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杭州地区的坊刻出版研究
本文所探讨的对象为
明代杭州地区的商业性出版。
所谓商业出版，指基于市场需求而进行的书籍出版活动。在传统时代，刻书的主体主要有三类：官刻、家刻、坊刻。官刻书籍主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发布权威文本，以纠俗儒之谬，正本清源，一般并非为盈利；家刻书籍主要是整理先人或族人著述，以期光耀家族，大多用来赠送亲友师朋，也不是为了销售。所以书坊是商业性出版的主体。
事实上，书坊概念的界定也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明末有不少士人参与了一些书坊的出版工作，如为书坊撰稿；有的则直接主持出版，虽然他并不是一个正经的书店主人。而有些书坊主本身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具有编集能力。在区别到底是书坊还是个人在主导时，除有牌记信息指明外，书坊名和个人的书斋名很难划分清楚。
本文所探讨的地域范围，以明代万历时期的政区划分为准。据《［万历］杭州府志》，由元代杭州路改为杭州府，属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下辖九县：仁和、钱塘、海宁、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本文所及即在此九县范围之内，今天杭州所属的建德、桐庐、淳安（时属严州府）、萧山（时属绍兴府）等处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明代刻书的整体情况
两宋右文，论者以为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官私刻书众多，大多为精善之作；并且地区间刻书的版式、字体等特点分明，特色各异。元代刻书的管理比较严格，限制较多，其数量不及宋代，字体、版式等趋于统一。
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破坏，书籍自然不多。宋濂（1310—1381）即称自己因为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
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一方面命人将元大都所藏图书搜集运回南京，一方面将元代各地所藏的宋、元时期旧版悉数运至南京国子监。明初的印书，基本以修补国子监旧版刷印为主。大学士解缙（1369—1415）曾向朱元璋建议：“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述，官为刊行。又尽行刊完国家所藏欠缺的书籍，并于京城及水陆通会州县，设立官开书坊一所刊书。”这一建议不知是否采行，但之后朝廷陆续命礼部搜购天下遗书善本，由书坊刻行。
明代中期书籍逐渐多了起来，陆容（1436—1496）这样形容15世纪时的情况：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1426—1449），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众，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欤？
顾炎武也有类似的记述：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
到了嘉靖年间，江苏人唐顺之（1507—1560）讽刺当时文人编印个人文集成风：
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富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徒所谓木灾而已。仆每为彼愧之，而复自效尤之乎？
李诩（1505—1593）也有类似的记述：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怂恿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
可见，其时书籍刊印已成为一种十分便易之事。
生活在万历时期的谢肇淛（1567—1624）形容当代的刻书，称：“近代异书辈出，剞劂无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钞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种类繁多，包括了一些讹误、赝造之作。
从以上时人的论述来看，明代近三百年间，明初（洪武至洪熙，1368—1425）是出版的穷匮时期，明中期（宣德至正德，1426—1521）逐渐增多，明后期（嘉靖至崇祯，1522—1644）则是出版的繁盛时期。
现代研究者通过统计现存明代出版物书目，大致反映出各时代的出版情况，容援引如次：
日本学者井上进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明代（至正德止）印本进行统计 ：
井上进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明初至正德间的出版数目 ：
贾晋珠（Lucille Chia）发现20个图书馆目录和其他13家书目中所列明代十分之九以上的现存刊本，都是在1505年（弘治十八年）以后出版的。
大木康则以杨绳信编的《中国版刻综录》统计 ：
