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之风尚荡”考论——贞元学潮与中唐文风之关联
摘 要：中唐贞元时期，唐德宗对皇权威严的强化与科举阶层参政责任感的提升发生了激烈碰撞。陆贽罢相，阳城被贬，是皇权持续膨胀的结果；谏官、太学生的集体抗争，是一代士人参政激情集体性的爆发。尽管史料记载有异，但都表明，贞元一朝的士风有激荡多气的特点。韩愈、柳宗元都有与此事相关的作品，对其中的主要人物阳城、何蕃予以称赞。韩、柳之文与他人的抗议之文一起，表现了与太学生抗争精神相同的士风特色。这应当就是唐人李肇所说的“贞元之风尚荡”的具体内涵。这些抗争之文，或是廷议论驳，或是公开书信与碣文，文体不同，观点有异，但多具贞元一朝的话语模式与时代色彩，特点有三：一是在内容上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切指当下政治，多触及当时的敏感话题与君王隐痛，毫不避讳。二是语多急切，锋芒毕露，反映了贞元朝激荡多气的时代特色。三是行文激荡，不好含蓄收敛，不求警句醒目，而重叙述与阐述的充分，气骨强健。这一激荡多气的风格既是贞元一朝士风的反映，也有百余年科举制累积起来的政治凝聚力，更体现了经安史之乱、建中之乱考验后的一代精英所特有的家国一身的参政激情与勇气。由于贞元学潮是中唐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也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学题材，不仅当时，之后很多年仍有人提及。它构成了从唐到宋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首先，元稹、白居易关于阳城驿的唱和引发了持续题咏，扩大了贞元学潮的影响，使之成为一流行的文学题材，并成为宋人流行的话题。其次，自此之后，贞元学潮及阳城、何蕃之事成为诗文之典故，广为运用；一百多年里，他们一直作为仁善勇谏的清流名士为人称道，这与贞元学潮的影响及韩、柳等人的书写相关。再次，因韩柳文影响的上升，对阳城及贞元学潮的讨论连绵不断，从欧阳修、李弥逊到杨时，争论一直延续到明清的何乔新、李渔等。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持续七八百年，除了韩愈《诤臣论》的名文效应外，还在于当时有一批与贞元学潮相关的文章。
关键词：贞元学潮 贞元士风 中唐文风 “尚荡”内涵
作者简介：查屏球，1993年在重庆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从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并留校任教，曾为釜山大学、九州大学专任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汉唐士人文化、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等。
贞元时期(785—805)作为“元和中兴”的准备期，无论在政治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唐德宗在二十岁就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三十七岁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却因平藩失败导致建中大乱，几陷唐王室于灭顶之灾；碰壁之后，又在妥协中与藩镇磨合出一种新型关系，维持了二十年的政治稳定，为元和中兴积累了国力。但是，由于他的重敛无度及对藩镇的前强后软，已使皇家威严大减，故在乱定之后，急欲重树权威，精神高度紧张，尤忌他人的挑战，加之刚愎多疑，无法评判朝臣的忠奸良恶，使得卢杞、裴延龄等无品投机者屡屡得志。另一方面，在平乱斗争中，大批科举之士对君国的向心力已成为挽救危机的核心因素，士人群体政治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他们的参政热情与政治责任感空前高涨。以陆贽为代表的平乱中坚力量，在乱后多以批评时政来维护自己对皇权的忠诚，使得检讨建中之乱的朝政失误，指斥德宗用人不当，成为一时风气。贞元学潮就是不断上升的儒臣精神与日趋强化的专制意志碰撞的结果，体现了安史之乱后新一代士人的精神面貌。由于这一事件与相关写作在唐宋都有影响，成为了文学史特有的话题与广为运用的典故，将其置于太学生运动史背景中考察，可对其文化意蕴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阶段也是古文运动核心人物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起步阶段，深入分析他们作品与具体历史事件(尤其是贞元学潮)的关系，可更具体把握中唐古文运动的走向。
一 从谏官延英门跪谏到太学生赴阙请愿
从办学规模上看，唐代贞观、开元的太学达到古代高峰，动辄数千人，但未有大规模集体示威之事；而到贞元朝，太学只有五六百人，却出现了学潮，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早在德宗继位之初，就发生过街头请愿与群臣集体抗争之事。《旧唐书·卢杞传》记：因不满朝廷的横征暴敛，“长安(商户)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长安等中心城市经过上百年的积累发展，市民阶层已有一定的规模，街头请愿成为他们的一种抗争方式，这也催生了士人的集体请愿运动。贞元初，因反对德宗重用卢杞，群臣就采取了一致性的抗争行动。这一次是由袁高发起的谏官集体抗争，最终让固执的德宗取消念头，这也为以后的集体性抗争活动拉开了序幕。积累至贞元十年(794)，终于激发成一个高潮，朝臣与德宗发生了四次碰撞。
第一次是因德宗宠任裴延龄引发了与陆贽等人的矛盾。在奉天之难中，德宗对陆贽言听计从；贞元后，却宠信如裴延龄等听话顺意者，不仅不接受陆贽的规劝，反而对他的“冒犯”耿耿于怀，无情打击，并以各种固执之举找回他在奉天之难中丢失的形象损失。陆贽却坚持“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的人格操守，直谏如初，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言:
