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画能有多恐怖？细思极恐啊！
《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迭戈·委拉兹开斯
1659年，油彩，128cm X 100cm，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藏
上图画中衣着华美的孩子虽然身穿金线织就的玫瑰色少女装，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男生。由于男孩比女孩的生存率要低，为了求福避邪，直到上世纪初，东西方都采用过给男孩穿女装的方法。无论是路易十五还是昭和天皇，小时候都穿过裙子。不光是王侯贵族，如果看过十八世纪威廉·霍加斯的《格拉海姆家的孩子们》（见下图。图中左下角穿橙色洋装的萝莉其实是这家的小儿子）及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绘画，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无关阶级的普遍风俗。
再回到《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画中这个孩子是皇族。而且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虽已日头西斜，却仍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大帝国——君主腓力四世的儿子，将来的第一王位继承人腓力·普罗斯佩罗，2岁。然而画中的王子看来缺乏生命力，宛如从巢中跌落的雏鸟一般。也许因为身穿女装，乍看一下无法分辨出王子的性别。从表情上看，年龄也略显暧昧。说得极端一些，画中人仿佛不像真实存在于世上的人。脸颊倒还是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肉嘟嘟的，颇为可爱，却缺乏婴幼儿特有的红润血色。王子的目光注视远方。身旁趴在椅子上的小白狗用天真的眼神望向这边，而王子的目光中却看不到一星半点孩子该有的好奇心。他稀薄的金发、大到有些比例不协调的耳朵、蜡像一般惨白的手，都让看到这幅的人心中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这个孩子恐怕命不久矣。
——所谓名画，或许真能向观者传达彼时的伤痛。一些美术史学家将这幅作品誉为委拉兹开斯一生中数一数二的名作，恐怕正是因为那种悲剧性的伤痛弥漫着整个画面吧。画中存在着纯粹之美，这份美并非由于人物本身相貌端正，而来自于其过分沉静的表情。并非性格沉稳，也不是天生顿悟，这是令人不禁屏住呼吸的沉静。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就这样沉静地伫立着，可别忘了，一般的2岁孩子绝不是这个样子的。背景中的猩红色帷帐被特意拉开，王子伫立在黑暗中，几乎立刻要被吞噬。与厚重的家具、地毯相对，王子身上轻薄的围裙和蕾丝营造出一种非现实感，他弱小的身体变得抽象而透明。
由于不断重复、叠加的近亲通婚，使得腓力四世的孩子接二连三的夭折，在此时此刻，腓力·普罗斯佩罗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但王子自幼病弱，自出生起就不断发病，几次徘徊在鬼门关，整个宫廷也随着王子的健康状况时喜时忧。失去继承人是可能导致整个欧洲的势力版图重新分割的重大问题，为了保住皇室血脉，国内外的名医，甚至连祈祷师和占卜师都被招进宫中。
