁、匾牌、彩画、佛像、年代等多个方面予以阐述，以求详尽。《永安寺》所用参考资料为《寰宇通志》、顺治版《浑源州志》、乾隆版《浑源州志》《大永安寺禅师铭》以及殿内其他石碑、匾额，至为齐备。即便是将近70年后的今天，这也是能查阅到的全部旧有文献资料。
宿白是历史考古学的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但当时仅是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北大青年教师，是第一次正式的做野外考察。他在撰写考察报告时，对永安寺的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加以阐述，尤其对寺院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说明，表现出不凡的功力。但是，因为他大学时学的不是古建专业，对大型传统建筑的梁架结构没有完全把握，便向赵正之教授请教了传法正宗殿的梁架问题，并请其代绘草图底稿，再经莫宗江教授校阅一遍，这才放心。以后，宿白的古建水平突飞猛进，绘制古建图对于他来说是基本功了，就再没有出现让别人代绘图纸的情况。
浑源圆觉寺砖塔
《圆觉寺》一文，分为“沿革”、“释迦塔”、“寺的残迹”、“今后的保存”等四大部分。释迦塔是圆觉寺的惟一遗存，至少为金天会年间的遗构，因此介绍释迦塔成为文中的重点。在“释迦塔”的这一部分中，作者从基台、基座、第一层、第二至八层、第九层、刹、直文（纹）砖、白灰、年代等多个方面予以阐述，以求详尽。特别是释迦塔基座上壶门式束腰，每面壶门分左、右两侧，门内外都嵌浮雕乐舞人砖，乐舞人姿态、演奏各不相同，作者将乐舞人的神态逼真地记录下来，可见其学风严谨。《圆觉寺》所用参考资料为顺治版《浑源州志》、乾隆版《浑源州志》《洛阳伽蓝记》《律相感通传》以及塔身上的砖壁题记。可惜的是，现在发现的一通“重修圆觉寺碑”，就立于圆觉寺内，不知为何宿白当年没有看到，也可能此碑当时被荒土掩埋住了吧。此碑是道光二十五年刻立，碑文主要讲了重修圆觉寺各殿以及寺院平面布局，字迹较为清晰，但是宿白撰述《圆觉寺》一文时，并没有引用过此碑文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宿白先生是第一位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浑源古建筑的近代学者，他所撰写的《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成为研究浑源古建筑的开山之作，为研究永安寺、圆觉寺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梁思成、刘敦桢先生是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宿白自承受益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赵正之三位先生，因此，这部考察报告也体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模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宿白决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他在撰写此报告时，也传递出思考的一些全新研究贡献。比如，宿白论述永安寺规划布局和传法正宗殿、释迦塔的实际形制时，尽可能地讲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再比如，宿白尽可能多地引用资料，并且说明材料出处，交待清所讨论的相关问题，让撰稿者居于附属的地位。
阅读宿白的考察报告，能使人感到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性。因此，业内人士称宿白先生“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内页
八、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影响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实地文物勘查团体，《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出版的考古、古建方面的科学调查报告。郑振铎局长根据这次勘查所反映的情况，指示编订了《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为文物建筑拟定了具体评价标准，还把涉及的古代文物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目录之中。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比如，文物局派出东北考古发掘团、雁北古建筑勘查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河南辉县考古发掘团；南京博物院派出江宁考古发掘团；东北博物馆派出辽宁义县考古团；故宫博物院派出河南古窑址考古团；以及其他考察团。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这些规模较大的考察团在工作任务完成后，都会撰写考察报告，大多刊登在文化部文物局编辑发行的《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文物局资料室编，原为内部刊物；1951年，改为公开发行的不定期刊物；1959年1月，改名为《文物》，变更为月刊，延续至今)上。
物转星移，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波及下，很多文物古迹遭受到人为毁坏，一些珍贵古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因此，昔年的考古发掘记录、古建筑勘测数据以及历史照片等资料，显得尤为重要，蕴涵的学术价值也更大。
时至今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仍是考古科研团队和文史研究者无法忽视的珍贵资料，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宝贵财富。
作于2018年12月24日平安夜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内页
参考资料：
1.裴文中等，《雁北文物勘查报告》，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2月28日。
2.温玉清，《雁北文物勘查团溯住》，《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事件卷》，天津大学出版社，建筑中国六十年》，2009年9月1日。
3.傅振伦，《新中国首次文物勘查活动》，《蒲梢沧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4.傅振伦，《雁北考古日记摘要》，《雁北今古》1988年第2期，山西雁北行署方志编委会。
《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封底
责任编辑：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