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过时了吗？

鲁迅先生被标签化为斗士，是发生在鲁迅身后。

鲁迅身前，有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战斗，从没把自己的文字当成政治工具。

这一点上，真有魏晋风骨，独立之精神，是人类生而为人的最高文明。

鲁迅身后，人人都见识了他的愤怒，倔老头，谁也看不惯，不服气，刻薄，又能洞察人性。

活得太明白了，会招人嫉恨。

后来，时代背景慢慢淡去，人们不再愿意消化那些愤怒的、战斗性的檄文。

所以，有了论断，认为周作人写风物，林语堂写小说，都比鲁迅要好，更容易存世和流传。

在那个年代，附庸风雅，写风花雪月，躲进小楼，不是难事。

但敢刻薄，敢愤怒，敢以笔斗权威，这样的人，让人钦佩。

有些文字，你学的来，有些文字，学也学不会。

鲁迅属于后者。

鲁迅的杂文，是鲁迅性格的延伸，是他的表达工具。

鲁迅只负责表达，书写，身后事，那是后人的事。

教科书选《记念刘和珍君》《社戏》《三味书屋》当然是好文章，但不应该让读鲁迅的人，认为鲁迅就只写了这一些。

硬把一个丰富的作家，贴上一个标签，那是一种罪恶。

鲁迅幼功深厚，古文、外文、设计、医学、版画、诗歌、文学史都有涉猎，而且都有其耀眼成就。

要说文字好坏，有几个层面可以作为参考。

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用的是古文，虽然鲁迅更偏爱白话文，说这部小说集佶屈聱牙，但是其中体现出来的古文功底，令人赞叹。

后来，鲁迅自己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用了不同的方式。

他在给瞿秋白的信里这样说：

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么）还称为翻译呢？

《死魂灵》里用了白话，从译本上来说，个人认为，在1935年，已经是极好的文字了。

翻译有多难，大家都知道，信达雅，三个字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

随便摘录一两句吧。

俄国啊，你奔到那里去，给一个回答吧。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铃子的歌。好像被风绞碎了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结，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

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过渡，鲁迅是有贡献的。

《故事新编》里，解构神话，嘲弄正统，虽然鲁迅自己说，是游戏之作，但思想之前卫，文风之大胆，现在读来也不过时。

这些文字是经过时间洗礼的。

神话传说是中国独有的，后来舶来的，被中国很多作家叹为观止的魔幻现实主义，并非中国本土所有。

鲁迅的《故事新编》很东方，很中国，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提升。

这一点，后来鲜有人做到。

《狂人日记》受到果戈里《死魂灵》的影响，但是本土化做的极好。

写实，最难，但也最有嚼劲。

杜甫的诗作就是个例子。

《狂人日记》在白话文小说里，地位毋庸置疑，开宗立派之作，说最好的小说，可能过誉，但也是宗师级别。

《阿Q正传》用不长的篇幅，塑造了一个中国小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物，替小人物著书立传，小人物就成了大人物。

鲁迅写白话诗，抛开那些后人赋予的政治意义，但从文字本身，也是一等一的好。

要知道，在此前，汉字诗作可都是四字，五言，七言，长短句，白话诗是新鲜事物。

说到了诗作，就举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窥见，鲁迅先生的生活趣味。

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不知道为何，读到这首诗，觉得鲁迅可爱，黑色幽默，骂人也骂的与众不同。

是个可爱的老头。

五百年来谁著史？

在文学史上，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我之前都是当成文学常识来背的。

后来，我开始系统地读中国小说，才发现《中国小说史略》的可贵。

读的时候，有种恍惚感，似乎能听到鲁迅穿长袍，叼着烟，在给我讲志人志怪，讲干宝搜神，讲唐传奇。

司马迁说，要著书立说，藏之名山。

鲁迅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还做得很耀眼。

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写得了檄文，作得了小说，研究过版画，懂生理和生化，能设计logo，细致地记录着书账，校对过古籍，能翻译，能写诗……

在精神层面，哪只是两株枣树能概括的呢。

希望我们都别忙着把人变成神，神是死的，二维的。

还是把神都变成人吧，人是活的，三维立体的。

只是遗憾，不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只恨古人吾不见。

好在，鲁迅看得很开，无论是那句『我一个也不宽恕』的遗言，还是作品。

鲁迅已然活出了自我。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最后，以鲁迅先生的诗句为结尾：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