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林盘与农耕文化

摘   要：成都平原早在远古时期就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古蜀时代内陆农业文明已较为发达，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蜀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蜀人在平原与丘陵地带发展农业和副业，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坝子上安居乐业，耕读传家，过着安定而又富裕的日子。而历代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促进了农耕与经济贸易的发展，增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包容。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形成了源远流长而又特色鲜明的林盘农耕文化。

关键词：古蜀先民;天府之国;治水移民;川西林盘;农耕文化

一、古蜀农业的发展与特点

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根据文献记载和环境考古材料，远古以来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而且有大量的湿地和大大小小的坝子。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有利于农耕种植和发展副业，也为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与畜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石器时期的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宝墩文化等多座古城，商周时期形成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王城和大型邑聚。这时古蜀国的内陆农业文明已较为发达，各类手工业也很兴旺，社会生活已经相当繁荣，青铜文化发展到极其灿烂的阶段。古代蜀人在平原与丘陵地带发展农业和副业，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坝子上筑屋安居，自耕自足，乐观包容，耕读传家，过着安定而又富裕的日子。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部族分布，在成都平原形成了源远流长而又特色鲜明的林盘农耕文化。

古蜀地区种植稻谷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地理环境看，由于蜀地水多地湿，气候温暖，自古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稻谷种植的地方。《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文中的“都廣”，《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都广之野就是指成都平原，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山海经·西山经》还记述了当时的“神祠礼”，要“糈以稻米，白菅为席”[1]，说明了稻米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还用来敬献神灵，是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珍贵祭品。这也是古蜀稻作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有很多篇章为蜀人所撰写，“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记述的古蜀国境内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认为“都广即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都是指的是今四川西部地区。[2]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述看，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在这里征用了众多兵员，筹集了大量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3]，足见蜀地生产稻米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4]。如此庞大的米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

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充裕的物资保障。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与班固《汉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5]。《汉书·高帝纪》还说楚汉战争过程中曾发生过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6]。因为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才渡过了难关。概而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都是仰仗蜀地盛产稻米而开创了丰功伟业。

成都平原甚或说川西地区不仅盛产稻米，自古以来农副业的发展也很繁荣。从养鱼捕猎到六畜的饲养，还有酿酒业、市肆买卖与商贸活动，都很兴旺。特别是古代蜀人的种桑养蚕与丝绸纺织，历史非常悠久，促使了经济与商贸的发展，为蜀地社会生活带来了富庶。根据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蚕丛之前，有蜀山氏。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说明古蜀的历史确实是非常久远的。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名，称作蚕丛氏。蚕和蜀，其实都是和养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蜀，葵（桑）中蚕也”[7]的意思。以蚕作为族名，说明古代蜀人很早就发明和驯养桑蚕了。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华夏”[8]。后世为了纪念蚕丛，曾修建有蚕丛祠。有些地名也与蚕丛有关，并称蚕丛为青衣神，有些地方还修建了青衣神庙。传世文献对此记载颇多。《宋本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记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9]。《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也说：“蚕丛祠在府治西南，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桑蚕，俗呼为青衣神”[10]。《蜀中名胜记》卷十五也记述说：“青神者，以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11]。因为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数千年之后人们仍在怀念他倡导养蚕和教民农事的功绩，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不仅满足了蜀人的穿着需求，也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蜀地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锦和刺绣，到了汉代已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12]。据《隋书》卷二十九记载，南北朝之后蜀地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很多城市，成都更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13]。有唐一代，成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成为著名的蜀锦生产织造中心，并带动了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据《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绢产地有28个州，约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14]由此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纪的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农业的富饶与织造业的兴旺，使成都在唐代已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当时能和成都相比的只有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了。《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15]。唐朝诗人武元衡诗序中也评述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16]。扬州在隋大业初称为江都，曾是隋炀帝的行都;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安史之乱离京入蜀，对成都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曾号称为南都;这便是成都和扬州被唐人称为重藩与左右皇都的典故由来了。唐宣宗时有个叫卢求的文人，在《成都记序》中分析比较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17]。卢求的看法显然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时的连年战乱，“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18]。只有包括成都在内的蜀地依然保持着安定和繁荣，为战乱后的中国继续提供着大量的蜀锦和各种丝织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再一次显示了天府之国的鲜明特色。宋代四川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丝绸基地，南宋时期蜀锦是同少数民族交换战马的重要战略物资。明末四川遭受了兵燹之灾，成都锦坊尽毁;清代前期从湖广等地大量移民到四川，到了乾隆年间，大兴农桑，百废俱兴，四川的丝绸织锦业又重新恢复了兴旺，成都也再次发展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都市。总之，蚕桑丝绸和商贸业的兴旺，给成都带来的富庶与繁华，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特别是川西地区发展史上一篇最灿烂的华章了。

