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一讲——浅析滇东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

滇东南所属的行政区划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其州东邻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连红河州，北接曲靖市，南与东南亚国家越南接壤。州境地处喀斯特山原，跨越珠江和红河两大流域。区域内河流、溶岩洞穴发达，动植物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古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该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2011年以前除麻栗坡小河洞的材料为小规模试掘获取外，其余大多为调查采集。这些材料虽然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囿于其获取途径材料共存组合关系不明，由此产生的时空关系混乱局限了材料所能表达的信息。2011年以后在州境先后对三个重要遗址进行了成规模的考古发掘，它们分别是广南牡宜遗址、文山小龙墓地和广南大阴洞遗址。以三个遗址发掘的材料为主脉结合众多调查材料，使我们得以粗窥该区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

这三个遗址按照主体遗存的年代先后排序分别为广南大阴洞遗址、文山小龙墓地和广南牡宜遗址，反映了文山州从青铜时代早期到汉晋时期不同阶段的三种文化面貌。

大阴洞遗址位于广南县坝美镇者卡村委会者乎村珠西公路西侧。该遗址为典型的洞穴遗址，遗址内除分布有大片人类活动形成的地层堆积外，还发现有墓葬、火塘等遗迹。墓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二次葬等。出土的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总的来说大阴洞遗址反映出的主体考古学文化面貌为在陶器方面器型以釜、罐为组合，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装饰风格以绳纹为主体纹饰，制作方式为手制；石器方面以磨制梯形石斧（锛）、凹刃器为主要器型。关于遗址的绝对年代可参考该遗址三个碳化稻谷样本测出的碳十四数据，分别是3080±30BP、2920±30BP和2600±30BP。据此推测其年代大约为西周时期，属于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或稍晚。

大阴洞遗址出土石器

大阴洞遗址出土陶器

小龙墓地位于文山市德厚镇小龙村西南山坡上。发掘共清理墓葬153座，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均大体沿山势呈东西向。墓葬无人骨保留，亦未发现葬具痕迹。墓葬出土随葬器物有铜器、陶器和玉石器。铜器以铜戈、铜矛、铜箭簇为多，偶见铜削、铜凿、铜镦、铜扣饰等器物。总的说来小龙墓地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为陶器以手制素面夹砂褐陶釜为主要器物，铜器以戈和矛为主要器物。关于小龙墓地的年代虽然没有测年数据但可以参考个旧麻玉田墓地的数据。麻玉田墓地的器物组合与小龙墓地多有相似之处，大多为陶釜和铜矛的组合，偶见陶釜与其他铜器。不同的是麻玉田墓地不见铜戈。可离麻玉田不远的个旧石榴坝墓地却又出土有和小龙相似的双翼戈以及与麻玉田、小龙相似的陶釜。这样就基本将小龙、麻玉田和石榴坝三个墓地串了起来，三者绝对年代应该不相上下。麻玉田墓地的三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结果分别为2470±35BP、2565±25BP、2530±40BP。以此数据推测其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之际，属于云南青铜时代中期或稍晚。

小龙墓地出土陶釜

小龙墓地出土铜戈

小龙墓地出土铜矛

牡宜遗址位于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和阿章村委会所在的高原盆地，是一个由多个分区组成的大型综合性遗址。目前共发现11个区域。这些区域中除位于阿章村白坟的9号区域时代较早外，其他区域时代大体相同。9号区域可能为包括铜器铸造在内的综合性遗址。该区域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大阴洞遗址，但时代稍晚大致介于大阴洞和小龙之间。

牡宜遗址其他区域的材料表现出两种文化面貌，一种为土著文化，另一种为汉文化。土著文化主要表现为使用竖穴浅土坑墓，膏泥填塞墓室，使用以铜鼓、铜羊角纽编钟、立耳铜釜等为代表的本地器物。汉文化主要表现为使用石室墓，使用以铜提梁壶、铜豆、铜博山炉、印纹硬陶等为代表的器物，体现出岭南汉文化的特点。牡宜遗址的主体年代从西汉中晚期延续到东汉，下限甚至可到魏晋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

牡宜遗址出土陶器

牡宜遗址出土羊角钮铜编钟

牡宜遗址出土铜镜

上述三个遗址为该区域在西周、春秋战国之际和汉晋三个时间点上打下了准确标记，同时显现出考古学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晋的一条发展脉络。此脉络具体表现为在陶器方面绳纹陶最早出现，之后不断衰落，到最后陶器大部分被岭南汉文化类型的陶器取代；铜器从无到有，但部分器型如戈之类并非直接脱胎于新石器文化，似乎另有来源，到汉晋时期显现出土著和汉文化融合的特点。三个遗址虽然典型，却并未反映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全貌，如与大阴洞遗址年代相当的遗物在文山州还发现有大量的双肩、双肩有段磨制石器等；与小龙墓地年代相当的遗物还有大量的鼓、靴型钺、尖叶形锄等铜器。

学界关于上述考古学文化所对应的古代族属也多有探讨。牡宜遗址反映出两种文化面貌，其中的汉文化因素与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土著文化是句町部族的遗留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关于句町的族属尚存争议，如“百濮说”、“百越说”等，关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背后族属的研究还有待更多信息。

三个遗址的材料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然为我们粗画了一条脉络，却依然存在诸多局限。比如因为发掘过的点比较少，不排除该区域的文化还存在地域差异；三个遗址所代表的时间节点之间还存在缺环；上文分析的过程中可能因为材料不全面而有所纰漏。但不管怎样，这些材料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滇东南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尽管这条脉络还不是那么清晰。重要的是，这条脉络为我们展现了滇东南地区各种文化交错发展到最后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

万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吕  静

审核|戴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