陛下若谓厚取可以恢武功，则建中之取既无成矣；若谓多积可以为己有，则建中之积又不在矣；若谓徇欲不足伤理化，则建中之失伤已甚矣；若谓敛怨不足致危亡，则建中之乱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祸，成中兴之功者，良以陛下有侧身修励之志，有罪己悔惧之辞，罢息诛求，敦尚节俭，涣发大号，与人更新；故灵祇感陛下之诚，臣庶感陛下之意，释憾回虑，化危为安。
陆贽在揭发裴延龄劣行时，直接指出德宗有失察与纵容之过，并一再以建中之事警告德宗，这势必刺激德宗脆弱的神经，触碰到德宗忍耐底线。上书不到两月，德宗即罢了陆贽的相职。
第二次是谏官群体与德宗的冲突，事在贞元十一年(795)三月。《韩昌黎文集·顺宗实录》记述道：
至裴延龄谗毁陆贽等，坐贬黜，德宗怒不解，在朝无救者，(阳)城闻而起曰：“吾谏官也，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遗王仲舒数人，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状。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语，将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
经奉天之难后，唐德宗权力意识高度敏感，一经裴延龄挑拨，竟要置陆贽于死地，这引发了朝臣集体抗争。除了阳城、王仲舒之外，参与延英门伏阁的“诸谏官”，还包括归登、熊执易、崔邠等。史家多将此事作为各自人生中最大的亮点来记录。例如，王仲舒是韩愈好友，《韩昌黎集》中存有王的碑铭与墓志铭，贞元十一年(795)才二十九岁，是这一群人中年纪最小者。归登，《旧唐书》有传：
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
归登为学者型老臣归崇敬之子，大历七年(773)及第，此时近五十岁，其父仍为太子侍读，太子最后出面，或与此相关。熊执易，《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注曰：“熊执易《化统》五百卷，执易类九经为书，三十年乃成。未及上，卒于西川，武元衡将为写进，妻薛藏之不许。”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新近发现熊执易女墓志，即殷恪《唐乡贡进士陈郡殷恪妻钟陵熊夫人墓志铭并序》，有言:
烈考执易，一举秀才上第，两登制策甲乙科。屈就常调，抑居尤等。德行文学，称为帝师。道隆势孤，遭时排斥。故位未升乎公相，仕止尚书郎官，寿中辍，君子悼焉……夫人诞于德门，居然上瑞。生六月即孤，且依舅氏。……以开成四年十二月三日，没于京兆盩厔县阳化乡之别业，享年参拾壹。
熊执易贞元元年(785)进士及第，至此已年过不惑了。墓志既称他为“帝师”，又言“遭时排斥”，就是指受此事的牵连。崔邠，《旧唐书》称赞他：“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其时四十二岁，是上疏执笔者之一。五人中，阳城是谏议大夫，王仲舒是左拾遗，归登是右拾遗，崔邠是左补阙、熊执易是右补阙，如同上次反对重用卢杞一样，这一次也是谏官群体出动。《新唐书·鲍防传》记：“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穆质、裴复、柳公绰、归登、崔邠、韦纯、魏弘简、熊执易等，世美防知人。”他们能统一行动，还可能缘于多有同年关系。其时，陆贽的职务是太子宾客,太子出面说情，陆贽才由三品太子宾客被贬为五品的忠州别驾，免于死罪，谏官达到了目的。
这次抗争激发了他们的勇气，随后又一起谏阻裴延龄为相，时间在贞元十一年十一月左右。对此，《韩昌黎文集·顺宗实录》记：“时朝夕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在这次抗争中，权德舆作为谏官也加入了，同书《唐故相权公墓碑》记：
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监察御史征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庆。改左补阙，章奏不绝，讥排奸悻，与阳城为助。转起居舍人，遂知制诰，凡撰命词九年，以类集为五十卷，天下称其能。
权可能是接替了崔邠之职。虽然，贞元十一年七月，阳城因密奏失利被贬为国子司业，但裴延龄也未当上宰相，又于贞元十二年九月亡故。第三次抗争结束，倒裴者获胜。
群体下跪请愿，这种集体性抗争活动在唐代尚属首次，由金吾将军张万福的反应看，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群臣在已知德宗发雷霆之威后，仍群起对抗，足见其时死谏抗争之风甚强。又，韩愈为王仲舒所作的神道碑铭记：
贞元初，射策拜左拾遗，与阳城合遏裴延龄不得为相。德宗初怏怏无奈，久而嘉之。其后入阁，德宗顾列谓宰相曰：“第几人必王某也。”果然。月余，特改右补阙。
由德宗的反应看，他对群臣抗争既有所忌惮，又有所不甘。这则酝酿出更大的风暴。
第四次是贞元十四年(798)太学生群赴阙下为阳城请愿，成为贞元士人抗争的高潮。《顺宗实录》记：
有薛约者，尝学于(阳)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将徙连州，客寄有根蒂，吏纵求得城家。坐吏于门，与约饮决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闻之，以城为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王鲁卿、李傥等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住数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在裴延龄死后二年，唐德宗仍如此关注阳城，就是因为他在前一事中自尊与威严受到挑战。相对于陆贽来说，对阳城的处理并不严厉，但激起的反响却更大，显然是受到了前几次谏官集体抗争成功的激励。通过辨析相关史料，既可解释史源之复杂性，也可更具体了解这次学潮的特点。
