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研究》
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共6卷，现由福建省莆田市翁元炼收藏。《族谱》收录有晚唐时期曾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的翁郜等翁氏家族成员的任官文书、墓志铭及诗文作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曾根据《铅印本》的相关内容，从名称及辖区变化的角度，勾勒出晚唐凉州节度使向五代河西节度使过渡的脉络。此外，荣新江、冯培红等也曾据此对翁郜的部分历官情况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设置情况进行过探讨。笔者在利用《铅印本》的过程中，发现其在录文及体例编排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故于2009年8月赴闽，寻访到《族谱》的原件。《族谱》共收录有7件与晚唐河西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献，包括3件翁郜授官制、1件慰劳制书、1件王行瑜致翁郜牒、1件翁郜为僚属请官奏状及1件唐政府为翁郜下属授官的告身。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以往学者在研究晚唐河西历史时，只能依赖敦煌文献及数量极少的石刻文献，《族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补充。本文将通过以《族谱》与敦煌文献及传世史书互证的方式，阐述《族谱》对于晚唐河西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京兆翁氏族谱》铅印本
一.翁郜生平事迹复原
翁郜，两《唐书》无传。据笔者管见，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翁郜事迹的是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建阳县志》。该书卷6《人物志》“隐逸·翁郜”条载：
翁郜字季长，长安人。唐昭宗朝，官至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河西节度使。朱梁僭窃，耻事二姓，以父、祖宦闽，知其地僻静可以避乱，遂携家至建阳考源。后徙居义宁莒口。
此后，沿袭者渐多，如何乔远《闽书》及吴任臣《十国春秋》等。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且没有唐代文献予以印证，所以长期以来，这位晚唐河西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并未引起学者关注。通过将《族谱》与敦煌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对翁郜的生平事迹进行大致的复原。
翁郜之曾祖名轩，祖何，父则。《族谱·赐翁氏京兆郡序》记载翁轩“仕唐德宗朝，官至朝请大夫，有大勋，特赐郡曰'京兆’。后迁官于闽，因乐东南山水之胜，而遂居焉。”由此，莆田翁氏将翁轩视为迁闽始祖。翁岏山于元祐四年（1089）所撰的《族谱·重修族谱序》记载翁轩长子翁何“官至散骑常侍”，但根据《族谱》卷3《成都仓曹公（翁廷皞）墓铭》及《谏议公墓铭》的记载，可知所谓的“散骑常侍”只是翁何的加官，而非实任。《宗谱》卷1《何公流派闽浙世系传》“翁则”栏收录有唐政府授参军翁则以“大理寺丞”的制书，《成都仓曹公墓铭》、《谏议公墓铭》及《族谱》所收的《补阙郎中乾度公墓志铭》则均载翁则的终任官为“大理司直”。由此可见，翁则曾以参军之职升任大理寺丞，继而转任大理司直。
对于翁郜早年的历官情况，《宗谱·何公流派闽浙世系传》“翁郜”栏载：“唐武宗时，授都镇使，迁都知兵马兼统军指挥使。宣宗朝迁福州都押衙。”由于文献缺失，翁郜由福州转任河西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唐朝中后期藩镇僚佐多追随长官移镇的惯例看，笔者怀疑翁郜是追随某位福建观察使前往凉州任职的。对于翁郜到达河西之后的任官情况，作于龙纪元年（889）四月十六日的《族谱·赐劳敕书》载：“自顷为凉州都防御使判官，五年改授甘州刺史，八载复摄凉州防御使并正授。十余年吮血同甘，能致人之死力。”其中，所谓的“凉州都防御使判官”，即“河西都防御使判官”。而从“自顷为”的叙述看，敕文所言的“五年”、“八载”和“十余年”，都是以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作为起点。所以，翁郜在凉州出任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当为5年、刺理甘州则为3载，继而被河西都防御使辟为凉州防御使并得到了唐政府的正式任命。翁郜之所以由甘州刺史转任正规职官体系之外的摄官，当与中和四年（884）年底甘州被回鹘占领有关。所以，翁郜出任甘州刺史的时间当始自中和元年，终于中和四年，那么其出任都防御使判官当在乾符三年（876）至中和元年，出任摄凉州防御使并正授的时间应在中和四年至唐政府任命其为河西都防御使之间。
▲《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