杭州的书坊出版情况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明代杭州的坊刻情况，可以有更清晰的图景。
顾志兴整理了杭州坊刻（包括部分可能私刻）40家及其刊刻图书 ，结合叶德辉《书林清话》所录部分书坊，按其主要刊刻活动所在时代排列，如下表：
从上表可知， 明代杭州坊刻书籍集中在万历以后（包括万历）。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仅有余氏古杭勤德书堂所刊《算书五种》《皇元风雅》《新编翰林珠玉》，以及众安桥杨家经坊所刊佛经数种外，即无他刻；嘉靖间（1522—1566）有清平山堂洪楩所刊《唐诗纪事》《医学摄生类八种》《新编分类夷坚志》《路史》和《六十家小说》等数种；武林书林翁晓溪刊《考古汇编》，雷氏文会堂刊印《济世产宝论方》等；隆庆间（1567—1572）杭州朝天门书林翁文溪刊行《批点分类诚斋先生文脍前后集》。到了万历以后（1573—1644），书坊及其刊印的书籍出现爆发式增长。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如何评价杭州的版刻水平：
陆深（1477—1544）《金台纪闻》下：
今杭绝无刻，国初蜀尚有板，差胜建刻。今建益下，去永乐宣德间又不逮矣！唯近日苏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观。
谢肇淛（1567—1624）《五杂俎》卷十三：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
以上两者的评价都很低。
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叶（少蕴）又云：
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
这一评价相对公允一点。吴、越、闽三地在明代还是全国刻书的重镇，原本在宋代称善的四川已经没落。从精、多、直几个方面来排序（从高到低），三地大概是这样的关系：
精
吴
越
闽
多
闽
越
吴
直
吴
越
闽
而杭州的刊刻水平，排在苏州、常熟、金陵（今南京）之后，反倒湖州、歙县等地可与最高水平的代表一比高下。这是明代后期的情况反映。
书版的流转
书籍是一种商品，作为书籍的母体，书版也是可以流通的。尤其是商业出版，通过直接购买或者转让书版，改易出版人信息后再行印售，可大大降低成本。
如清代杭州藏书家丁丙所藏有两种明嘉靖时期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附文集二卷》，一种题“玉几山人校刊”，一种题“明易山人”，“当必书版归坊随时易名也”。
叶德辉也有关于杭州书坊中类似的记载。元人徐天祜所著《吴越春秋音注》，叶氏藏有两种，一种为明万历十四年（丙戌）武林冯念祖卧龙山房所刻，一种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杨尔曾所刻。即是冯氏书板归杨氏后，“丙戌改戊戌，冯名改杨名”而已。
刻 工
在传统时代能留下姓名的手工业里面，雕版刻字（写、绘）工人大概是最多的了，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即有大约6000名刻工的名氏留存在印本书籍的版心、插图、序跋等处 。刻工的信息，除用于印本版本信息的判断以外，也能反映出雕版印刷（刻版）行业发展的特点，自宋代以来，雕版刻工之业就显示出具有较强的家族性和区域性等特点。
徽州的刻工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歙县虬村黄氏一姓，以刻工之技享誉南北。“时人有刻，必请歙工，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杰。举凡隽雅秀丽，或奔放雄迈之画稿，一入黄氏诸名工手中，胥能阐工尽巧以赴之，不损画家之神态，而亦能自行布稿作图。” 虬川的黄姓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刻印的木版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道光十年刻本《［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宗谱》，其世系表记录了虬村黄氏男丁十五代（二十一世至三十五世）1000余人的基本信息（生卒、妻氏子嗣，迁徙情况等），前人已据此谱对黄氏刻工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根据《宗谱》记录，从二十四到三十四世，共计有39人迁居杭州，生活年代大约集中在万历时期，有不少父子、甚至祖孙三代居杭从事刻版之业（详见附录）。
现存部分明代杭州地区刻印书籍记录有不少刻工，部分且有籍贯标注。
以《虬川黄氏宗谱》中所摘选迁杭人员和上表对照，可以看到，还有不少并未迁杭的黄姓刻工也参与了杭州地区书籍的刊刻，同时，已经迁杭的黄氏刻工同样也会参与安徽、江苏等周边地区的书籍刊刻。可见这种家族式的行业，因着亲缘关系，其人员的流动性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有不少杭州地区或周边（宁波、绍兴）地区籍贯的刻工没有参与（至少没有文献记载或者实物记录）杭州地区书籍的刊印，而在其他地方从事刻版事业。略举起几例：
● （1）《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录一卷遗文一卷》，明崇祯刻本。刻工：槜李·吕叔容；写工：武林·潘懋功。
● （2）《汉书评林一百卷》，明万历十一年（1583）乌程凌氏刻本。写工：武林·郁文瑞；校对：钱塘·袁君肇。