首先，学潮的核心成员。《柳宗元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记：“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学生鲁郡李季傥、庐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业奔走……”这与韩愈《顺宗实录》所载“太学王鲁卿、李傥等”是不一样的，其他如《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都是承《顺宗实录》所录而来，属同源史料。柳文写于当时，相较于十五年后形成的《顺宗实录》，柳文中的信息更加原始；而且，其“身份+郡名+人名”的表达方式也最合当时表达规范。这次学潮的领袖，应就是李季傥、何蕃，而王鲁卿、李傥、季偿等，都是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何蕃是领头者之一，《顺宗实录》却不记何蕃一名，这是韩愈的有意忽略，表明对这次学潮有不同的认识。由何蕃就学太学二十余年的身份看，其时太学生是一个特殊构成，故有更强的勇气参与现实政治。
其次，学潮的规模。《唐六典》卷二十一记，开元年间，国子监生员总数约二千二百人；安史之乱后，国学毁损严重，人数大减。到了贞元十年左右，已恢复正常。《唐会要》卷六十六记录了元和初的国学状况，也大致反映了贞元时国子监生员数量。当时，长安国子监生员数是五百五十人，考虑到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一百人，教学活动与前三者不属同一系列，参与请愿活动者主要应来自国子馆、太学、四门馆这四百五十位中，而且，极有可能是国子学八十人、太学七十人的全部。由国子监生员人数看，无论是二百六十人还是一百六十人，对当时学馆来说，都是一场大规模的风波。
再次，学潮过程与运动方式。柳宗元言，九月二十三日见贬阳城诏，次日下朝时见太学生“顿首西阙下”，二十六日作劝戒文，表明事情还没结束。其于碣文中言：第一次请愿，“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朝廷派人接受请愿状但仍维持原诏书决定。第二天，太学生再赴阙，走到东宫被劝止了，请愿状未能献上，就在路上聚集声冤。学潮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天，分两次进行，活动方式是罢课游行，到皇宫西门跪请。国子监在皇城南门外务本坊，从此出发赴阙请愿，需穿过整个皇城，其举动近似现代都市集会游行。东宫在延喜门旁，后一次活动止步于延喜门，应是太子干涉的结果。韩愈则言：“住数日。”到皇宫前静坐了几天，未得到朝廷受理，与柳说不同。柳文记录当时眼见之事，应更为可信。
从反卢杞到反裴延龄，从保护陆贽到保护阳城，从朝廷大臣、谏官的集体跪谏到太学国子学的学生上街游行请愿，抗争的频率越来越高，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经历建中战乱后的一代士人在此显示出了新的精神气象。这包括：士人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奋力抗争的政治勇气以及为正义结盟，以群体力量发声的自觉意识。诸事皆可证明，人心激荡、好争敢言正是贞元士风的特色。最早的太学生运动可追溯到西汉哀帝时王咸举幡之事，东汉后期太学生运动规模更大，《后汉书·欧阳歙传》记：“(欧阳歙)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后汉书·李固传》记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李固被梁冀诬以谋反罪下狱。李固学生王调、赵承等上书为李固喊冤，“(李固)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在王朝体制下，以救师名义展开的抗争活动，符合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伦理规范，但群议力量的公开挑战，自然为专制者所不容。《后汉书·党锢传》记：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喊冤，结果被送入狱，“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太学诸生三万余人,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自此之后，这类活动都蒙有“党人”恶名而遭禁锢。这固然与国学机构衰微以及师承观念淡化有关，更缘于历代王朝对此类事的严厉防范控制。贞元学潮不仅恢复了汉儒太学生集体抗争的传统，还以强烈的激情重振了汉儒参政热情与斗争精神。他们的集体请愿，既缘于对阳城人格的敬重，还在于对陆贽、阳城一系政治立场的认同，对德宗专横的不满，其内在精神是与朝臣延英门抗谏相呼应的。
二 韩、柳关于阳城与学潮的书写及贞元文风
贞元“护陆倒裴”运动是建中后士人郁积已久的激愤之气的大爆发，也是他们政治热情最集中的展示。在这场运动前后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学书写，韩愈、柳宗元虽非直接参与者，但都有关于阳城的书写以及与此事相关的文章。将这些作品与当时其他人的相关之作联系起来考察，不难见出它们已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贞元文风。这一文风，具有与上述士风相同的激荡多气的特点，体现了一致的好言敢争的精神指向。
韩愈《诤臣论》作于阳城廷争之前的贞元九年(793)，这是他进士及第的次年，之前的七年里已有过三次科场失败，其时正承受着吏部试的煎熬。在他看来，阳城一步即升任四品职位，理应夙兴夜寐、肝脑涂地才是，可是阳城却以清虚为上，一味无为。这是韩愈不可理解也无法容忍的事。所以，在文中，阳城的形象是负面的。韩愈极尽讽刺之能事批评其尸位素餐，又深入批判产生这一现象的名士观念，正面论述他对朝臣职守的理解，否定了魏晋以来流行的名士化仕宦形象。他认为，清虚、无为、饮酒、弹琴，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属个人的好尚；但职仕是公共行为，必须依臣规宦道行事，尽职是其基本操守，如其《原道》所言：“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其对阳城不作为的否定，与这一思想是一致的，是出于对儒臣职守与品格的自觉意识。此论表明，中唐之后，中古名士化人格范式已受到质疑与抛弃，儒臣伦理传统开始回归。另外，韩愈作《诤臣论》，可能还缘于对德宗、李泌重用阳城的不满。李泌为道教中人，其对阳城一反常理的拔擢，多有道家故弄玄虚的成分，韩愈对这种神秘化的行为方式向来是不认可的，在屡试屡败后，更易受到这类莫名宦达者的刺激。故文中多有不平之气，指名道姓抨击当朝大员，其曰：