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是某位自称为“郜”的河西都防御使发给端公的牒文。在牒文中，某郜提及其本人在二月十九日被唐政府册封为河西都防御使。因端公在册封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故某郜要向端公表示感谢。此外，某郜又提及已派遣阴文建“赍书牒上仆射”，希望端公能说服“仆射”，给予凉州物资方面的支持。学者已将牒文中的“仆射”和“端公”成功比定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及其属下，但对于某郜的情况却未能深究。笔者在《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一文中，曾根据《铅印本》证明某郜应即翁郜。此外，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笔者意外发现翁忠言等人在编纂《铅印本》时漏收了一件极为重要的文献，即《除检校工部尚书诰》。该文献记载了翁郜在文德元年（888）获得工部尚书的检校官之前，职衔为“朝议郎、检校右散骑常侍、持节凉州诸军事、守凉州刺史、兼凉甘肃等[州]都防御招抚押番落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正可与上述牒文中某郜所获得的“右散骑常侍，充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相对应。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牒文中自称为“郜”的河西都防御使即翁郜。赤木崇敏最早将牒文中翁郜获得册封的“二月十九日”与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中张淮深所遣宋闰盈等三般使团于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兴元觐见僖宗的记载对应起来。由此，张弘信很可能是跟随三般使团中的某一个班次，前往兴元觐见僖宗，并在二月十九日为翁郜求得了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正是因为凉州使者是跟随归义军使者入使，所以翁郜在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后，要对在归义军中身居要职的张球表示感谢。
凉州地区所需的军粮等物资本应由唐中央度支供给。但由于受到黄巢起义的影响，导致凉州“省绝支遣”，所以翁郜才会向归义军求援。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已西进长安，如果将此时视作凉州无法获得中央物资支持的开始，则翁郜在光启三年之际面临“欠阙至甚”的窘境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无法仰仗度支的情况下，向与凉州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沙州求援，也就成为翁郜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此外，P.3569v《唐光启三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记载“凉州使”曹万成等人曾在当年三月至四月间，停留于沙州长达32天。从时间上判断，曹万成等人也应由翁郜所遣。曹万成前往沙州的目的应与此后的阴文建相同，都是为了获得沙州的援助。但可能因为此时张淮深并不了解唐政府对其求节的态度，所以拒绝援助凉州。正是由于没有完成任务，难以复命，才导致曹万成等人长期滞留于沙州。
光启三年九月二十日之前不久，得到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翁郜续遣出身于归义军的阴文建前往沙州求援。由于此前唐政府已将张淮深的检校官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此外，张淮深通过沙州上都进奏院获得了“堂头要人”支持其求节的消息，再加上时任归义军节度掌书记的张球从中斡旋，张淮深最终于九月二十日答应为凉州提供援助。此即P.3863v《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中张球所言的“果至廿日给粮”。文德元年十月，唐政府派遣的册封张淮深为沙州节度使的宋光庭使团到达沙州。而就在当年六月，唐政府曾将翁郜的检校官由“右散骑常侍”晋升为“工部尚书”。考虑到唐政府将制文传达到河西所需的时间，笔者推测册封张淮深和晋升翁郜的很可能都是宋光庭使团。以往学者已指出唐政府册封张淮深应属昭宗登基后的新政，而通过此前凉州与沙州的关系变化及唐政府对凉州、沙州长官进行册封的时间关联性来看，唐政府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与其对凉州的援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根据《赐劳敕书》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之前，翁郜的职衔为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蕃落等使、朝议郎、检校兵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四月八日，唐政府又颁发《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将其担任的河西都防御使升为河西节度使，散官则由朝议郎晋升为朝散大夫。乾宁元年（894）八月二十三日，唐政府为了表彰翁郜“致夷狄绝贪婪之患，垣墙无战伐之劳”的功绩，又加授他朝请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
