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命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0.8~1941.8.31），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茨维塔耶娃逝世于1941年8月31日，今年为其逝世80周年。
诗人的命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文｜马克·斯洛宁 译｜浦立民 刘峰
天才少女茨维塔耶娃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的诗歌与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的诗歌迥然不同，它在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坛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玛丽娜作为一个艺术史教授和莫斯科博物馆馆长的女儿，是在学者和艺术家们极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的；她陪同她患病的母亲（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到了国外，在瑞士的学校上过学，精通法语和德语。据她在回忆录中说，她六岁就开始“作诗”，十六岁就发表了第一首诗。几年以后，她发表了两本诗集，但一直瞒着家人。这两本诗集是《黄昏的纪念册》（1911）和《神灯》（1912），当时只引起几个诗人和鉴赏家的注意。1912年以后，茨维塔耶娃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诗歌，反映了她激情的气质和惊人的娴熟的技巧。1922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了茨维塔耶娃的两本书：诗体民间故事《少女王》和《里程碑》（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抒情力量完全吸引住了）。1912年，她和大学生谢尔盖·埃夫龙结了婚，并为他生了个女儿阿里阿德娜，人们都叫她阿利娅。后来她又生了个女儿。但在玛丽娜过着悲惨而贫困生活的革命时期，这个女儿由于营养不良而夭折了；他的丈夫当时正在南方和反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战争胜利后，玛丽娜被批准出国；1922年他们一家在柏林再次团聚。这时，俄文书籍在德国很受欢迎，茨维塔耶娃出版了三本小册子，即《离别集》《献给勃洛克的诗》和《普绪赫》，还有一部题为《手艺集》的诗集，这部诗集确立了她作为流亡者中第一流诗人的声誉。她的一家后来迁居到布拉格。1925年，茨维塔耶娃又生了个男孩（取名格奥尔吉，母亲叫他穆尔）。随后，全家定居法国，从1926年至1939年他们住在巴黎的近郊。
从不幸的流亡者到最伟大的诗人
茨维塔耶娃是在她创作的全盛时期到欧洲的。在十七年的流亡生活中，她创作了她的最佳诗歌和散文。旅居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几年，是她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证实了她是有创新天才的诗人。她的两首长诗《山之诗》和《终结之诗》都是描写爱情，爱情的错综复杂，不同情感的对比，以及遭受分离折磨的痛苦。它们措辞剧烈，感情深刻，辞藻华丽；还有长达七十五页的诗体故事《花衣吹笛手》（即《捕鼠者》）无可置疑，这些都是二十世纪俄国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花衣吹笛手》是根据中世纪一个神话故事写成的，其中一部分无情地揭露了德国小城镇哈麦恩的自由民那种心胸狭隘、平淡无奇、卑鄙自私的心理状态；这个城镇因耗子侵袭为患。另一部分则是一个浪漫故事，描写一个神秘的青年吹笛手，并把他作为诗歌和魔法的象征。老鼠随着笛声而离开了这个小镇；吹笛人要求同市长美丽的女儿格丽塔结婚作为酬报。他遭到了斥责和辱骂；为了报仇，他用迷人的笛声拐走了城镇上的儿童。吹笛人把儿童引到一个幻想的天堂，他们愉快地溺死在一个神秘的湖泊中。
这种被茨维塔耶娃称之为“抒情性讽刺作品”的形式是别具一格的。它连续运用刚劲急促的韵律，诗中多警句，经常压缩到一个词，显示出她使用语言的精湛技巧，这种技巧把简练的释义和锐利的箴言结合在一起。《花衣吹笛手》于1926年在布拉格俄文月刊《俄罗斯意志》上全文刊登。可是，当时流亡国外的评论家们没有领悟到它那种无与伦比的独创性。四十年后，《花衣吹笛手》经过审查官的稍稍删改后，就在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茨维塔耶娃诗集中重新刊出。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茨维塔耶娃于192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整卷诗集《离开俄罗斯以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而这一次流亡者的报刊对这一文学事件又未予以重视（当然，在苏联就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这是她悲惨命运中的典型事件之一。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当她在欧洲流亡时，她的作品只为一小部分内行的读者所欣赏。更糟糕的是，她不得不在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写作。在这十七年中，她时刻遭受贫困的威胁，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她要解决两个孩子和体弱多病的丈夫的衣食，还得照顾他们。玛丽娜除了在家中烧饭、洗衣和护理外，还得养家糊口。整整几个月，全家的收入主要靠她微薄的稿酬和少数几个朋友偶尔的资助。她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简直不能想象，我过着怎样贫困的生活。除了写作，我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我们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但是经济困难还不是茨维塔耶娃最大的不幸，还有寂寞和孤独；她痛苦地意识到，赏识她的作品的人寥寥无几。