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由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么？
答案可能是NO。
我们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么?
答案可能还是NO。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的祖先是谁？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家族搬迁？
又怎样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个新的族群？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60多亿人口可能源自一个母亲。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经十几年的DNA研究发现，全世界的人口分别繁衍自36个不同的、被称做“宗族母亲”的原始女人，其中非洲有13个“宗族母亲”，印度、澳大利亚、中亚有7个。而所有这些“宗族母亲”又都是15万年前到20万年前，非洲大陆上一个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的女人的后代。尽管“夏娃”不是当时惟一活着的女性，然而她却是惟一一个将血脉延续繁衍到今天的原始女人。
这是古人类研究学者一直专注的领域。虽然考古发掘的材料能够提供一些信息，但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古DNA材料，我们对东亚人的 “基因历史” 知之甚少。
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 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该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完成、多家单位参加的研究成果论文，从遗传学角度揭开了有关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格局及迁移与混合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的若干谜团。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了中国史前人群遗传与演变历史，填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地区史前人类遗传、演化、适应方面的重要信息。
近年来，与东亚毗邻的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地的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迄今为止，东亚，尤其是中国南北方分别作为稻作和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史前人类基因组的相关信息所知甚少。
为解决这一问题，付巧妹团队与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福建龙岩及漳平市博物馆、山东考古与文物研究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内蒙古文物与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共同开发的具有关键作用的古DNA技术，成功捕获测序中国北方山东、内蒙古及南方福建、毗邻亮岛和锁港等地11个遗址25个9500年至4200年前的个体和1个300年前个体的基因组。这为大时空框架下研究东亚古人群，尤其是现代人的迁徙与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证据，这也是首次针对中国南北方人群开展的时间跨度最大的系统性古基因组研究。
在中华民族探源方面，研究发现中国、东亚主体人群连续演化是主旋律，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经分化，至少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程即已开始，4800年前出现强化趋势，至今仍在延续。
研究数据显示，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迁移和融合继续对东亚人群产生影响。南方以距今4800-4200年的锁港、溪头村、昙石山等遗址13个个体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表现出与东亚北方沿海人群具有基因上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双向的，南方人群遗传成分也向北影响。
研究观察到，现今的东亚人群，不管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同时混合有古北方人群成分（以黄河沿岸的山东人群为代表）和古南方人群成分（以福建与台湾海峡岛屿人群为代表），但古北方人群成分影响更为广泛。
该结果表明人群的迁移，包括新石器时代南北方人群之间的互动融合，以及新石器时代以后黄河以北人群向南的大量迁移，基本构成了现今东亚南北方人群的基因组成。
中国人群与欧洲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演化历程差异较大。在约9000年前农业出现以来，欧洲人群不断受到近东农业人群及欧亚草原人群等外来群体的大换血。也就是说，外来人群一直在重构欧洲人群遗传信息，对现今欧洲人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南北方人群虽早在9500年前已分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连续的，没有受到明显的外来人群的影响，迁徙互动主要发生在东亚区域内各人群间。无论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来源都是充满好奇的。对于寻根溯源，中国人总是有特殊的感情，是家谱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一共有过六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浪潮。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陆，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合整理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 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明代初年，山西人被大量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甘一带，最南抵达淮河流域。从山西南部出发的移民，往往要经过山西洪洞县，在那里稍作停留。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僧人众多。寺旁有一棵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星罗棋布。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他们新的定居地之后，他们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康熙二年（1663），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加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咸丰末年，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高涨，每年移到关外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困于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黄河渡口“西口”。
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确说到走西口路线，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渡过黄河“西口”，从陕北府谷（古城），走入内蒙。后来“西口”指长城口，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瀛寰志略》中记载，“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地区大致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北部。这一批向海洋开拓的移民，也成为最早拥有近代化思维的一批华人。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开办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慷慨捐助海防，拓展海外贸易，许多南洋子弟回到中国，投身革命与抗战。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