乾宁三年（896）正月二十三日，翁郜以河西节度使的身份为刘翱等30人求官。对此，《族谱·奏状》载：
河西节度使臣翁郜谨言：伏奉宣旨，以臣充河西节度使。臣当远地，僻在穷荒，官员多阙，累因摄职，皆至重难，敢不奏闻？在内有摄节度推官、备补将仕郎、试太常协律郎刘翔（翱），年四十……处重难而不挠，持公正以居先。又前件所奏郑晃等三十人，深详事理，各有行能，并乞天恩，特赐一官。所冀籍其干事，同葺凋残，干冒宸衷，毋（无）任战越屏营之至。谨奏。
根据《族谱》及《宗谱》的记载，翁郜所荐举的刘翱为其妻舅。元人叶留《为政善报事类》引胡一桂《人伦事鉴》记载唐京兆万年县人刘翱“为河西节度推官。时有妇杀夫诬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又河西有溺子之风，公严其禁，存活者数千人”。其中刘翱任“河西节度推官”的记载，正可与《奏状》中刘翱担任的“摄河西节度推官”相对应，证明两者为同一人。根据《族谱·授刘翱等人建阳县尉告身》的记载，乾宁三年六月十八日，刘翱被任命为“将仕郎，从九品下，守建州建阳县尉”。虽然我们没有在唐代传世文献中发现相关的记载，但宋元时期的传世史料中却有多处可与此相印证的记载，可以证明《族谱》所载翁郜为刘翱求官及唐政府任刘翱以建阳县尉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
对于翁郜迁居建阳的时间，万历《建阳县志》卷6“隐逸·翁郜”条系于“朱梁僭窃”，即后梁建立之后。同书“附录·拾遗”条又载：“翁泳字永叔，其先长安人。始祖郜，唐末入闽，世居建阳。”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万历《建阳县志》本身的记载已相互矛盾。《宗谱》“卷末·附录”所收翁郜之子师固撰《立寺碑记》则记载翁郜“乾宁三年由京兆避地入闽，因家于东阳之义宁”。几者相较，以《立寺碑记》的记载最为可信。由此，在唐政府为刘翱等人颁发告身后不久，翁郜应已自河西离任，并最终定居于建阳莒口。
翁郜之所以选择建阳作为最终的栖身之地，除了妻舅刘翱被任命为建阳县尉外，更重要的是早就与建阳建立起了密切联系。翁师固撰《立寺碑记》载：
先君季长公……于光启二年建立安福院，贞明二年建立西漈院，景福元年仍立安闽院，保太（大）五年亦建圣迹院。时称为功德院，以崇报本之忱。其四院各塑像安奉，置买田地二千余石，分充四院蒸尝之需。
作为翁氏家庙的安闽等院，此后逐渐演变为建阳当地著名的佛教寺院。天祐元年，翁承赞以右拾遗的身份前往福州册封王审知。在途经建阳时，翁承赞前往莒潭附近的安闽院游览，作有《题莒潭安闽院》诗。诗中“祧宗营祀舍”一句，证明安闽院系由翁承赞同宗者所建。根据《族谱·谏议公墓铭》等文献的记载，承赞之父巨隅，正是翁郜之兄长。由此，翁承赞所言的“祧宗”应指翁郜。此外，诗中“景福滋闽壤”一句，又可与《立寺碑记》中翁郜“景福元年仍立安闽院”的记载相契合。所以，翁承赞所探访之安闽院应由翁郜所营建。据《立寺碑记》的记载，安福院建于光启二年（886）、安闽院建于景福元年，皆在乾宁三年之前，可见翁郜在唐末入闽前已在建阳修建家庙并大量购置田地。这样看来，翁郜之所以在唐末率众前往建阳，当是因为其与建阳早有渊源，而这可能正是唐政府授刘翱以建阳县尉的原因。
二.晚唐河西都防御使性质及人选的明确
广德二年（764），吐蕃攻陷凉州，河西节度使被迫先后西撤至甘州及沙州，并最终随着沙州的陷蕃而覆亡。咸通二年（861），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咸通四年，唐政府置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据史书记载，五代时期在凉州又有河西节度使的建置。在由晚唐凉州节度使向五代河西节度使的演变过程中，创设于晚唐的河西都防御使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河西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族谱》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及敦煌文献中对河西都防御使记载不足的缺陷，还可以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
据笔者管见，传世文献中涉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仅有《文苑英华》卷409薛廷珪《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相对于传世文献，敦煌文献中关于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更为丰富。如P.4660《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并序》提及赞主生前曾担任过河西都防御使属下的右厢押衙；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则记载翁郜曾被任命为“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此外，森安孝夫还指出P.2672v《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状》及P.2696《唐僖宗中和五年（885）三月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后均钤有“河西都防御使印”，证明上述文献与河西都防御使有关。由于在《族谱》揭出之前，河西都防御使的相关记载多出自藏经洞，所以学者多将河西都防御使视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下属。而《族谱》所收《除检校工部尚书诰》及《赐劳敕书》记载唐中央与河西都防御使之间的统属关系，可以纠正学界对河西都防御使性质的误解。