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宋人叶适言：“昌黎作《诤臣论》，年甚少，是时意盛，谓天下事但当如是为之。”年少意盛，正是此文的特点，这也是时风使然。与此后谏官之文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种激愤之言正是那个时代人特有的话语方式。
在韩文两年之后，阳城完成了形象大转身，延英门跪谏、公开扬言撕诏书、太学生请愿求留，使之成为一代士人的中流砥柱与舆论中心。韩愈对他的书写随之也大有变化。学潮之时，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或许不明学潮详情。贞元十五年(799)冬，韩愈随徐州朝集使到长安，与四门学博士欧阳詹等国学人员多有交往，了解到贞元学潮详情。其《太学生何蕃传》即作于这一时期。文章不长，却能从学业、友孝、忠义三方面介绍了何蕃这位老太学生的特点：
学成行尊，自太学诸生推颂不敢与蕃齿，相与言于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状申于司业、祭酒，司业、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数十余事。以之升于礼部，而以闻于天子。京师诸生以荐蕃名为文说者，不可选纪。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叹。
韩愈认为，这样一个公认的品学兼优者却不能及第，当然是礼部失职，这也是他多年失利考场的嫉愤心理体现。在文中，韩愈又借欧阳詹之口突出了何蕃“仁勇”的精神：“(建中四年)朱泚之乱，太学诸生举将从之，来请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从乱，兹非其勇欤？”又写到他对太学风气的影响：“太学六馆之士百余人，又以蕃之义行，言于司业阳先生城，请谕留蕃。于是太学阙祭酒，会阳先生出道州，不果留。”事隔六年，在韩愈笔下，阳城已是正面形象了，并以同情的态度记下了阳城贬道州这一悲剧。
与抵制朱泚一样，领头赴阙请愿也是何蕃激于义愤之举。但是，韩愈在文中并没有写此事，《顺宗实录》也不记何蕃参与学潮之事。两处的一致性表明，这是韩愈有意为之。史书未载唐德宗对太学生集体请愿的处理，依德宗个性，对这种公然的挑战不可能无视，上文提及的太学生领袖在此后多寂然无闻，不排除被打压禁锢的可能。韩愈将何蕃离开太学与阳城贬道州联系在一起，也暗示了何蕃是被迫离开的。在这一情况下，韩愈自然不便提及何蕃与学潮的关系。《顺宗实录》作于元和九年(814)左右，已经在阳城事件十五年之后了，其文未必尽出于韩愈之手，但由不记何蕃一事看，其主体部分当为韩愈所作。其时，韩愈已两任国学教官(四门学博士、国子博士)，作为学校管理者未必认可学生“投业奔走”之事，故保持以前的做法，不将其名入国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没记此人，可能就是认同了韩愈的用心。
唐顺宗朝，已为陆贽、阳城平反，韩愈是以史官身份在国史中为二人立传，由其相关行文与权德舆《陆贽文集序》近似看，其基本内容可能是取自《德宗实录》或当时史馆所存的二人行状。《顺宗实录·阳城传》以廷诤、学潮为中心，着意表现了阳城执拗质切、敢于担当、不畏强权的精神，写出了贞元士风“急于义愤”的特色。其中，“既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其二弟牟、容连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意。有怀刺讥之者”，应视为对前作的回应。韩愈对阳城态度的转变，还可能与陆贽有关。陆贽知贡举时，委托梁肃荐人，韩愈获荐，这才结束七年的科场蹉跎，故韩愈对座师一直都心存感激。阳城为陆贽抗争遭贬，自然能得到韩愈的同情。虽然，对人物评价观点迥异，但话语方式不变，都保持了“急于义愤”的贞元时风。
柳宗元有两文就是为学潮而作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的主旨似劝说太学生不要因师生之私情，干扰朝廷对阳城的任命，但是，又花了很多笔墨大赞阳城为人，以此证明太学生请愿之举的合理性，并对太学生留师抗争行为作了充分的肯定：
辄用抚手喜甚，震抃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仆尝读李元礼、嵇叔夜传，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讫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乖剌欤？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愿诸生勿得私之。想复再上，故少佐笔端耳。勖此良志，俾为史者有以纪述也。
其信无具体受信者，也非代人之作，而是以私人身份给全体太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貌似劝慰，实则是以此举参与了太学生请愿行动，其兴奋之状溢于言表，认为此举复兴了东汉太学生“奋志厉志”的政治精神。章士钊《柳文指要》推演柳文内情：“于斯太学生求所以留阳城者，谅诸数百人中，意见不一，可鉴于德宗之震怒，舆论之指责，以及本身有致恨于狂惑小生之丑行无赖，甚或不满于阳公偏袒狂生之所为，若者畏祸，若者避嫌，若者羞与为伍，因而众力不能集中，众志无由成城，其最初奋起厉气，一鼓向前之盛慨，行且中道而溃，一哄而散，故子厚不得不为说善辞以淬励之，多方设譬以深感之，如贻留千年永读不厌之此一文然。”他作了多方面的身临其境的设想与推论。在他看来，柳文就是一篇配合学潮的鼓动性文章，具有激荡人心、淬励士气的作用，展示了这位二十六岁的新科进士的激情与才思。