图中王子腰间的红绳上挂着的驱魔金铃和据说能防止传染病的香囊，便是各路大仙的杰作。委拉兹开斯在作画时恐怕就隐隐感觉到这位王子是个短命鬼。曾经以善于捕捉婴幼儿那充满生机、活力的表情见长的他，却在这幅王子肖像中，用接近死亡的亲和感代替了生命的光辉。就像岸田刘生与女儿同化了一般，委拉兹开斯可能也在不经意间将王子的身影投射到了自己身上。画家在冥冥之中有了这样的预感：这恐怕是自己最后的画作了…… 事实上委拉兹开斯在次年因过劳去世，享年61岁。而王子在画家过世一年之后也离开人世，仅仅4岁。据说无论是多幼小的孩子，只要死亡的威胁靠近身边，都能所有感知。王子的表现不正应了这句话吗？至少画中是这么表现的。被画的人和作画的人都背负着不断逼近的黑暗，那份从容面对彼岸的沉静，其实即来自于王子，也属于委拉兹开斯。
在腓力·普罗斯佩罗死去的第二年，好似王子投胎转世了一般，他的弟弟奇迹般地降生了。这便是之后的卡洛斯二世，而辉煌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也正是在他这一代走到了终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疯子、傻子、色情狂》的书，书名非常完美的概括了中世纪欧洲皇室的神奇事迹，而从画中，更是可以寻觅到各种猎奇的、恶魔般的史实，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疯狂近亲通婚便是盛开在中世纪欧洲皇室丑闻中的一朵奇葩。
要说起“童颜”和“枯萎”的完美结合，不得不提起岸田刘生的《丽子像》（上图，1921年），观赏此画时，想必各位心头也会涌起一丝莫名的恐惧感吧。刘生异常宠爱自己的女儿丽子，于是一笔一划竭尽全力地要把可爱的女儿留下画布上。结果，自己执拗作画地表情和丽子的脸孔混同在一起，画中的幼女展露出几近诡异的表情。而迭戈·委拉兹开斯绘制的本作——虽然画中人在诡异气场方面尚输丽子一成——但仍然营造出某种孩子不该具有的、难以言喻的独特气质。
接下来要谈的，则是另一个视角的恐怖。各位是否还记得，脆弱、缺乏存在感的王子穿着着女童的服装。从身在现代的我们来看，女童装必定是儿童服装的一种，但在当时，所谓的儿童装仅仅是成人服装的缩小版而已（最多加上一条围裙避免弄脏）。孩子应该穿着符合其年龄的、安全舒适的服装——这一观念在十八世纪末，卢梭划时代的教育论中才第一次被提出来，而且尽管当时卢梭派改革者奋力争取，直到二十世纪初，真正实用的儿童服装才被广泛使用。也就说是，在“发现孩子为孩子”之前，对儿童的认识近似于动物，孩子一直被视为“没长好的成年人”，被迫跟从着成人的流行。有时让幼儿穿高跟鞋，有时又把孩子的腰束得像马蜂一般。
在16~17世纪的西班牙，孩子们穿着着几乎媲美铠甲的紧身衣。当时认为无胸便是美，所以执拗地紧束住孩子的胸部，直到乳腺萎缩。对于成年女性来说，无论怎么作践自己追求时尚，这都是自己的选择，旁人无可非议。但这种愚蠢的流行居然伤害到了幼小的孩子，实在是个大问题。画中的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虽然没被套上金属裙箍，却也明显穿着着坚硬的紧身衣。这种压迫胸部的刑具不光限制了孩子的行动自由，更影响了呼吸顺畅，可能导致内脏发育畸形。
既然王子是王国唯一的继承人，为了他的健康兴师动众请来无数医生，甚至让王子佩戴驱魔的铃铛和除病的香囊，为何却单单无人注意到服装问题呢？王子数次发病晕倒，很有可能就是这铁桶一般、不适宜幼儿穿着的服装造成的。作为现代人必然会追究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思维模式：“孩子只是没长好的成年人”，也无法责怪周围人无法发现关键所在了。
实际上，在成长为幼儿之前的辰光更为难熬，婴儿们被塞在比紧身衣还要令人郁闷的拘束器中。其实这一情况在很多绘画中有所表现，可能各位以前也见过，在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拉图尔的《圣母子像》（1648年左右）。圣母玛利亚怀中的婴儿耶稣被包的像个粽子一样。这是一种被称为“swaddling”的婴儿包裹法，使用长布条紧紧包裹婴儿，使婴儿的四肢彻底笔直，无法动弹，并兼具尿布功能。
