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老师】第一人称叙述妙法——带着镣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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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向红：苏州市甪直甫里中学高级教师，语文教育硕士，教龄20余年。曾主持校文学社工作，现主持开展校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发表教学论文3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10多篇。
戴着镣铐跳舞
丁向红
但凡叙述，必涉及角度。一般有第一人称，是人的有限视角；有第三人称，是神的无限视角。神的视角无所不至，笔意纵横，无拘无束。相比起来，第一人称限于具体时空，只能有选择地描述，表达常有不便，但看名家的作品，譬如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这些限制反而精致了结构，丰富了内容，犹如擅长舞蹈的演员，戴着镣铐才能跳出别样的舞姿。怎样才能跳得好呢？
“我”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当然，“我”不一定是主角。“我”有明确身份，“我”有故事，在故事的发生发展中有活动，“我”的存在使作品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标题就有“我”，除了强调“我”与叔叔于勒的亲情关系，也给予了本篇的叙述角度：从“我”出发，而“我”的视野是叙述的内容。“我”还是个孩子，所以还没被拮据生活给精神罩上浓浓的阴影，也没有象父母被金钱扭曲了人格，而具有普泛的同情怜悯的高尚心灵。我对待叔叔纯粹亲情的态度和行为，更加反衬了金钱社会亲情的扭曲变形，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效果。
“我”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因此也是一种类型的代表。
譬如《孔乙己》中的“我”,是个小伙计，被掌柜歧视的伙计，与孔乙己同属底层社会的一个孩子，也对孔乙己没有半点同情，却世故地跟着大伙一起笑乐，甚至当孔乙己热心地教他写字，爱搭不搭，不屑交谈，更不要说虚心学习请教了，在一冷一热之中，更衬托了孔乙己生存状态的卑微与可怜。
“我”是故事一起感同深受并成长着的人物。
譬如《最后一课》中的“我”，小弗朗士是个经常逃学的孩子，在最后一课上涌出对普鲁士侵略者的仇恨，对自己过去不学习的后悔，对祖国语言的珍惜和眷恋，让一个孩子从懵懂到懂事，是受韩麦尔老师和镇上居民爱国的言行感染而产生的变化。因为“我”的变化，这篇文章尽管记叙的是亡国故事，但没有悲哀的脆弱，却有悲壮的希望。
“我”是行文的线索人物。
从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我是其中一个或边缘或中心的人物。但从行文结构来说，内容皆是“我”的见闻感触，所有内容都是经过我这个镜头摄入的。《我的叔叔于勒》对家庭拮据状态的描写部分，展现家庭成员切肤的经历和体会，父亲赚得辛苦，家人花得计较，从细节和琐事中渗出的痛苦让读者动容，处于经济物质困境的人渴望摆脱贫穷。当然这也是“我”的生活和心理。而后文叔叔的过去是“我”的回忆，两封来信也是全家与我反复阅读的，每个周末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散步，听着父亲念叨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想象着叔叔归来挥动手帕的画面，计划着团聚后的幸福生活……哪一样没有“我”的在场？
哲尔赛岛之行，“我”由幕后转到幕前，既是一个观察者，又是情节发展的一个配角。对主要人物的观察因“我”的站位和聚焦点而有差异。譬如于勒的肖像描写，这位卖牡蛎的老水手，由贵妇人吃牡蛎的背景到成为父亲带姐姐和姐夫去吃牡蛎的目标点，从我远远的看到被支使去付钱近近的看，这些反复的描写，每次都有变化，而这都由剧情决定的，写法和内容也讲个合情合理。
笔下一切内容都是经过“我”的滤色滤光。
“我”的年龄、性别、职业、教养等是相应参数。作者不仅要塑造好“我”这个形象，还要借“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处理外界信息，使文中没一句带上“我”的烙印。《故乡》中的“我”是一名走出故乡，为生活辛苦奔波，渴望改变并相信能够创建一个新的故乡的知识分子。因此初见故乡，面对一个破落萧瑟的荒村止不住的惊诧失望；到了家门口，见到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和高兴的母亲、飞出来的侄儿，藏不住的凄凉；看着远离的老屋和故乡的山水，不怎么留恋，想起故乡种种人事的隔膜感到气闷和悲哀。这些情绪源于失望故乡的破败，不还因有过美好的回忆反衬的吗？而因此希望创造出为我们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只有“我”会萌生；那个曾经是持叉的英雄如今被折磨成木偶的闰土，那个曾经是温婉的豆腐西施如今被逼迫成尖利圆规的杨二嫂，那些被生活碾压变形的乡亲，“我”会同情悲悯。小说的字里行间有“我”的烙印。
“我”作为线索人物是串联全文的，因我起，由我终。。
“我”的见闻感触是串联全篇的内容，套嵌故事，虚实结合，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收放自如。
第一人称的叙述，带上“我”的口吻，受“我”所在时空视野的限制，因剧情而变化的“我”这个形象的影响，如果叙述得自然从容，那无疑是戴着镣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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