维持尊严与权威是王朝统治者的本性，唐德宗注定不会给太学生让步，阳城最终仍由国子司业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则求柳宗文作《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为他送行。柳宗元将因学潮而生的兴奋与急愤之情一泻于文，分三层称颂了阳城的为人与品格：(1)“履道葆醇”，赞其人品，也可能是对韩愈《诤臣论》等指责的回应；(2)“抗志励义，直道是陈”应是指阳城救援陆贽与反对裴延龄任相事；(3)“宣明德教”，是指其在太学育人之事。此文特别之处在于，为这一学潮留下了一段历史记录，并于铭文再述：
生徒上言，稽首帝阍。谓天盖高，曾莫我闻。青衿涕濡，填街盈衢。远送于南，望慕踟蹰。
柳有意突出太学生的义愤激动与朝廷漠然无视之间的对立，称道太学生激情与高义，批判了皇权的专断与无情。其文与延英门跪请、集体赴阙请愿一样，对威权的蛮横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在前一信中，他还站在官方立场曲意解析德宗贬阳城之善意，碣文则与太学生站在同一立场，直接抗议德宗的蛮横。
上述韩、柳之作并不是孤立的，贞元年间诸多抗争之作都有近似的风格，这应是贞元朝的时代色彩。这一风气与色彩的形成，来源于其时文坛宗主陆贽为人与为文的影响力。在建中之乱中，陆贽的写作行为与国运沉浮联系到一起，其文起到解危救亡的作用。权德舆在《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写道：
尝从容奏曰：“此时诏书，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禹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俾臣草辞无讳，庶几群盗革心。”上从之。故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及还京师，李抱贞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时臣知贼不足平也。”
《全唐文》卷八百三十六所收钱珝(钱徽之孙，唐末梁初人)的《六表》言：
陆贽以忠信事德宗皇帝，建中初方为侍从之臣，事系安危，言皆激切。有不纳者，必能力争。
在王朝危机中，陆贽代拟的诏书急速提升了朝廷凝聚力，统一了人心，提振了士气，展示了文章之事与经国大业之关系。当时人即称其文的特色就是“言皆激切”，如其为德宗所作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言：
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全文推心置腹，情理合一，正气坦荡，如权德舆所说，“草辞无讳”“以感人心”。特殊时期，其文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影响到一代文风，也成为贞元一朝的文章范式。
在贞元廷争中，陆贽仍保持了言辞激切，感激思奋这一文风。例如，《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言:
裴延龄僻戾而好动，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坚伪无耻，岂独有识深鄙，兼为流俗所嗤。……延龄妄诞小人，任之交骇物听，臣虽熟知不可，犹虑所见未周。
直斥德宗选人不当,气盛句切。紧随其后的《论裴延龄奸蠹书》更是如此，六千多字，一气呵成，气激意烈。首论君子小人之别，直接把批判对象定性为梁木之蠹，将德宗看重的裴延龄定为小人；接着分项指证，以充分证据说明裴氏人品之劣：
户部侍郎裴延龄者，其性邪，其行险，其口利，其志凶，其矫妄不疑，其败乱无耻，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愿择左右亲信，兼与举朝公卿，据臣所言，阅实其事。傥延龄罪恶无状，即臣之奏议是诬，宜申典刑，以制虚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
再次，分析了德宗执政理念之误，以此说明其用人之非，并愿以性命担保所论无伪，语气坚决不苟。其批评德宗聚敛之政，即以德宗奉天之难中难堪往事为证，毫不避讳：
尝欲发一健步，出觇贼军，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陛下为之求觅不致，竟悯默而遣之。又尝宫壶之中，服用有阙，圣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烦于人，乃剥亲王饰带之金，卖以给直。是时行从将吏，赴难师徒，仓黄奔驰，咸未冬服，渐属凝冱，且无薪蒸，饥冻内攻，矢石外迫，昼则荷戈奋迅，夜则映堞吟，凌风飙，冒霜霰，逾旬而众无携贰，卒能走强贼，全危城者，陛下岂有严刑重赏，使之然耶？……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诸侯之富也；藏于囷仓箧匮者，农夫商贾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贵，海内之富，而猥行诸侯之弃德，蹙守农商之鄙业哉。
直书德宗被围时狼狈之状，以证建私库之失策，将德宗敛财指斥为农商鄙业之事，锋芒毕露，不遮不掩。又言：“陛下以延龄为能，愚臣以延龄为罪，能必有迹，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贤，按验其所论之罪，以考虚实，与众同辨，示人不私。”公开要与皇帝对质，出语胆大，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言“从陛下历播迁之危，睹陛下致兴复之难，至今追思，犹为心悸；所以畏覆车而骇虑，惧毁室而悲鸣，盖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陈请，虽已频烦，天听尚高，未垂谅察，辄申悃款，以极愚诚。忧深故语烦，意恳故词切”，他自己也认为己作是“情激于衷”而成，实有忧深语烦，意恳词切的特点。
在这场抗争中，其他人的奏章也多受陆贽文风影响。例如，权德舆、王仲舒各存有两篇倒裴奏章，都是单刀直入，出语不讳，甚至直接责问德宗，且要拉着德宗当面对质，其语气与论争方式与陆贽极相近，语多急切，情绪激荡。权德舆曰：