她从不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但她感到气愤的是，流亡者和俄国人都不重视她。与此同时，她的女儿阿利娅决定返回俄国；此外她的丈夫谢尔盖由于政治上的变化，不仅倒向共产主义，而且还使他卷入1937年由一名前共产党官员，苏联秘密特务伊格纳西·雷斯进行的暗杀事件之中。玛丽娜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埃夫龙从法国逃往莫斯科的事，对她来说真不啻是晴天霹雳。她和她年方十三岁的儿子留在巴黎。儿子也热切要求母亲回到祖国去。她在流亡者中的处境简直难以维持下去；最后只得跟随丈夫和女儿一起回到苏联。尽管她认为这样做是她的责任，但她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抱任何幻想离开法国的。她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在这儿是多余的人。到那边去也是不堪设想的；在这儿我没有读者；在那边，尽管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读者，但我也不能自由呼吸；也就是说，我不能创作和出版诗集。”但是，她在莫斯科的遭遇却远远超过了她原先的可怕预测。
从1939年她回到苏联直到她逝世为止，她能发表的仅仅是一首早期的诗歌，并且只能翻译一些外国诗人的作品。几个月后，她的丈夫、女儿和姐姐都被捕了。阿利娅在监狱、集中营和西伯利亚的流放中一共度过了十六个年头。1956年她才被“恢复名誉”，以后住在卡卢加附近的塔鲁萨，直到1975年逝世为止。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埃夫龙被处死的确切日期：可能是在1940年，也可能是在战争刚爆发时。
1941年，当德军向莫斯科挺进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穆尔撤退到叶加布拉，这是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的一个村庄。有一些作家住在她附近，但她向他们求助，都遭到了冷遇。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一个餐馆里当女厨子。她的儿子身材魁梧，要求参加志愿军；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完全孤独了，周围的一切都对她冷漠或敌视。她感到一切都在一种世界性的灾难中崩溃了。1941年8月31日，她悬梁自尽，被埋葬在一个公墓里。没有人参加她的葬礼。
茨维塔耶娃死去二十年以后，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她才在苏联国内外以及流亡者中间获得了赞誉。笔者自1923年以来一直在做促使她作品出版的工作。1952年笔者曾公开表示这样的看法：“重新发现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对它们重新作出评价。并给予应有地位的日子即将到来。”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人与事》中写道：“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来说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礼物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到那个时候，她的手抄本诗篇必将激起俄国青年们背诵她诗歌的热情。新的诗人竞相效仿茨维塔耶娃，并称颂她为他们的大师。她的声誉和影响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日益增长着，她的许多诗歌已在文学年鉴上重行刊登，1961年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一本有各种注释的、厚达八百页的诗集，并附录一些论文、回忆录和评论。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都普遍地认为茨维塔耶娃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
她要表现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
凡是认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人，同笔者一样，都还记得她是一个身材苗条、为人正直的年轻妇女，一头金发，衬托着一张端庄、自重的脸庞，常常由于她那奇妙的微笑和一对大大的近视眼而显得神采奕奕。她的个性和她的艺术（帕斯捷尔纳克称颂她的艺术“技巧之卓无与伦比”）同样地吸引着人们。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出运动着的和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股冲破人间的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实质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近似“狂飙运动”时期的荷尔德林和其他德国诗人的精神，但它却没有软弱、悲伤和忧郁。一些评论家谈论她具有“巾帼英雄”的气概。尽管她写下了大量有关爱情的抒情诗，但她确实具有一种活力，一种和她的女性容貌、羞怯而文雅的举止似乎不相称的激动和力量。
她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致力于使现实理想化，并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变为一种令人振奋，经常是神话式的东西。她把客观的事实、感情和思想加以扩大：不论当时什么样的东西占据她的思想和心灵，她都以非常强烈的手法，用诗歌或者更简单的对话来表达它们，使她的读者和听众都能全神贯注。她妙语连珠，并倍加欣赏精通快速对话游戏的对话者。这种对话酷似网球比赛，词句像来回飞舞着的网球。她是个智力超群、思维敏捷的女子，能把幽默感和驾驭抽象概念的能力结合起来而不失对具体现实的理解。她广泛地阅读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具有敏锐的评判能力和惊人的记忆力——这明显地表现在她的论文和散文体的回忆录中。尽管她与形而上学相距甚远，并且把上帝的问题留给神学家们（她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解决。但是，她试图在尘世间，在人的身上和大自然中寻找神圣的火花。这种寻求是过分的，就像她对诗歌、对创作的想象力或对过去的伟大人物的激情也是过分的一样。在她一生的各个时期，她曾崇拜过拿破仑或歌德；而且她会突然把一些孤立的同时代人置在受人尊敬的地位，随后又突然会把他们推倒在地；她常常由夸张的赞美变成极端的失望。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似狂地热爱或者憎恨艺术作品或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无法适应日常生活的常规。“在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中。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她在一首暴露性很强的诗歌中感叹道。