从古埃及时代到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各个阶层都出现过这样的包裹法，据说秘鲁和东南亚的一部分地区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古老习俗，而日本的“OKURUMI”（日本过去对襁褓的称呼）也是swaddling的远亲。由于新生儿颈部脆弱，这种牢固的襁褓能够固定脖颈，方便父母抱孩子。另外对于出生三个月以内、夜晚容易啼哭的婴儿来说，这种被紧紧包裹的环境类似母亲的子宫，令人安心。所以这种襁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有效、实用的。但是，接下来呢？无法自由活动，对婴儿来说必然是非常不舒服的。
然而，把孩子包得像木乃伊一样，既能够提高孩子的忍耐力，又可以迅速矫正婴儿弯曲的身体，不容易被大人身上的疾病传染，更能防止孩子变成恶魔（！？），由于以上各种强有力的理由，很多孩子在度过婴儿期后仍然无法脱离襁褓噩梦，继续着自己的粽子人生。说到底，这只是为了成年人的方便而创造出来的畸形道具。如果孩子哭了可以直接放在地上摇动襁褓，在大人有事时还能直接把婴儿往墙角一靠（！），简直便利无敌。当时没有完善的卫生观念，婴儿排泄在襁褓中大人也放任不管，很难得才换洗一次襁褓布。且不论婴儿本身体弱多病，光是汗水、污垢和排泄物就能轻易让他们罹患感染症。
卢梭强烈反对这种育儿法实在是太明智了。在那个原本出生率就很低的时代，好不容易来到世上的孩子必须先承受长期的襁褓酷刑，继而就要被塞进坚如铠甲的紧身衣中，无论哪个阶级的孩子，都必须承受各种试炼才能活下来，如果不是先天身强体壮，可能刚出世就要回天堂了。现代的婴幼儿已经不用与襁褓和服装搏斗了，然而他们就真正得到舒适安全的环境了吗？曾有一段时间，美国的某位医学博士（明明自己没有动手抚养过孩子）提出，婴儿哭闹时父母去抱是对孩子的纵容，所以决不能抱，而不少日本母亲都听从了博士的建议。
母亲们陷入了一种非常恐怖的集体错觉，认为所有孩子都应该像闹钟一样，在同一个时间醒来，在同一个时间肚子饿，才是正确的。在时尚方面也一样，虽然紧身衣已被淘汰，但现代的孩子们被当作换衣服的洋娃娃，在娇嫩的皮肤上使用成人的化妆品，烫发、染发……
《雷卡米埃夫人像》，热拉尔
1805年，油彩，225 X 148 cm ，卡那瓦莱博物馆藏
背景是古希腊风的圆柱拱门，一位美人衣着清凉，端坐于椅上，或者说，是娇媚地偎靠在椅子上。黄色披巾飘然搭在膝头，香肩与玉臂一览无余，领口隐隐露出事业线，外加双足赤裸。看到美人微微歪过脖子充满魅惑的眼神，再看看她看似不经意却又风情万种的姿态，这恐怕是一幅高级娼妇用来诱惑客人的画吧。
其实不然。画中的这位美人，是富豪银行家雷卡米埃的原配夫人，也是人们口中才貌双全的社交界之花。由她主办的沙龙中聚集了如贝尔纳特德将军（后成为瑞典国王）、外交官麦特尔尼、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历史学家安贝尔、历史学家夏多布里昂等众多尊贵高雅的客人，在当时若能被招待参加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就意味着你已成为巴黎文化的核心人物。而这一切皆是因为夫人本人便是美的化身，据说连大名鼎鼎的拿破仑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事实上拿破仑的三弟吕西安·波拿巴就曾疯狂地爱过雷卡米埃夫人）
经过上述介绍，便可知夫人在巴黎混的是多么风生水起，所以当她向当时巴黎最红的画家达维德订肖像画时，眼看油画完工在即，却只因夫人不太喜欢就轻松退货，转而启用了达维德的弟子弗朗索瓦·热拉尔（1770～1837）重新绘制——这就是本作的诞生过程。
