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翻译了“汉译名著” ｜蓝琪：《草原帝国》为我揭开中亚的神秘面纱
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约8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蓝琪
2021年9月17日晚7点，商务印书馆“走进神秘的中亚”专题直播准时开始。这是继荣新江首讲之后这个系列的第二期，主讲嘉宾是远道而来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蓝琪。镜头前的蓝琪略显拘谨，讲座间隙，她时不时地往上挪开鼻梁上的眼镜，看一眼手上的提纲讲稿，再抬头继续发挥。在聚光灯的照射下，透过镜片的反光，观众最先感受到的是她眼里那闪烁的光芒，一颦一闪间隐现着智性的优雅。讲座临近尾声时，她一再地对着屏幕前的观众说“抱歉”，因为十多年远离课堂，对讲课早已生疏，她怕讲得不好，让听众失望。但实际上，在一开头短暂的局促之后，一谈到中亚研究，这位74岁的老人渐入佳境，侃侃而谈，神采飞扬。
1983年，在中学教了10年英语后，35岁的蓝琪考进贵州师大读研究生，师从中亚史专家项英杰。此前，项英杰先生受同学、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之托，接手翻译《草原帝国》的任务。入学后，蓝琪受导师委派，和三个师兄弟一起翻译《草原帝国》，其中蓝琪承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1985年，她到北京将译稿送到商务印书馆，但商务迟迟没有回音。这中间，导师又嘱咐她将译稿中的人名地名重新梳理了一遍，再送，依然无果。这期间，项英杰还曾到青海见过该书由法文转译的汉译者魏英邦，后者也将译稿送给了商务，但同样未有音讯。从青海回到贵阳，项英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之前的译文推翻重来。而这次，重新翻译的任务则落到了蓝琪一个人的身上。
1987年，蓝琪毕业留校工作，同时也开始了《草原帝国》的翻译工作。导师问她需要多长时间，她答：五年左右。但实际的情形是，到1992-1993年前后，这本书的翻译远未到结束的阶段。“我导师问我的时候，我确实没完成。我导师就说，听说北大有人在组织翻译这部书，如果再拖下去，你这部译稿出来就是废纸了。我就说反正我没浪费时间，我每天都在搞。我就对我导师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这一部书成为废纸，那么我以后的书都不会成为废纸了。”
《草原帝国》是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中亚通史著作，总结了二战以前学界对欧亚大草原上约50个游牧民族的研究成果，其中，着重介绍了三个游牧民族的首领——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是了解游牧民族不可多得的一本历史经典。翻译过程中，她参阅了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大量的有关著作，其中最多的是何高济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余大钧、周建奇译的《史集》、李活译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书。这些书籍对游牧民族的描写丰富细腻，非常感人，“使我开始热爱这些驰骋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特别崇敬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
蓝琪读研究生时，项英杰先生年近七旬，虽然年纪不算很大，但视力却差到几乎看不见东西。翻译《草原帝国》之初，导师要求她每译完一章就读给他听。当她把第一章的译稿念给他听完之后，项英杰对她说以后不需要再念了。1995年年底，蓝琪将全书译稿交给商务，第二年她受国家教委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到非洲访学。1997年，《草原帝国》在商务出版。最初得知这个喜讯时，她去医院告诉身患重病卧床的导师，84岁的老先生激动得像个孩子，嚎啕大哭。
“我的中亚史研究，是从翻译《草原帝国》开始的，虽然我在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中亚，但是那三年好像迷迷糊糊的，也没搞出什么来。因为翻译这本书，商务的这些汉译名著，只要是亚洲方面的我全部都看过。懂了之后就慢慢地爱上了中亚，就不再想去搞其他的了。”当年交稿时，蓝琪已经40多岁。“年纪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不管年纪多大，如果你做的这件事不吸引你的话，你是做不下去的。”这个吸引她的原因，就是随着对中亚史的深入了解和探寻，让她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因为这种愉悦和满足，随后她又接着翻译了《治国策》和《剑桥早期内亚史》。《治国策》反映了11-12世纪西亚、中亚、北非的经济、政治、司法、文化和意识诸多方面的情况。作者尼扎姆·莫尔克是大塞尔柱王朝的著名宰相，在任宰相的29年中,掌握着王朝的大权。受王朝统治者之托，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下了此书。《剑桥早期内亚史》对中亚地理作了概括性论述，按时间顺序追溯了不同人群在内亚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汇集了世界最著名的内亚史专家的集体研究，对历史记录极少的内亚早期的历史进行了极富开拓性的探索。
