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人物：1863年，吴让之在自己的印谱上写下了128字的序言

1863年，夏日的一天，因为太平天国战事而躲到泰州避难的篆刻大师吴让之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世称为“晓印莫如我”的晚清“印痴”魏锡曾。

魏锡曾这一次从福州来，带来了好友赵之谦的《赵撝叔印谱》，请吴让之点评并作序。

以后大家就会知道，赵之谦是不折不扣的印学天才，他在印学这个层面，相当自傲（实际上他也的确有傲的资本），他几乎不服气任何人，但是，这一次，他让好友带来的印谱里，有一方“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边款里赫赫然镌刻了这样一句话：“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这个扬州吴熙载不是别人，正是吴让之，因为吴让之长期居住扬州，泰州只是暂住罢了。

（赵之谦“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与边款）

是什么原因让赵之谦这样敬佩吴让之，又是什么原因让魏锡曾不远千里奔忙于两地之间，为赵之谦的印谱请序呢？

吴让之其人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吴让之，是正经的艺坛领袖、印坛领袖。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50岁以后更字让之，攘之，号让翁、攘翁、晚学居士、晚学生、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斋号有晋铜鼓斋、师慎轩等。

吴让之先世是江宁（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人，从吴让之父亲辈开始移居仪征（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吴让之早年居住在仪征，因为要参加科考，往返于仪征和泰州之间。但是吴让之最终只考取秀才，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因此也就一直没有获得入仕的机会，不过，在泰州他并不是一无所获，他在这里结交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朋友。

（吴让之印面：沈平章字协轩）

中年之后，他寓居扬州（扬州是那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住在石牌楼观音庵（他大部分时间寄居在庵堂寺观，诸如火星庙、三祝庵、大准提寺、观音庵等都曾是他的居处）。当时著名的画家王素（字小梅）也寄居在此，据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载，“士大夫皆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若不得其一，即为减色。”名士们均以获得他们的作品为荣，可见吴让之在扬州艺坛的地位。大概数年之后，太平军攻克扬州，为避战乱，吴让之回到了旧友较多的泰州并定居于此，长达十余载，开头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吴让之画像）

由于不擅经济，晚年的吴让之清贫穷困，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一方名印”画梅乞米“看出，他已经穷困潦倒到了吃饱饭都是问题的地步。清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128字的序言和它传递的信息

回到开头，魏锡曾来请他为赵之谦印谱作序的同时，也提出要为吴让之钤印一套印谱传世，吴让之高兴地答应了。

（吴让之的朱文印面）

一段时间之后，印谱钤拓完成，共得两部（原拓两部已属不易），吴让之欣喜之余，在印谱之前加了一篇短序，这篇序言，只有128个字。原文如下：

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今年秋，魏稼孙自闽中来，问余存稿，遂告以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就箧中自用者印以求正，不值一笑。癸亥七月，让之记。

序文虽短，却信息量很大：

1、吴让之很小时就开始刻印；2、十五岁时，吴让之见到了汉印，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悉心摹仿十年，他有扎实的汉印基础；3、二十五岁之后，吴让之开始转临名家印，这一去，又是五年；4、三十岁以后，他开始高度认可邓石如，于是，坚定不移地学习邓石如；5、一生刻印六十年的吴让之不留印谱，高度自谦。

这里面包含吴让之的学印经历，对后世学印者有借鉴意义，先是“印宗秦汉”，扎扎实实地临摹了十年汉印，这不用多说，大凡印史上有点影响的印人，大多有扎实的汉印基础。

（吴让之早晚期作品，均有汉印气息）

然后他开始转益多师，这里的名家，指的无外乎是明代的名家：何震、苏宣、汪关、朱简，清初的明家程邃，浙派西泠诸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浙派的鼎盛时期）。

但最主要的名家，应当是指四凤八怪派的印，如果我们查吴让之印谱，就会发现，他的临作里，有大量的“四凤八怪派”的作品：如郑板桥“畏人嫌我真”，汪士慎“七峰草堂”，罗聘“金牛山人”等。这是吴让之的眼界局限，因为在他所处的圈子里，能见到的好作品，就是这些人的作品，吴让之是扬州的书画坛领袖，凡是名画，基本都会过吴让之眼，在临摹这些人的画作时，他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到画作里的印，这些临摹作品即由此而来。

（吴让之印风的来源）

但真正奠定吴让之印史地位的，是吴让之真正认可邓石如创作模式之后的一段时期。吴让之说，三十岁时，“始见”完白山人作，看吴让之年岁，他三十岁时，邓石如的作品肯定已遍布印坛，吴让之绝不是“始见”，这里的始见，该是“始知”，即吴让之充分认识到邓石如“印从书出”创作思维的优势，于是，他果断地“尽弃所学而学之”（当然，弃是弃不掉的）。

这当然也得益于吴让之拜包世臣为师学习篆书，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弟子，而吴让之从包世臣处一定见到邓石如的大量遗作，这是他独有的契机，他于篆艺长途跋涉之中突然发现，当下印坛，邓石如的创作思维才是最先进的。于是，他全力以赴奔向“印从书出”。