时至今时今日，在艺术水平上，师傅雅克·路易·达维德的未完成作（画作名称也为《雷卡米埃夫人像》，见上图）受到了一致好评，但当时夫人本人对画中自己过于知性、冷静的面容相当不满，反而非常中意热拉尔笔下妖艳妩媚的氛围，完成后就立刻将这幅画赠与男友（那个时代就算有老公，小出轨一下也是OK的）
原来如此，这是送给恋人的画，所以才身穿内衣上阵啊~你要这么想，就真是OUT了。夫人穿的那可不是什么性感内衣，是完完全全的正装。巴黎的潮妹子们穿着这身衣服不但上歌剧院听戏还去公园散步。当然上街去总不能光着脚，所以出门的时候人人脚蹬一双罗马鞋。因为当时走的是古希腊罗马风，所以鞋子自然也要搭配成套。顺带一提，夫人的发型也是当时最IN的古希腊风小卷发。
不佩戴宝石（就算戴也只戴珍珠），简洁就是流行的关键词。美丽的肌肤替代了耀眼的宝石，在若隐若现的衣料下显得雪白细腻，而长裙高腰、有垂坠感的设计让身体曲线一览无遗，只有身材凹凸有致的年轻女性才适合穿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把握的时尚。然而为了站在潮流的最前沿，无数女性生命不息，挑战不止。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巴黎的潮妹子们这身打扮上街，突然一阵狂风袭来，她们会如何呢？为了跟紧潮流，外套也好，内衬也还，她们都完全没有穿，轻薄的长裙一下子就被狂风吹起，春光乍泄……没错，根据当时的记录，刮风的日子里男士们特别有眼福。
那么就算走光不算什么大问题，她们又是如何御寒的呢？当时是被称为小冰河期的全球寒冷期，照理说法国应该是冷得不得了，不然怎么说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寒冷导致庄稼歉收引起饥荒呢。而当时的室内暖气设备也是相当简陋。就这么把温暖的希腊、罗马所穿着的服装照搬照抄到严寒中的巴黎——不只是照搬照抄，巴黎的姑娘们把胸口的布料节省到了古希腊人都接受不了的程度——她们难道不觉得冷吗？
当然觉得冷。证据就是雷卡米埃夫人在为肖像画做模特时采取了防寒对策，她背后圆柱之间拉起一块红色的厚毛毯抵御来自屋外的寒风（不过感觉没什么效果）。巴黎女性纷纷效仿她们心中的时尚天后——雷卡米埃夫人，屋内屋外都是彻底的古希腊风长裙主义，甚至丢掉了外套，改用围巾、披肩来御寒——于是坚持着这种时尚的年轻女性们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因为流感和肺结核丢掉了卿卿性命。
这其实一点也不好笑，而是相当可怕的夺命时尚。法兰西的时尚在1789年的大革命后发生剧变。在恐怖政治时期，若是头戴扑满发粉的假发，一副典型贵族打扮上街晃荡的话，说不定会被立刻送上断头台。加上经济形势的恶化，再也没人有能力像过去一样为奢华的洛可可埋单了。就像是鱼群在水中突然转换方向一般，人们的衣着也在刹那间走向了极端的简朴。
即便如此，为何流行起来的是古希腊风格呢？说起来理由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督政府（法国大革命最终阶段的政权，热月党人成立的政府机构）将古希腊民主制视为奋斗目标，而接下来的拿破仑政也以罗马共和制为最终理想。男性们若是一副凯撒大帝LOOK恐怕会影响工作（事实上自这以后，男性便放弃了时尚），而那些终日所所无事的上流阶级贵妇，以及开办沙龙、被艺术家们视为灵感缪斯的美女们则有大把时间将时尚精神发扬光大。终于普通女性们也开始陆续追赶古希腊风潮，整个巴黎充斥着无数“会走路的古代雕像”。