● （3）《汉魏丛书三十八种二百五十一卷附录一卷》，明万历间新安程氏刻本。刻工：萧山·蔡孟龙，武林·孙爱湖；写工：钱塘·郭志学、武林·郁文瑞。
● （4）《经世要略二十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豫章万氏刻本。刻工：杭州·赵希迪。
成 本
明代刻书成本低廉，文献记载和实物信息皆有不少。
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1506—1573）谈到刻《十三经注疏》这部大部头书时，费工难办，但是仅刻古注《十三经》就要省事许多，费用估算“不上一二百金”，不过此事最终并未成行，因此，实际费用到底多少并不清楚 。根据现存明崇祯十二年金蟠刻本《十三经古注》，共计二百九十卷，按平均50叶/卷计算，大概有1.45万叶，一般两叶刻在一块版上，约7000余块版片，如按何良俊所估（200两银子），每块版摊到的成本大概是2分银。按这部书的版式，每行25字，整叶18行，一叶共计450个字，一块版即900个字，如此算下来，大约每百字耗银4.5分 。
叶德辉《书林清话》援引明嘉靖三十三年谢鸾刻本《豫章罗先生文集》的牌记，文曰“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叶氏據此推算，以一版两叶计，“每叶合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这一价码至崇祯末年依然如此。
叶德辉又引清徐康《前尘梦影录》中有关常熟汲古阁毛晋刻书所付的工价：“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这和笔者对《十三经古注》的推断有点接近。
现存明代版印书籍中，有部分留存有关于刊刻工价该银的信息，而且基本上集中在佛经里。我们可以看一部刊印于杭州府余杭县径山（今属杭州市余杭区）的大藏经——《径山藏》上有关刊刻工价的信息，这部大藏在形式上有别于前代的大藏经及单种经所采用的经折装而采用方册装，因此，和一般册叶装的书籍有可比性。
《径山藏》各经卷末有不少牌记记录了所刻卷帙字数，费银数量及相关捐助和刊刻人、刊刻时间等信息，综合计算下来，每百字所耗费的成本是四分三厘至五分二厘银，比《前尘梦影录》中估算的成本要高，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银价与钱价的波动情况。
以上是统差的算法，但是实际的刊刻中，写工和刻工的价钱是分开来算的，还包括版片木料的成本，这在《径山藏》中也有反映，计算下来，写工的成本每百字约为四厘，而刻工的成本每百字约为三分五厘，差不多是写工的九倍。每块版片的工价四分或五分。
这是杭州地区独有的价格还是普遍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通过杭州周边其他地区的刊刻工价进行对比，同一时期，湖州、江苏一带的统差刊刻成本，每百字为四分五厘至五分二厘银；按写、刻分开计算，写工每百字为四厘或五厘，个别有六厘和七厘的；刻工每百字为三分五厘，个别有高至五分三厘和六分一厘，可能记录有误；版片的成本基本上每块在四分，也有三分至七分的，可能与所购的板材好坏有关系。
这和文献记载是基本吻合的。井上进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中引用了《刻场钱粮经费画一》对《径山藏》耗费成本的规定：
每字壹百，计写工银肆厘，刻工银叁分伍厘；
每板壹块，自地头置买，至搬运上山，共银叁分肆厘。又做平工银贰厘，出边工银贰厘。
每板壹块两面，俱贰拾行，行贰拾字，共计捌百字，成经贰叶。
每板壹块两面，刻成满行通计费银叁钱陆分。
市 场
明代的出版业随着年代的推移，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快速增长趋势，从技术层面而言，如前文所述，这得益于出版流程的程式化、高效率等所带来的成本的降低，而市场的需求则是另外一个催化剂，在这方面，书坊等商业出版表现最为明显。
坊刻之书，向来为士人所微辞，以为多是“射利之徒” ，尤其是以福建坊刻为代表，自宋代即屡被非议。随着明代书籍刊刻数量的增长，诸如“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之类的劣迹层出不穷 ，以致于朝廷要派专人前往福建建阳较勘经籍 。但是，坊刻书不是一无是处，也有“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的好书 。
以坊刻为主体的商业性出版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行为，一切都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不同读者群众各有各的需求，如“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
陆容（1436—1496）也讲了一件自己亲历的事情。明初以来，《易》学兼讲程颐之传和朱熹本义，之后逐渐尊朱废程，并在科举取士中专主《本义》 。成化间，陆容迁浙江右参政，“尝欲买《周易传义》为行箧之用，遍杭城书肆求之，惟有朱子《本义》，兼程《传》者绝无矣。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市井之趋利，势固如此。学者之趋简便，亦至此哉！”
从现存明代杭州地区刊印的书籍来看，比较有特色的是版画类图书，主要内容是戏曲、小说。版画类图书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图像为主体的书籍，一类是包含插图、以文字为主体的书籍。
