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北京的书店书市之一：旧书摊感怀
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书肆巡阅使》，集中刊载了多位北京藏书家访书忆旧的文章。这些文章记录的历史信息，体现的眼光、趣味以及倾注的情感，既有所不同，又彼此有所呼应，看点多多。今选录其中四篇，以“那些年北京的书店书市”为总题，陆续于公号发布。
我最早买书，应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上业余大学，经常要路过东单、东四、西单等处，因为喜欢书，总会出入中国书店，常去的门市有隆福寺、灯市口、东单、东安市场、横二条、宣内等处，买一些与学习专业相关的书籍，记忆中很少空过手。那时中国书店书刊品种多，价钱也不贵，对于如我这样参加工作不久，收入不高的人来讲，确是值得时常流连的好地方。然而现在想起来，让我至今难忘不舍的，还应是昔日时常光顾的另外一处场所——旧书摊。
“业大”毕业后，进城次数骤减，出入中国书店的机会自然要少了。不知从何时起，街边开始出现了个体旧书摊，这种书摊最初多不是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售卖，经营这类买卖成本也相对低廉，首先是进货方便，收取亦廉价，游商式经营不会交纳税费，所以地摊数量逐步增多。我家和单位距离不远，最初单位附近永定路路边偶有一两个这样的荒摊，时间稍久，摊位渐渐多了起来，与摊主聊天中知道，他们多河南、山东地方人，且都有亲戚家族关系。受知识所限，起初售书极廉，多以厚薄论，稍有悟性者，以繁简字体或横版、直排定价。在那几年，永定路的旧书摊数量未作统计，最多时总该有四五十摊吧，可谓一时之盛。因为距离单位近，有时一天要去好几次，没事就要“巡视”一番，生怕遗漏掉珍本佳册。然而游摊增多，购者日众，引起工商介入，最初只是驱离，显然效果有限，执法车来，哄散避匿，工商刚走，继续又铺陈经营。
之后也许管理力度加大，抄没重罚，游摊终于转移经营，移师至海淀与石景山交界之玉泉路边，为尽量避开城管，大多数摊主选择周六日出摊。玉泉路书摊数量更具规模，鼎盛时衔接里许，有人说有百八十个摊位，也许是有些夸张，我曾粗略计数过，六七十是肯定会有的，这其中不光是永定路时期的“旧班底”，也包括附近居民，甚至还有知识学人也加入了摆摊队伍。每逢出摊日，这里士女如织，观者塞途，在当时算是一大景观了。
永定路、玉泉路街边书摊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能在家门口畅心流连至今难忘，犹忆偕妻女徜徉旧摊时情景：年幼的女儿常常会抓起一本厚厚且封面鲜艳的新书冲我喊“爸爸这本买吗”，我回答往往是“这本家里有，先不要”。现在想起，感觉心还是暖暖的。那些年在这里究竟买过什么书，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应该不少，但有版本收藏价值的则不多。
早期地摊买书极其廉价，摊主几乎没有版本知识，收书成本是约斤过秤计算的，高于收购成本便可成交，买一本书有时只一两元，比如我在这里购买的鲁迅著译初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等便是这样，几乎类于白送。稍厚或精装本略有提价，比如我买的精装本《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2月二印，著名书籍装帧家莫志恒旧存）只区区六元，上海沦陷区刊物《风雨谈》合订本八元，又比如白薇、杨骚合编《昨夜》（南强书局）精装本，倪贻德《画人行脚》，张天翼《移行》（良友）等，购价应该也还不贵，大约十元上下吧。正是因为书刊价廉，才吸引了如我这样窘于财力的淘书客。
其实在旧书摊所购，绝大部分还是“文革”后印本，我个人兴趣是文史类书刊，运气好的话，偶尔也会邂逅民国旧册，比如旧线装本曾买到过《剑腥录》（冷红生著，北京都门印书局民国二年印）、《梅欧阁诗录》、《花溪闲笔》（吴鼎昌著）等，旧平装也买过一些，像冰心《往事》、钟敬文《西湖漫拾》（上海北新书局）、爱罗先珂《枯叶杂记及其他》、老舍《火葬》（晨光）、巴金《海行杂记》、艾芜《我的伴侣》、蒲伯英《阔人的孝道》（晨报社）、赵慧深《自由魂》（上海杂志公司粤版）、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庆时代精神社）、《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知）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实比永定路、玉泉路时间上更早一些的书摊，还有中关村体育场书摊，是有管理的合法跳蚤市场，印象是周六上午半天开放经营，较永定路、玉泉路工商执法管理要聪明，且更人性化，并不是一味地驱赶抄没，而是组织疏导，成为健康有序的文娱场所。记得电视新闻对此还有过特别报道，我也是看了这次报道，才几乎每周六凌晨天尚未明时便骑车赶到跳蚤市场，随着开门后的人流涌入场内。这里书摊同样不少，跑道以里场地几乎占满。周边高校聚集，所收旧书质量和档次都很高，购书人也多有教授、学者及在校大学生等文化人。多年过去，在这个市场买到过什么书，早已记忆模糊，只记得终于淘到了思念已久的三联版《榆下说书》，另外还买过民国版《缀白裘》以及世界书局印的“国学整理社”本子多种，每册大约五元上下。