她在流亡者的文学世界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奇特而独一无二的形象，在那里，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是保守主义便是象征派和阿克梅派的传统思想。茨维塔耶娃偶然也使用象征派的隐喻，她还喜欢勃洛克和别雷，但她既不是他们一派的人，也不属于其他任何流派。她的作品的整个要旨以及大胆进行语言实验使她接近于赫列勃尼可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并有时接近于马雅可夫斯基；一般说来，她属于二十年代的先锋派。她的文体是精确、清晰、轮廓分明，她喜欢铜管乐器胜过长笛，她的诗才的特征是激烈、活泼、有力，诗歌的节奏是快速剧烈的断奏，有强烈的重读，分散的词和音节顿挫合拍，就这样从一行或一个对句转到另一行或另一个对句（连行）。诗人强调的是表达和词的重读，而不是悦耳的曲调。她不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大声叫嚷，她的诗是感叹，而不是雄辩，她喜欢演奏打击乐器而不是小号。但是她的呼声经常是刺耳的，几乎成了尖叫。
这位被她文学上的敌手称为亚马孙的诗人，对自己的要求同对别人一样严格：她憎恨一知半解的非专业者和空洞的赘言，并不惜时间去找寻正确的词汇和一种适当的语调。她这样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作品中，倒有点儿像个苦行者。当人们指责她的自我主义太过分时，她回答道：“人在世间的唯一任务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犯；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坚固。”
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初看起来似乎是晦涩难解的，但这种表面的印象主要是由于她那简洁的、几乎是电报式的文体所造成的。这种文体截然不同于平庸的蹩脚诗人的那种冗长累赘、捉摸不定和结结巴巴的胡言乱语。她精心修饰的句子如同闪烁的火花，像电流一样穿过人的全身。往往省略了短语之间的语法连接，不断破坏词语的连贯；同时，互不联系的词语被用来作为跟上诗人越来越快的步伐上的路标。除了她二十年代初的民间故事《少女王》和《小伙子》外，方言只是她极为丰富的词汇量的一部分，并且同她优美的韵律和语言创新融为一体。
她喜欢采用追溯词根的方法。她通过去掉前缀，改变词尾及一、二个元音或辅音（有点像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而成功地揭示各种词语的原始意义。她巧妙地运用了语音学，从声音的接近中得到词语的新意义。例如，她的长诗《山之诗》就是建立在俄语“山岳”（ropá）和“悲哀”（rópe）这两个词的相近发音上，她从这个主词中惊人地引伸出大量的派生词来。这种“音素的游戏”并没有蜕化为矫揉造作和玩弄语言的拙劣伎俩。这种对词语“核心”和“真情”的探索，不仅使词语重放光彩，而且还赋予它们更深的含义，衬托出它们感情上的实质和概念的价值，从而达到了一种形式和精神罕有的统一。她的简短有力的诗行、韵律、头韵，暴风雨般的节奏，高度激励人心的感叹，表现了诗人不屈不挠的、叛逆的天性。
是置身历史之外，还是更深刻的代表了时代？
茨维塔耶娃在身后获得的荣誉，终于使当局经过一再拖延之后承认了她的地位。她的姐姐阿娜斯塔霞从监狱释放后，于1960年来到叶加布拉，并在那块人们认为埋葬着女诗人遗体的墓地上，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十字架，上面写明茨维塔耶娃出生和死亡的日期。这就是在苏联对这位伟大诗人唯一的公开纪念。但是，她的诗歌却活在千百万人的心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和大量的苏联普通诗歌截然不同，无数读者都重视这一事实。她一反那种空洞而虚伪的宣传或口号，以及政治性的和爱国主义的夸夸其谈，而提供了完全真实的、纯抒情的和独特的题材；它们充满着真挚的情感，浪漫主义的幻想，对独立的歌颂，对爱情和大自然的憧憬。单从她的一整套诗的题目来看，也颇新颖别致：《空气之诗》《树木》《云彩》《阿芙洛狄忒赞》《红马》和《步行颂》。她的剧本是献给卡萨诺瓦和十八世纪的其他探险家的；在她强有力的和富有想象力的论文中，包括丰富多彩的回忆录和内心独白中，描写了她所熟悉的作家和艺术家。她的书信由于具有高度文学价值而成为她著作中另一重要的篇章。例如，她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柏拉图式恋爱的通信。
茨维塔耶娃作品的整个内容对于在束缚下的苏联读者看来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因为它和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现实毫无联系。在二十年代初，她在诗作《天鹅营》和《彼列科普》中，赞扬过的“白军”（这两首诗在她死后在国外出版），1939年，她为纳粹占领她亲爱的捷克斯洛伐克而写了一系列歌颂自由的诗篇。但是，在她其余的作品中，竟没有一篇是与革命有关的。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的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和我的世纪失之交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使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教条和口号来驾驭诗歌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
｜选自《致一百年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