包含插图、以文字为主体的书籍自印刷术应用以来即有，以释家典籍为代表，有纪年最早的文献便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5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释家典籍的插图一般在每卷或每册的开头，所以称为“扉画”。除佛经以外，南宋时期以建阳为代表的坊刻图书中《纂图互注周礼》《纂图互注礼记》等书，附加图像、图解或地图，以助读者理解内容；到了元代，建本中出现一批全书每页上方都有图画的通俗读物，并冠以“全相”的书名，如建安虞氏刊刻的一套讲史话本。此类书籍到明代更为普及。杭刻的即有以万历时期容与堂为代表的书坊刊刻的一批戏剧、小说：
容与堂刊刻：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引首一卷》元施耐庵撰，明李贽评
《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二卷附会真记一卷（唐元稹撰）蒲东诗一卷（明张楷撰）》元王德信、元关汉卿撰，明李贽评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元高明撰，明李贽评
《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元施惠撰，明李贽评
《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明张凤翼撰，明李贽评
《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二卷》明梅鼎祚撰，明李贽评
张氏白雪斋刊刻：
《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四卷》明张楚叔、明张旭初辑
《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四卷衡曲麈谭一卷（明张楚叔撰）曲律一卷（明魏良辅撰）》明张楚叔、张旭初辑
这批带有精美插图的图书即主要由上文所述徽州黄氏刻工镌刻图像。以上的图书所带插图的作用，推测是利于销售。
还有一类附图书籍，则是以图作为主体，文字起解释、说明之用。比较典型的有万历时杨尔曾夷白堂所刊《新镌海内奇观》。此书由钱塘陈一贯绘图，新安汪忠信镌刻。全书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单面、双面对页连式不等，所收皆为国内名山大川、古刹名胜。图中标示山名古迹，类似于一本旅游册子。
又如万历、天启间集雅斋、清绘斋刊刻，黄凤池所辑《黄氏画谱》，含《五言唐诗画谱》等八种画谱。其中三种唐诗画谱，可谓集诗、书、画三美为一体。三种画谱，选唐人五言、六言、七言各五十首左右，当时的名书手董其昌、陈继儒等为之挥毫，名笔蔡冲寰、唐世贞为之染翰，刻版则出自徽派名工刘次泉等人之手，堪称“四绝”。被时人誉为“诗诗锦绣，字字珠玑，画画神奇”。
再如杨尔曾夷白堂所刊《图绘宗彝》，系学习绘画的指导书籍。全书共分八卷：人物山水、翎毛花卉、梅花、竹叶枝条、兰花、兽畜虫鱼，共载版画300余幅，图画精细、生动；每类版画后附各家画论，皆采录自宋元以来相关著述而成。这些画谱的刊印，可以满足无法鉴赏到秘藏绘画原本的人学习书画的需求，而且成本是十分低廉的，可以想见其市场之广大。
这些内容各异、丰富多彩的图书，通过活跃的市场分销至各处。
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
这是16世纪后期杭州书市的情景。这些书市有固定的店铺所在，也有流动式的，完全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开展的。以上充分展现了明末图书市场供、需双方的良性互动状况。
结 语
明代杭州地区的刻书，总体上与全国的刻书发展轨迹一致，经历元明更替，明代前期的一个半世纪，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出版的图书以官方为主，利用宋元旧版或新刻刊布儒家典籍，各类政书、志书。嘉靖以后，图书出版的数量开始急剧增长，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性出版业也迅速发展，其所刻图书中有不少戏曲、小说类的书籍，更有大量的版画、插图涌现其中，大大丰富了明代图书出版的种类、形式，互动式地推动市民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的大背景，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有详细阐述。此外，出版的发展与技术层面的诸要素也密不可分，如出版过程的流水线化，虽然削弱了书籍的艺术水准，但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纸、墨等基本印刷材料的丰富，满足了出版的物质条件；区域性、职业化的刻工队伍稳定发展，而且江、浙、皖各地区间刻工互有交流；图书市场发展也是十分繁盛，与消费需求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与同时期的南京、苏州、徽州诸地相较，杭州的出版业不再具有独领风骚的优势，而是形成互通共生、共同繁荣的局面，江、浙、皖一带，再加上建阳书业，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全国书业的大半，形成东南区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浙江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