中关村跳蚤市场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不知为什么就闭市了，不是摊主原因，据传说是体育场和税收部门之间的问题。于是又转移到了离我住处更远一些的地坛体育场，同样是周六上午。那时候还年轻，早起并不觉得辛苦，除了下雨天，几乎每周都去，俨成定习，好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这段时间也不是很长，没有见到特别让人刻骨铭心的本子，但也还略有收获，比如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逸》，都是北新书局初版，还有一批民国旧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等。
自从中关村、地坛这两个跳蚤市场相继停业后，有规模的大型书摊集中地，只剩下潘家园了。早期潘家园也只是一个自发市场，旧书摊主随便找一块地方，铺一块布，倒上一堆旧书，便开始他一天的营生，更有一些连布也不铺，把书直接倒地上售卖。初始书价也是低廉的，后来买书人越来越多，摊主鉴识力逐渐增长，书价也在慢慢提高。市场正规化以后，整齐的摊位一新耳目，相对固定的书摊开始纳税，中外买客益见增多，生意渐渐兴隆，成交量自不必说了。出货量大的同时，好本佳册时有露面，颇有从未经见者，常出现好书争购场景。也有贾人持佳册居为奇货，标重价守株售卖，个别不良商人借机以赝物蒙骗外行购客。因为离家远，正规化后的潘家园我就很少去了，即使去也是很晚才到，匆匆周览一过而已。不记得买过让人兴奋的书，即使见过好书，过昂的标值，很难再有议价的兴趣了，隐约记得买过一本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其他则了不省记，所购大多是可买可不买的1949后新书。
曾经的报国寺书摊（胡云丰摄影）
还有几处零星的购书去处，比如报国寺，去的次数就更少了，买过几种旧书册，像川岛的《月夜》（北京大学新潮社）、戴望舒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上海光华书局）、卢冀野的《东山琐缀》以及老北京师范大学纪念册、《教育时报》（沦陷时期）等等。
在阜成门桥下往北，有一不大的小树林，在地摊蔚起的年代，这里也有一个自发的小市场，曾经去过几次。在一老年人摊上，见到一摞上世纪初的刊物，大部分是留日同学会所办，计有《新译界》、《浙江潮》、《江苏》、《云南》、《中国白话报》、《第一晋话报》、《中国学报》等，还有一册光绪年间的洋装书《战余录》，总共大约二十几本，十元一本，未还价而入手。据老人讲，我前面刚有人买走《会稽郡故书杂集》，心想不知是否为绍兴木刻初版，当即询问老人，家中是否还有其他藏书售卖？老人说，尚有一木箱旧册，包括周氏兄弟的书。待下周末再去市场时，未看见老人，连续数周始终未见踪迹，内心颇自愧悔，心想一定是哪位有心人至老人家中买走了全部，内心后悔不迭，当时应该趁势随老人到家购买，现在虽心有不甘，也只能认命了。
《新译界》创刊号
前面说到的玉泉路街边旧书摊，随着城市正规化管理要求，必然也走向终结，好在当时处理得并不十分生硬，有关部门辟出市场，允许旧书经营，原来街边书摊分别进入了两家市场，即“丰业红市场”和“北方旧货市场”。摊主交了“保护费”就不用东躲西藏、闻讯而遁地打游击了，总算踏实了下来。最早还是“丰业红”摊位多些，几年后，“丰业红”场地受挤压占用（场地给了家具店），摊位大多迁入“北方旧货市场”，个别书摊留在附近，与其他小百货混合在一起（即后来的百姓休闲市场，直到去年底闭市。“北方旧货市场”为配合石景山区城市化改造，也于去年停业，停业前几年就已经清空了旧书摊位）。现在想起来，“丰业红市场”和“北方旧货市场”让我最为留恋，因为是全天经营，距离单位和住处又近，所以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日，一有空闲，我常去那里流连，总是沉溺忘返。
在这两个市场我买书也最多，记忆所及，有印象买到过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版），四册，要价仅十五元；唐弢几种签赠本（包括三联毛边初版《晦庵书话》），合计仅要七元；陈垣签赠两种，即《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丛书之六，京城印书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丛书之八，京城印书局），也只是十元一本；还有朱自清、郭绍虞、沈从文、俞平伯、王伯祥、李一氓、孙犁、郭沫若、端木蕻良等人的签赠书，也大致这样的售价。其他旧平装还曾买到过吴祖光《少年游》、王云五《访英日记》、熊佛西《佛西戏剧》（全四集）、沈寂《两代图》、程育真《天籁》、黄裳译《数学与你》、章克标《算学的故事》、江绍原《发须爪》、毓琳《寂寞的花》、卞之琳译《浪子回家集》，以及《近代世界诗选》（山丁选，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温佩筠译《阿霞》（哈尔滨精益印书局）、沈启无编《大学国文》、黄萍荪编《北京史话》（上编，子曰社）、《小说画报》等等，这里就不再罗列了。
岁月易迁，欢情难再，近几年各种市场相继关闭，除了潘家园，其他有旧书摊的场所几近绝迹，而仅存的这棵独苗也益加不景气，早已非复旧时光景。现在城市相关执法管理者，对于旧书摊一概清除，未免失之武断，殊不知它的存在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名片。没有了旧书摊，无奈只能闭门修习了。如今的我年齿日增，记力渐退，观书难以持久，掩卷即不复记忆，偶尔温理故册，所得几何？有时只能闭门摊书，在自家书堆中探索搜讨，聊以自遣。
2018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