吴让之的贡献

吴让之的最大贡献并不是沿着邓石如的路子一路狂奔，而是对邓石如的发展和完善。

邓石如有他的遗憾，就是“印从书出”理论下的白文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手写篆书的体势是圆转的，将之以白文印的样式呈现出来，必然会在印面呈现大量的“三角”形或者“扇面”形留红，这种留红自然是不规整的、影响秩序的，也就失去了印面的印章属性，这是最初“印从书出”开创之初的先天性不足。

（吴让之的印面）

如果仔细观察邓石如的印谱，就会发现，他的白文印数量要远少于朱文印，而大多数能称得上有代表意义的白文印（如太羹玄酒、印禅居士、墨将磨子等）实际上还都是汉印印式的，用的文字也都是缪篆（或略加改变），如图：

（邓石如的缪篆作品）

少数加入自己手写篆书意味的白文印作品，能称得上成功的，大多加了边框或界格，用以规整印面（如觉非盦主、笔歌墨舞、河声岳色等），大概是邓大师已经意识到圆篆的手写体小篆用来入白文印并不合适，于是他在创作大量印作时，避开了白文印。

（邓石如手写体篆书入印加边框印例）

直到吴让之出现。

吴让之坚持邓石如的“印从书出”创作理念，但他巧妙地对白文加以改造，使白文印的“印从书出”得以完美呈现，吴让之对白文印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字形上的尽量方化

手写体的小篆，在字形外轮廓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圆形的，为了方便入印，就必须进行充足的“印化”，把它转化成方形的以适应方形的印面，其实这在秦代时，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就是有了“摹印篆”，进而发展成后来的汉“缪篆”。但是这个“印化”过程，对于小篆的转化，到了吴让之手里，更加娴熟老到，如图：

（吴让之入印手写小篆的方化）

比如“吴氏让之”印里的“氏”，虽然还保有线条的圆转，但外轮廓却基本上完成了“方化”；又比如“白”字的四个转角，吴让之全部处理成了隶书的方形接笔，成了端端正正的方形。

2、笔画的方化

可能是吴让之接触到浙派的一些作品（不接触是不可能的），又或者是对东汉的汉印有深入的了解，为了强调字形的方化，在他的印中，部分笔画有明显的方化处理，而这种方化，使白文手写小篆得以充分适应方形印面。如图：

（吴让之“奉檄之余”中的笔画方化）

当然，除了笔画两端起笔与收笔的方化，在很多印中，笔画转折处，也都处理成方折接笔，这实际上也加强了文字的方势。如图：

（转角处的方化）

3、字与字之间的展、蹙，穿插

对于手写小篆在印面留下的不规则留红，吴让之突出的处理方法是字与字之间的展、蹙，穿插。这种处理方法一方面消弥了不规则的留红，一方面增进了字与字之间的咬合，使全印章法团聚性增强，更加浑然一体。如下面这两方印：

（有展蹙穿插处理的印例）

仔细观察，“吴廷颺字熙载”“颺”字的易部，略略向下伸出，稍稍侵占了“字”字头部空白，实际上，这就是印中字与字之间的穿插咬合；而“晏端书印”一印中，晏字下部与印字上部有咬合之势，“书”字的头部一竖也略略插入端字中部的空地，“书”字的右部又与“印”字左边互有揖让，这种处理，挤紧了印面，团聚了章法，手写体的小篆在印面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端庄严整，又富有姿态。

此外，吴让之的披削刀法也值得说上一说。吴让之一则刻印年岁久，二则曾有刻竹经历，他的刀法精湛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甚至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

（吴让之的印面）

吴让之用刀，“刀用三面——锋角、刀刃、刀背。用锋角求其坚挺，用刀刃求其莽苍，用刀背浅刻披石求其浑脱。因此，他精湛而随意的刀给镌刻后的点画以内涵丰富、丰看不厌的生命力，似‘屋漏痕’，如‘折钗股’”（韩天衡《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细细体味，刀法到了吴让之这样出神入化的程度，实在让人既赞叹又灰心，赞叹他的刀工巧夺天工，灰心他的刀工精妙难以企及。

（吴让之的边款）

如果我们看吴让之的印面及边款，往往为其刀法折服，只剩赞叹！用刀，就像把笔写字！

吴让之的价值

吴让之是邓石如的隔代弟子，他出生时，邓石如早已不在人世，他的篆书从他的老师包世臣手里略略继承了邓石如的东西，篆刻上他又继承了邓石如的“印从书出”，如上所述，他不是单纯的继承，他既继承了思想，又发展和完善了“印从书出”理论，他是真正的“刀笔合一”，在他的手中，刀就是笔，笔就是刀。

吴昌硕在《吴让之印存》跋云：“让翁书画下笔谨严，风韵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矩，论其印亦复如此。让翁平生固膺服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职是故也。”

（吴让之的白文印面）

简言之，学邓石如，不如直接学吴让之。吴让之是“印从书出”的真正典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结束了清代前期从程邃直到吴让之之前印人不是白文欠佳就是朱文欠佳的跛足状态，从而达到了朱文与白文印俱佳，神形合一，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境界。

严格意义上说，文人以自家书法入印，到了吴让之，才真正走上了挥洒自如的宽广大道。（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