二、水利灌溉与天府之国

古蜀国繁荣昌盛的情景，与成都平原的气候、水资源等优越的自然条件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与古蜀部族农耕聚落的稳定、古蜀王国早期城邑的兴盛和社会生活的繁荣发展也互为促进，密不可分。蜀地有着众多的河流和丰富的水资源，为古代蜀人捕鱼、灌溉农田、发展稻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发生洪灾时，也给古代蜀人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造成聚落和城邑的毁弃。因此，治理水患也就成了古蜀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蜀地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治水传统，传说大禹治水，就是首先从治理岷江水患开始的。《禹贡》说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潜既道”[19]，就是明证。大禹治理岷江水患，采取了筑堤防洪与疏导河流相结合的办法，导山治水获得了成功，然后才推广到全国。扬雄《蜀都赋》说：“蜀都之地，禹治其江”，这才“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看，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汤时期，是自然灾害多发期，旱灾与洪水曾交替出现。王充《论衡·感虚篇》就说：“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洪水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20]。成都平原上古蜀国早期城址群的营建，就与防备水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宝墩、鱼凫等古城遗址的分布地点以及独特的围堤形式的城垣，都显示出这一鲜明特点。三星堆古城有穿城而过的古马牧河，金沙遗址则有穿城而过的磨底河，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在择地筑城和建立大型聚邑时对水源的重视。古蜀国杜宇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扬雄《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處”[21]。《蜀王本纪》说杜宇时代发生大洪水，派鳖灵决玉山泄洪才获得了治水的成功，这应是对当时真实情形的记述。《水经注》卷三十三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22]，也记叙了这件史实。《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说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23]。洪水成灾和治水的成功，带来了古蜀两个王朝政权的更替。这是古蜀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事件。

秦并巴蜀之后，在李冰担任蜀守期间，对蜀地的水患进行了更彻底的治理。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建造了都江堰，更是功绩卓著。《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李冰大兴水利，“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李冰还疏通了文井江、绵水、洛水等水脉，“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24]。成都平原从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都江堰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这是一项天人合一的科学的综合水利工程。它顺应了自然规律并将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从此旱涝无虞，造福百代。

常言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史上，水利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而言之，从大禹治理岷江水患，到李冰建造都江堰，都显示了一种伟大的治水精神。这种治水精神，应该包括三个内核，一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学精神，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三个精神内核是互为表里，相互交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伟大的治水精神，才使成都平原成了真正的米粮仓，也使成都平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治水精神，这才充满活力，延续至今，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传统。

三、移民与文化的交融发展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大量移民的地区。移民促进了蜀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天府文化的形成，以及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秦并巴蜀之后，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应该有数万人之多。从考古发现看，20世纪中叶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的移民之举。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25]，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之后在四川历史上又有几次大移民活动，尤以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为最。这是四川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活动。移民以湖广（两湖）为最多，粤闽次之，陕西与江西也不少，还有来于贵州、云南、广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和直隶等省。这些入川的移民，形形色色，各个阶层都有，分布在四川各地，垦荒经商，办学行医，使四川的农业和商贸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来源于各省的移民，定居之初，大都保留着各自不同的方言和风俗传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融合在统一的社会生活中。

历代移民为成都和四川带来了新的活力，为蜀地的民俗民风增添了新的内涵。正是由于历代的大量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不仅推动了农耕与经济贸易的发展，也增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包容。历代移民都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崇尚耕读传家，并由此而形成浓郁的社会风气。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堪称是天府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不断促使与推进天府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汉代以来，蜀地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便与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是对蜀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其中文翁倡导教育的功劳堪比李冰建造都江堰，使天府成都成了文运勃兴之地。而司马相如则被后人誉为汉代赋圣，扬雄被称为西道孔子。他们都为蜀地的文化灿烂作出了积极贡献。蜀地从汉代开始而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风气并传承于后世，影响深远。

历代大量移民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商贸的流通与社会的兴旺繁荣，促成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天府之国虽然地处内陆，却并不封闭，早在古蜀时代就和荆楚、滇越、秦陇、中原等周边区域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秦汉以来与周边区域的商贸流通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活跃，使得天府成都更加充满活力。总而言之，生态环境的优越，气候条件的适宜，社会人文的和谐，农耕与商贸的互补，文化的多样与包容，均显示出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的绚丽个性与开放活跃的传统。

综上所述，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的特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传承，经历了内陆农业文明的漫长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二是在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方面得天独厚，农业发达，副业兴旺。三是兴修水利，化害为利，重视天人合一与科学创新，弘扬治水精神，是其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四是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敬贤尊老，耕读传家，是其主要人文特色。

注释：

[1]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05页，第79页。

[2]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第162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3页。

[3]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4]参见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64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28页。

[5]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第109页。

[6]参见（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紀》，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第1册第38页。

[7]参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8]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8页。

[9]参见（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线装本。

[10]参见（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下册，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3页。

[11]参见（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12]参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2册，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第535页。

[13]参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第3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30页。

[14]参见（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

[15]参见（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1页。

[16]参见《全唐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页。

[17]参见《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3页。

[18]参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第十八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30～8431页。

[19]参见（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第272页，第273页。

[20]参见（汉）王充：《论衡·感虚篇》，《百子全书》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2页。

[21]参见（汉）扬雄：《蜀王本纪》，《全汉文》卷五十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58年版，第414页。

[22]参见（北魏）郦道元撰，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8页。

[23]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第93页。

[24]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03页，第107页。

[25]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115页。

黄剑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