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为时所抑，丑正之党，结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征其本末，令分析条奏？又择朝贤信臣，与中使一人，巡覆边军，察其资储有无虚实。……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仇疾？
王仲舒曰：
伏惟发诚谨中官，备问闾里，有言延龄无罪，李克有过，臣实微眇，敢逃天诛？……陛下以延龄为贤，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万方。使延龄无辜，辨之何害？
他们直指德宗暗箱操作的要害，强烈要求公开重用裴的理由，无惧无讳。
这些文章，在当时就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力。韩愈言权德舆，“章奏不绝，讥排奸幸，与阳城为助”；言王仲舒，“以忠远名，有直而讽。辨遏坚恳，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动帝目”。权德舆“序”称道陆贽文，“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军国利害，巨细必陈”，“俾彪狡向风，懦夫增气”。由韩、柳诸文看，这是贞元一朝文风特色，它与贞元学潮是相通的，体现了贞元一代士人激荡多气的参政精神。
三 贞元“尚荡”之风的本义及反响
二十多年后，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言：“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他所说的“尚荡”之风，其实指的就是以陆贽为代表的抗争之文所体现的文风。这些抗争之文，或是廷议论驳，或是公开书信与碣文，文体不同，观点有异，但多具贞元一朝的话语模式与时代色彩，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其一，在内容上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切指当下政治，多触及当时的敏感话题与君王隐痛，毫不避讳。例如，韩愈在批评阳城旷职之事时，也极讽德宗用人不当；柳宗元一面称赞太学生有情有义，一面控诉德宗的无情无理。至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诸文，皆直指当下人事，多能将当下弊政与国之安危相联，进而推演出臣不言则失职、君不改则国危这种政治逻辑，形成一种义正辞严的逼迫感。
其二，语多急切，锋芒毕露，反映了贞元朝激荡多气的时代特色。柳宗元身临其境，受到太学生的鼓动与感染，所作两文语多激荡之气：“顿首西阙下，恳悃至愿。”“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遮道愿罢，遂不果献。生徒嗷嗷，相眄徘徊。”“谓天盖高，曾莫我闻。青衿涕濡，填街盈衢。”多以排偶行文，显示出自己激愤难已的心情，颇有感染力。这是一次失败的抗争，但在其笔下，已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其三，行文逸荡，不好含蓄收敛，不求警句醒目，而重叙述与阐述的充分，气骨强健。例如，陆贽为文如苏轼所言：“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其《论裴延龄奸蠹书》长达六千字，或据理立论，或依事推理，或援往事以论今，或述当下之弊以推祸，一气纵论，不明不止。又如，韩愈《诤臣论》推演在官无为之不堪，反复设问，将道理说透，韩、柳、权、王与陆贽文一样，都是在论理叙事中表达出自身激愤的心情。
这一激荡多气的风格正是贞元一朝士风的反映，其中既有百余年科举制累积起来的政治凝聚力，也是经安史之乱、建中之乱考验后的一代精英激发出的家国一身的参政激情与勇气。唯因如此，柳宗元才为当时政治激进派东宫集团关注，并纳入永贞党人的核心集团，成就了他悲壮的后半生。这应是贞元文风的文化底蕴，也应是“尚荡”的文化内涵。
这一“尚荡”的文风。在事后多年仍有余响。由于贞元学潮是中唐影响较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也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学题材，不仅当时，之后很多年仍有人提及，它构成了从唐到宋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首先，唐代元稹(字微之)、白居易(字乐天)关于阳城驿的唱和引发了持续题咏。元诗曰：
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阳公没已久，感我泪交流。……公虽未显谏，惴惴如患瘤。飞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将炽，积燎无人抽。公乃帅其属，决谏同报仇。延英殿门外，叩阁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上知不可遏，命以美语酬。降官司成署，俾之为赘疣。奸心不快活，击刺砺戈矛。终为道州去，天道竟悠悠。遂令不言者，反以言为訧。喉舌坐成木，鹰鹯化为鸠。避权如避虎，冠豸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诗人称好逑。私来一执手，恐若坠诸沟。送我不出户，决我不回眸。唯有太学生，各具粮与糇。咸言公去矣，我亦去荒陬。公与诸生别，步步驻行驺。有生不可诀，行行过闽瓯。为师得如此，得为贤者不。……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此名有深意，蔽贤天所尤。