2000年和2013年，《草原帝国》和《治国策》先后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蓝琪真正开始中亚研究时，已经50多岁。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的连结地带，同时又是各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中亚”和“内亚”历来是一个含义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由于中亚本土缺乏系统的史学传统，长期以来，中亚史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和西方一些学者研究具体某一时代或某一王朝不同，她选择了通史。“我进校的时候，我导师就有一个心愿，他就想写中亚通史，但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这件事情都没提上日程，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写，所以当时我也没问他中亚通史该怎么写。” 中亚史与研究较为成熟的欧洲史、美国史不同，它的困难之一是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作为一部通史，不可能将每一种说法都罗列出来，因此，她必须阅读大量文献，了解各种说法，然后就自己认为符合逻辑、不背离当时环境条件的史实进行论述。在此过程中，商务出版的有关中亚，甚至是亚洲的每一本专著和译著她几乎都读了，有些不止一遍，还互相对照着读。
2021年年初，蓝琪主编的《中亚史》（全六卷）出版，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存在过的所有王朝，让读者对中亚史有了整体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研究与参考价值。这本大部头著作，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一同入选2021年商务印书馆二月份十大好书。
“余太山先生跟荣新江老师他们是利用伊斯兰之前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了解中亚非常有用，他们自身有一些优势，懂几门外语，所以他们可以做这种大的工程，有这样大的成就。他们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传到西方去，在国外树立我们中国学者走到前列的这种形象。我跟他们的不同点在于，我是通过翻译《草原帝国》才对中亚感兴趣，我把世界上的所有这些我知道的资料介绍到中国。研究路径不一样，他们获得的是世界名声。我呢，让中国学者看到外国人的研究，而且是系统的研究。这样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有贡献的，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就没世界名声了，但我不在乎这些，自己觉得有意思就行了。”
这一“从西方入手”的研究路径，让蓝琪产生了好好了解、吸收外国人思维的想法。在多年的研究中，她也由此注意到中外学者之间的不同关注点：中国学者很注意人事、风俗习惯，但外国学者比如说希罗多德，则重视整个草原的地理气候，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有一大帮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跟随，而比亚历山大晚些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带了哪些人，我们没有记载。蓝琪认为，这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决定的，中国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比较注意人跟自然的关系。
蓝琪新作《知识的源泉——布哈拉》（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
这几年，由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亚史这个世界史范围中的小众领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就蓝琪个人而言，除了几部译著（《草原帝国》《治国策》《剑桥早期内亚史》）和《中亚史》，商务今年还将出版她的另一部专著《中亚五国史》。和读者关注的热度形成对照的是，国内研究中亚的人很少。早年和蓝琪一起在项英杰门下求学的七个弟子，做中亚研究坚持到最后的只有两个半（只能算“半个”的那位同门后来转做世界文明史），蓝琪是其中之一。1985年，在苏州召开的中亚史学术会议，全国有近一百人参会，但如今，只有她和余太山、荣新江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了。
即便现状如此，蓝琪仍然感到满满的幸福感：“就算是我这些书都不出版，我整个人生都很愉快，一个人一生总要找个事情来做一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愉快，你就已经得到回报了。” 在直播的最后，她指出，人们探索神秘的中亚比世界其他地区晚；中亚地区的研究也滞后于欧洲美洲。到目前为止，需要学者们探索的神秘之外很多，需要研究者澄清的事实也很多。例如，今天的中亚五国都自称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但丝绸之路是如何穿过中亚五国的，它在各国发挥的作用如何？又如中亚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在流经中亚各国时的应用和所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中亚五个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上海合作组织各次会议的议题及解决问题的情况？这些都有待年轻的学者们去研究。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