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萧冬连，1978-1986年期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军衔至解放军上校。1981年，萧冬连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198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撰写工作，1989年与人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共党史与近当代史著名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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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按照罗荣渠的说法，可以精辟地被概述为“半边缘化、衰败化、现代化、革命化的四重奏”。在这一过程中，无数中国知识精英试图走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来，所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在中国都进行过实验，例如孙中山提出过“师法苏俄”，民国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想学德国法西斯主义等等。这种对屈辱处境的不甘和对“强国梦”的渴望，是我们尝试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思想与历史资源的一种“承继”。回顾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必要确定一个观察的“锚点”，这个“锚点”就是“制度”。换句话说，制度应当是我们探究国史变迁、兴败成废的参照系。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三个大问题：制度是从什么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如何演变成当下的样貌？制度可能会向什么方向演进？概括说来，就是制度什么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前提就意味着，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制度演进有自己的社会、历史根源，某些历史人物之间的行为、斗争可以反向形塑制度，但是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值得商榷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天降伟人”。一、过渡时期——实行新民主主义（1949-1953）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原本设想是这一阶段会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落实到具体纲领上，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一建国构想延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在经济上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其指导原则与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定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更类似于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这种制度措施主要是为了在内外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恢复经济，恢复生产，同时稳定住内战之后的人心，尤其是要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当时甚至还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逐渐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毛从来没有忘掉阶级斗争。但是到了1953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尤其是三反五反运动使毛泽东开始担忧党内干部的道德危机，并加深了他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而此时，国家垄断在经济上的比重开始占据优势，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出现了。终于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二、无从选择——仿效苏联模式（1953-1956）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仿效苏联的道路，整体上仿效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它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有趣的是，直到1951年春夏，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公私企业参与、注重市场作用的渐进式工业化，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推进工业化的既定思路。真正促使中共拍板进行苏联式工业化的，主要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朝鲜战争使中共感到了紧迫感，需要尽快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同时彻底对苏联“一边倒”也获得了苏联人的信任，也为效仿苏联创造了条件，所以之后就有了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就在增强，先后建立了以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政；（3）通过接管国民党的“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5）统一安排就业。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以及由此引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的重要一步。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的可想而知的。与统购统销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合作化的推进，合作化的推进相对于苏联，是超乎意料地顺利，到3月，全国已经有90%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而且有55%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到年底，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入了社。除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方面，中共开始集权，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大权集中于党；在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时进行院系调整，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在社会方面，进行社会改造活动，实行城镇街居制、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和户籍制度。至此，一种控制所有人口、资源的举国体制基本形成。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中国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和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这种尝试体现在毛泽东所著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的决议中，例如尝试扩大地方自主权、“双百”方针等。但是到了1956年末，波匈事件的爆发所导致的政治波动震动了当时的中共高层，包括毛泽东本人。同时尝试扩大民主过程中的一些波折也让毛开始警惕。1957年2月和3月期间，毛泽东的讲话被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5月份准备进行“引蛇出洞”的策略，6月份开始进行反右运动，至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毛泽东在认定反右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开始酝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的权力下放为“大跃进”创造了条件，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了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1958年底，饥荒、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开始逐渐出现，1959年10月爆发了著名的“信阳事件”，然而高层并不清楚全国灾情的严重性，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的时间。1959至1960年大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的高征购，而这种高征购不仅因为高估产提供了虚假信息，还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统购统销政策有关。四、形势严峻——发动继续革命（1961-1976）从国际背景上来看，中美对抗没有丝毫缓和迹象，中苏同盟走向彻底分裂，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日趋激进，反修防修成为全党共识。从四清运动到文革，毛泽东的目标不只是要从政治上清除走资派，重塑党和国家权力；而且要进行人的改造，培养共产主义新人，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大跃进”的失败让毛泽东心情沉重，基层干部对于执行政策也倍感丧气，这使得统购统销难以进行，因此1961年召开了一次七千人大会，把地委、县委书记都召来，有两个问题比较尖锐，一个是三面红旗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很不满意刘少奇的话，认为是在向自己施压，七千人大会加深了二人的裂痕。会后对于“大跃进”也进行了调整，但是对于1958年来的路线，毛泽东不允许触动。之后毛认为出现了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有“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党内可以产生修正主义。1963年，毛泽东还比较谨慎，主要从社会层面“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就是城市的五反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从四清转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毛希望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此时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林彪为首的军人派矛盾逐渐形成。毛泽东渐渐对林彪派力量有所忌惮，通过种种方式削弱林彪的力量，直到逼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文革后期，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实现老干部派与文革派之间的政治平衡，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意在为文革寻求历史依据。1975年，毛让邓小平主持工作，但邓种种举措却直指文革，于是毛下决心抛下邓小平，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逝世后，四人帮也随之被打倒，文革结束。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最初的改革思路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另一个要点就是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至少在1978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先后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制改税、承包制等不同方法。另外的改革突破口，就在于在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加快集体经济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但是改革最关键的地方是中国开始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这决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在90年代之后，随着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同时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走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19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完成，1994年完成分税制改革，在朱镕基治下建立了现代金融和货币制度，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搭乘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电梯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