元稹于元和五年(811)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得罪权贵宦官被贬为江陵法曹参军，白居易赠其一轴二十首讽谕诗送别，元稹在途中作十七首回赠。阳城驿是元稹途经商南县时所遇到一驿站名，这让元稹联想到阳城及学潮事。贞元十四年(798)，元稹二十岁，居长安开元寺，已明经及第，更易受太学生参政热情的感染。他在诗中除了称道阳城人品之外，专门写了阳城廷上抗争与太学学潮风波。对于后者，元稹结合自己被贬之时的体验写得尤为悲壮，以太学生话别悲情表达了士人对专制蛮横的愤怒。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言：
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云是元监察，江陵谪去时。忽见此驿名，良久涕欲垂。……因题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诗成寄与我，锵若金和丝。上言阳公行，友悌无等夷。……次言阳公节，謇謇居谏司。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终言阳公命，左迁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归。一一皆实录，事事无孑遗。凡是为善者，闻之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无其人，来者亦可思。愿以君子文，告彼大药师。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闻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谏从如流，佞臣恶如疵。宰相闻此章，政柄端正持。进贤不知倦，去邪勿复疑。宪臣闻此章，不敢怀依违。谏官闻此章，不忍纵诡随。然后告史氏，旧史有前规。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辞。但于国史上，全录元稹诗。
白居易的和诗归纳了元诗基本内容，充分肯定了元诗的实录功能，也对阳城“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政治品节大加赞颂。当时白居易二十七岁，寓居洛阳，准备应试进士科，虽未经历此事却为之感染，因而他能真切体会出元稹诗的实录精神及不平之气。元、白二人诗中对阳城前期无谏之事都作了说明，显然是对韩愈《诤臣论》的回应。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中又列有《道州民》称赞阳城，元白唱和诗是当时诗坛的流行读物，流传甚广。他们咏叹阳城之作扩大了贞元学潮的影响，使之成为一流行的文学题材。
约在三十年后，开成四年(839)，杜牧也经过这里，想到了元、白相关的诗，写下《商山富水驿(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一诗:
益戆由来未觉贤，终须南去吊湘川。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全诗高度称赞了阳城的直谏抗争的精神与不慕富贵的人格魅力，对阳城悲壮形象作了更精辟的概括。诗的第一、二联应是回应韩愈《诤臣论》一文，末联关于改驿名的议论又是对元、白诗之回答。这说明，从贞元九年至开成四年，近五十年里，阳城及贞元学潮一直是一热门的话题。
这个文学热点，一百五十多年后仍在延续。受唐人影响，阳城及阳城驿也是宋人流行话题。例如，淳化二年(991)，王禹偁被贬出京城途经此处，作有《不见阳城驿》：
不见阳城驿，空吟昔人诗。谁改避贤邮，唱首元微之。微之谪江陵，憔悴为判司。路宿商山驿，一夕见嗟咨。所嗟阳道州，抗直贞元时。时亦被斥逐，南荒终一麾。题诗改驿名，格力何高奇。乐天在翰林，亦和迁客词。遂使道州名，光与日月驰。是后数十年，借问经者谁。留题富水驿，始见杜紫微。紫微言驿名，不合轻改移。欲遣朝天者，惕然知在兹。一以讳事神，名呼不忍为。一以名警众，名存教可施。为善虽不同，同归化之基。迩来又百稔，编集空鳞差。
他在诗中称颂了阳城“抗直贞元时”的抗争精神，列叙了唐代过往人题咏此驿之事，强调这一地理标识特殊的文学与文化意蕴。这一文学活动已为特定的地域涂上了特殊的文学色彩，而固化的人文地理进一步推动文学传说的流传。又如，陆游《以石芥送刘韶美礼部刘比酿酒劲甚因以为戏》言：“古人重改阳城驿，吾辈欣闻石芥名。风味可人终骨鲠，尊前真见鲁诸生。”特意点明鲁郡太学生之事。面对新旧唐书之别，陆游选择了柳宗元文本，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型诗人的特色。当然，他更看重的是由阳城引发的太学生运动，肯定他们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骨鲠之气。这与官方立场是不同的，更接近柳宗元的书写立场。
其次，自此之后，贞元学潮及阳城、何蕃之事作为诗文典故，被广为运用。例如，会昌二年(842)，裴敬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列述唐之得人：“以德行称者元鲁山、阳道州。”咸通二年(861)，郑薰作《杨汉公墓志》又言：“烈考讳宁，皇国子祭酒，赠太尉，始用经学入仕，尝游阳谏议城之门，执弟子礼。洁白端介，为诸儒所称，其舅司业公尤所嗟赏。”杨汉公父杨宁曾为阳城的学生，郑熏则将之作为家族荣誉书写下来。至唐末，黄滔《祭崔补阙》仍言：“大唐有进士科，无岩穴诏，故鹄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则有阳谏议城，凛凛清风。”一百多年里，在唐人笔下，他们一直是作为仁善勇谏的清流儒士为人称道，这与贞元学潮的影响及韩、柳等人的书写是相关的。
宋人多将阳城、何蕃作为太学生中的模范人物提及。例如，苏轼《次韵答顿起二首》之一：“新学已皆从许子，诸生犹自畏何蕃。殿庐直宿真如梦，犹记忧时?万言。”这是苏轼在徐州期间(1077—1079)所作的诗。他将当时太学与贞元时太学相比，认为何蕃抗争的勇气仍应是当代太学生的榜样。其肯定何蕃，是缘于对陆贽的崇拜。苏轼自言：
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