回过头来再看看雷卡米埃夫人的肖像就会发现，这种以白色为基调，剪裁质朴的衣着其实并非真的简单低调。且不论暴露程度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时尚女性们抛掉了从前禁锢身体、造成各种畸形的坚硬胸衣，真实饱满的肉体线条显露于世，比起华美艳丽的装饰，更能牢牢吸引住男性的目光。于是事情演变成了这样：即使没有出众的容貌，只要大胆露出胸部，或者穿着轻薄贴身的长裙（这是当时的人在沙龙聚会上看到的真实场景），就会立刻获得男性的青睐。记得哪个作家说过，“被男人的欲望包围，是作为女人最大的快乐。”
于是古希腊风时尚逐渐失去了控制。过去就连高级妓女都要考虑再三的暴露衣裙被政府高官夫人们当做日常服装穿着招摇过市；未婚的少女们也加入了这场“看谁露的多”大赛，一面咳着血一面把肩膀和胸部暴露在寒风中，几乎赤身裸体地漫步于色狼大幅增加的公园、林荫道中。时尚最终发展到了毫无廉耻心、歇斯底里的狂乱状态。
这一切的因果皆是源于女人的愚蠢吗？一部分确实是。（当然说到愚蠢，男人也不曾输过）。不过这种像被诅咒了一般地疯狂时尚，与其说是单纯的愚蠢行为，还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防卫本能在作祟，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极度恐惧死亡的贵族们披金戴银，妆扮奢华到极点的行为有相通之处吧。据说有二至四万人丧生于大革命及紧接其后的连番政变，当时的说法是“脑袋好像房瓦一样纷纷落地”。昨天还是砍别人脑袋的，今天就轮到自己的脑袋落地了，这种日子无异于蒙着眼走进地雷区。
人们每日看着不停上上下下的断头刀和不断滚落在地的头颅，自以为麻木了，就像沉沦于堕落生活的放荡者般，产生了一种无所畏惧的错觉。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想方设法的自我麻醉，就根本无法生活下去。然而眼看着他人身体中喷涌而出的鲜血，心中不可能毫无悸动，既然无法直视死亡，那就将死亡穿在身上吧。
比较鲜明的例子是一种被称为“牺牲者”的发型，这是模仿了上断头台之前的受刑者披头散发的样子：故意把刘海梳得很蓬乱，颈上系一方鲜红的丝巾，身上披起鲜红的披肩，意喻鲜血。这并非为了恶搞、讽刺，证据就是，会以这身打扮出现在舞会上的，只有恐怖政治时代死于断头台的牺牲者们的亲友而已。
伴随着轻薄透明的古希腊风长裙的风靡，死亡化妆也逐渐流行起来。在普吕东的《约瑟芬皇后像》（见上图）中便能清楚看到这一点。约瑟芬作为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被世人所熟知，而她本身在当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时尚天后，画作中她身着与雷卡米埃夫人几乎一模一样的希腊风长裙，慵懒妩媚地斜靠在岩石上。
请注意约瑟芬的脸部。没有口红的痕迹，也不施胭脂，特意妆扮出苍白的面容，加上脸颊处的暗影，有如幽鬼，又似病入膏肓的濒死者，画中的皇后约瑟芬散发出异样的气息。其实这便是当时最艺术、最梦幻、最美轮美奂的妆容，尤其适合约瑟芬这般气质高雅的女性。
“约瑟芬，稍许打扮地脸色红润一些吧。”据说拿破仑曾无奈地向妻子提议过，然而关于时尚，很少有女性会听从男性的指示。消瘦地如同重病患者，双颊凹陷，黑眼圈浓重，整个人看起来忧郁而飘渺。只要约瑟芬相信这是美的表现，她就不会放弃对这一终极理想的追求（而这种妆容作为“肺结核妆”被下一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继承）。而无数的普通女性效仿美丽的皇后，更加快了死亡化妆的流行。
也就是说，她们在生时便追求着死亡，并且正在不断的靠近。
作者
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当下小有名气的德国文学研究家及西方文化史学者。写过不少关于美术、歌剧以及西洋史的作品。本文节选的正是她的成名作《恐怖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