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卡夫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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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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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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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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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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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7
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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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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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10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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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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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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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逃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14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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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搞还给我。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摸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的摸索，犹如还没有睡醒的眼睛。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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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教堂里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您肯定看见过吧？”我们走进教堂，教堂有左中右三堂，是布拉格最长的教堂之一。左侧一进门的地方，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上挂着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按它的形状，这根骨头可能是一个人的下臂的遗骨。听说是1400年或30年战争后不久从一个盗贼身上砍下来挂在这个教堂里作为“永久纪念”的。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玛丽亚的木雕塑像，塑像上挂满了一串串金币和银币。一个退役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眼馋手痒难熬，就藏到一间忏悔室里，等到教堂关了门，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走到祭坛前面，登上教堂司事点祭坛蜡烛常用的凳子，伸出手，想摘下塑像上的金银首饰，但他的手变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塑像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使出全身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第二天早上，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竭地站在凳子上，就叫来了修道士。祭坛前很快聚集了一群祈祷的人，祭坛上的圣母像还一直紧紧抓住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窃贼；市长和布拉格老城的几个元老也在人群里。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方设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塑像上拽下来，他们也没能成功。于是市长叫来刽子手，他只一刀就把窍贼的下臂砍断了。这时，“塑像也松了手”，下臂掉到了地上。人们包扎好窃贼的伤口，几天以后，他因企图盗窃教堂财物罪被判多年监禁，刑满后，他加入方济各会当杂役。人们把砍下的手绑到教堂里老城市议员绍勒·封·绍伦巴赫墓碑旁的铁链上。在旁边的柱子上挂了一块反映这次事件的简朴的图画，并有一段由拉丁文、德文、捷克文组成的说明性文字。卡夫卡博士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干桔的手臂，扫了一眼描述这次奇迹的小木板，向出口走去。我跟着他。到了外面，我说：“这是可怕的。圣母奇迹当然只是强直性痉挛。”我说：“也许是由于某种突然产生的内心顾虑。盗贼渴望得到圣母装饰，被这种欲望掩盖的宗教感情突然被他的盗窃行为震醒了。他的宗教感情比他设想的要强烈得多，因而他的手僵硬了。”“对！”卡夫卡点了点头，他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对于神圣的东西的渴望，伴随而来的对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人违背这些东西，它们就在他身上顽强反抗。它们是道德上的调节力量。因此，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进行某项犯罪行为，他总是先要压跨自己自上的这些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先在心灵上肢解自己。那个要偷塑像上装饰品的盗贼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手僵硬了。它是被自己的正义感麻痹的。对他来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可怕。相反，惊恐和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肉体上的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连木偶也不能偷一个的可怜的退役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了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我们默默无言地续继前走。走到泰因霍夫和老环形道之间的狭窄小胡同中间时，卡夫卡突然站住问我：“您在想什么？”“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我坦率地回答，探询地看着弗兰茨·卡夫卡。他只皱了皱眉。走了两三步后他说：“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战争就是证明，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年了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我冷笑了一声说：“教堂盗贼会变成隐蔽的俄狄浦斯恐惧症或恐母症的牺牲品。他会想方设法盗窃圣母像。”“当然！”卡夫卡点点头，“没有罪孽，没有对上帝的思念。一切都是世俗的，实用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因此我们生活在良心普遍僵冻的状态中。表面上，一切超验的冲突都消失了，然而大家都像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像那样保卫自己。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站着。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就说我吧，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企图以此掩盖我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然后您来了。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雅各布教堂，观看砍下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我走进我父母的商店，吃点东西，然后给几个到期不还的欠债人写客气的催债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井然有序。我们只是像教堂里的木雕塑像那样僵硬呆板，只不过没有祭坛罢了。”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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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大家都参加了。”“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着，也不想被推动着。我只看发生的事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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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该书是约瑟夫·弗洛里昂主编的不定期丛刊“Nova et Vetera”的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篇捷克译文和第一幅卡夫卡木刻像也在该丛刊发表。卡夫卡翻了一会儿书，然后小心地从桌面上把书推还给我：“这类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我不喜欢。在这里，宗教被彻底地变成审美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手段变成了刺激手段，变成了像贵重的窗帘、图画、雕花家具、真正的波斯地毯那样摆阔气的装饰品。这类文学的宗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您说得对，”我赞同他的看法，“由于战争，在信仰方面也有了代用品。这就是这一类文学。诗人像用彩色流行领带那样用上帝的思想打扮自己。”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作逃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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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那本《乡村医生》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第四页黄色衬页上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我现在记不得这段话记的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格言，还是我根据某次谈话所作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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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反，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粘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只是用语言罢了。这不过类似库式疗法。爱弥尔·库（1857-1926），法国药剂师和医师，创立了一种以自我暗示为基础的疗法，被称为库式疗法，该疗法在20年代曾获得广泛重视。”“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他的脸表现出同情、耐心和原谅的迷人表情。“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推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这一点，您在这本您父亲借给我的书里看得很清楚。诗人像冻僵的孩子那样呻吟哀诉，或者像疯狂的偶像崇拜者那样狂热地尖声怪叫，他们越不相信在其面前跳舞的偶像，就越加厉害地扭曲他们的语言和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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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散步时，阿尔弗雷德突然对我说：“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装饰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用它们掩盖各种不同的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不具目的的美使人产生一种自由的感情。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开化的人用这种方法向自己身上的类人猿进攻。”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回家后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后来逐字逐句地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听，他半闭着眼睛听我讲。我当时一点不知道，他在此以前早就写了《致科学院的报告》，内容就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我相当失望，他说：“您的朋友讲得很对。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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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眼睛里闪出淡绿色的小火星。他会心地微微一笑：“是的，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他是个包得紧紧的人，是个密不透风的人。德文中Dichter意为诗人、作家，eindichter Mensch意为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人，Dichter与dichter同意异义。”卡夫卡举起双手表示反对，仿佛他要把我的笑声向我推回来似的。他说：“我没有这样说。他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他与现实完全隔绝。”“用一堆陈旧的言词和想法。这些东西比厚厚的装甲铁板还坚固。人就掩藏在它们背后，视而不见时代的变化。所以，空话是恶的坚强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的最持久的保鲜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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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默然。他眯起眼睛，变得阴沉了。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他看了一会儿支撑在桌子上的指尖，然后他轻声说：“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我们时刻在体验它，”卡夫卡说，声音里隐含着些许不安，“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上帝寓于神秘之中，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只能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黑夜后退了，但仍在继续延续下去，而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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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