又如，慕容彦达《摛文堂集》中收录有为宋徽宗撰写的《杨愿除中书舍人诰》说：“仲舒潜心,诸儒之论咸服；何蕃正色,六馆之节自髙……自远追两汉之风。”元佑之后，以此为典者渐多。诸如，王十朋《梅溪集·赠少保王公墓志》：“王公为博士，学者咸敬而仰之，师道之尊如阳司业，衡鉴之精如陆宣公。”周行己《浮沚集·上祭酒书》：“去年且思阳城之训，念何蕃之行，遂以觐亲告归。”洪刍《老圃集·示子》：“太学何蕃久不归，十年甘旨误庭闱。”赵蕃《乾道稿·送交代吴共叔师礼》：“往君在太学，有类如何蕃。仁义积诸身，诸生知所尊。”刘克庄《后村集·送方清孙参学》：“曩日士曾宗郭太，他时我欲传何蕃。”王迈《臞轩集·送徐子学梦鲤赴梅教二首》之一：“九州四海尽同年，德行公居一榜先。太学何蕃名籍甚，南州孺子道巍然。”他们都将阳城、何蕃作为太学中的楷模，视贞元学潮为东汉太学生运动的复兴与接续。随着陆贽文学地位的上升，拥陆者阳城、何蕃也成为宋人熟知的学潮领袖，此人此事已成为宋代诗文中的习用之典了。
再次，因韩文影响上升，宋人对阳城及贞元学潮的讨论也连绵不断。最初，是由欧阳修提出问题：
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贽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諌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他从职守层面重申了韩愈《诤臣论》思想。范祖禹反驳了欧阳修这一思想，《唐鉴》卷十五曰言：
扬雄曰：“或问贤，曰:'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为之者也。遏裴延龄为相救陆贽将死，此人所不能，非贤孰能为之。一奋其忠，名震四方，终身废放，死而无憾，自古处士之有益于国如城者鲜矣。后世犹责之无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李弥逊(宋高宗朝试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却认同欧阳修的观点，其《筠溪集·议古·阳城上疏论裴延龄罪》曰：
阳城居位八年,当德宗播迁之余,亡以自励,远忠贤亲谄佞,过失多矣,乃不能出一言有所救正,至延龄之宠,成陆贽之谗入,始抗章极论延龄,仅以不相而贽竟免,城亦继逐,于是崔损、李齐运、韦执谊之徒并进君侧,不复有人矣，其所由来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愈作《诤臣论》非独有讥于时,其欲以为后世诫乎。
杨时比较了这两种说法，其《龟山集·语録三》中提出了一种调和观点：
阳城固可取。然以为法则不可。裴延龄之欲相,其来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于渐乎?至于陆贽之贬，然后论延龄之奸佞，无益矣。……盖小人之恶制之于未成则易,制之于已成则难。延龄之用事，权倾宰相，虽不正名，其为相其恶自若也，何更云待其为相然后取白麻坏之邪？然城之所为,当时所难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为法耳。
在肯定阳城抗争精神的同时，又认为不能以之为法。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明清。明何乔新作咏史诗《怀阳谏议(夏县)》云：
青蝇忽止藩，贤相投荒陬。公乃叩阁争，累疏不自休。精忠贯皎日，劲气凌清秋。白麻不果降，憸佞恚且羞。公殁数百载，士风日以偷。旖旎荃与蕙，兹焉化为茅。朝阳无鸣凤，立仗多骅骝。思公不可见，怅然抱孤忧。
也是为阳城辩解，认为阳城有精忠劲气。到了清代，李渔又重新审理了这场争论：
以七年不谏之言官，一旦起而论事，遂能免正于死，阻奸人之相。真可谓不鸣则已，鸣则惊人者矣。然未必非昌黎一激之力。古人讥讽之文，其有禆于人也若此。……于此见有唐风气之醇也。……欧阳公作论非之，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认为阳城见韩之讥而奋发，韩愈见阳之变由讥转赞，此事足可见出唐人风气之醇。其论努力调和前说，重点仍是推重阳城的抗争精神。
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持续七八百年，除了韩愈《诤臣论》名文效应外，还在于与之相关的贞元年间学潮的影响。由宗法制延伸出来的家天下意识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统治结构，权力高度集中，排异神经高度敏感，所有与皇权有异的公议活动都被视为失序之举而遭禁锢，因此，这种活动的产生，既是集权者对公议压制到极限后的结果，也是参政者激情大爆发的体现，是对专制化排异神经的一种强烈反弹。在高度专制的王权体制内，由于内部没有平衡或公议机制，自发性公议活动则多为非常态的偶发事件，相对于严密的行政体系，学校往往成为公议中心，自子产不毁乡校到明东林党人再到清末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学校作为舆论中心一直为统治者所忌惮。国学作为最高教育机构，以国家意识形态——儒家经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与现实政治多有联系，本身就是朝政最灵敏的感应器。其中的成员，多是经选拔而来的士族精英，知识、智力水平处于社会高层，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又以富有冲动热情的年轻人为主体；作为预备官员，他们往往是现实政治的观察者与批判者，又存在着同学、师生天然的联盟，其抗争行为更有社会冲撞力。因此，历代统治者对此都控制甚严。由东汉太学生运动看，学潮不仅仅是师生自身之事，往往是社会问题集中的反映，是诸多政治危机的触发点，易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故能牵系一时人心，促成士人政治激情的大爆发，也能催发出一批有抗争色彩的诗文作品。在唐代，举子多会集京城，试子维权闹事并不少见，如刘长卿就是天宝年间举子聚会的“棚头”。但是，这种集体抗争多与科场竞争有关，较少涉及时事政治。贞元十四年何蕃等人赴阙请愿，表面上是为老师阳城声冤，实际上是士人积郁已久的怨气大爆发，斗争矛头直指唐德宗，正面批判了他的失政之举，表达了拨乱返正的改革诉求。正是有此背景，才会有永贞革新、元和中兴这样的历史演进。虽然，陆贽擅骈文，韩柳倡古文，但内在精神是相通的，都有“奋志厉义”“激荡多气”的贞元之风。唯有从这一层面，才能对李肇所说的“贞元之风尚荡”有更深入的理解。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