《族谱·除检校工部尚书诰》载：
敕：朝议郎、检校右散骑常侍、持节凉州诸军事、守凉州刺史、兼凉甘肃等[州]都防御招抚押番（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翁郜……可加授检校工部尚书，余如故。主者奉行。
文德元年六月八日舍人刘建功行。
通过与敦煌文献及《族谱》其他文献进行比对，我们可以明确上举敕文中提及的凉甘肃等州都防御使应即河西都防御使。据笔者考证，河西都防御使创设于咸通八年九月至咸通十二年十月之间，其所辖理的乃凉、甘、肃三州。反观此时归义军实际统治者的张淮深，自咸通八年以后的20年间，始终没有得到唐政府的节度使册封，此即S.1156《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所载的“廿余年朝廷不以指撝”。在获得节度使册封之前，张淮深为唐政府所承认的身份仅为沙州刺史。而翁郜不但兼任了凉州刺史，且辖理凉、甘、肃三州，显然不可能是张淮深的属下。
此外，《族谱·赐劳敕书》又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番（蕃）落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翁郜……觞酒豆肉，实得众之欢心……以至七千里有亭障之备，三十年无西北之虞。伊谁之力？实翁郜之功也。
龙纪元年四月十六日王尚父行。
根据上述记载，龙纪元年四月之际翁郜以静难军节度使的身份兼领了河西都防御使。文德元年十月，唐政府派遣中使宋光庭前往沙州，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但唐政府授予张淮深的仅为“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等使”。而据《族谱·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唐政府已将河西都防御使升为河西节度使。从管辖范围上看，沙州节度使张淮深仅领1州，所以由静难军节度使所兼领的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由河西都防御使改制而来的河西节度使自然不会是其属下。
▲《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
再次，《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中提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职责为“防御西夏，控压三州”，也就证明直至光化年间，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仍然为凉、甘、肃三州。光化三年（900）八月己巳，张议潮之孙张承奉被唐政府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无论是其瓜、沙、伊、西四州辖区，还是实际控制的瓜、沙二州，均与河西都防御使的三州辖区无涉。此外，甘州回鹘政权在光启三年之前已经建立，归义军越过甘州回鹘的势力，进而控制凉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之，河西都防御使不应听命于归义军，而是唐政府在继凉州节度之后，设置于凉州的军事使职。从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看，唐政府设置该使职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河西东部地区。此外，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均由归义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尤其是甘、肃二州本来就在归义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唐政府利用河西都防御使削弱归义军势力的意图也较为明显。
对于晚唐河西都防御使的人选，除了《文苑英华》所提及的冯继文，我们还可以根据《族谱》及敦煌文献的记载进行大致复原。
P.3281v《押衙马通达状稿（三件）》第1件载：
押衙马通达。右通达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并是司空教视奖训，及赐言誓。先随司空到京，遣来凉州，却送家累。拟欲入京，便被卢尚书隔勒不放。卢尚书死后，拟随慕容神护入京，又被凉州麹中丞约勒不达。
文中的“卢尚书”，即在咸通七年（866）至十一年间以朔方节度使身份兼领凉州节度使的卢潘，而“麹中丞”是继卢潘之后掌控凉州的统治者。此位“麹中丞”在S.6342+Дx.5474v《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并批达》中被记作“麹长申”。在作于咸通末年的S.4622v《百姓高盈信请取兄沙州任事状》中，又被记作“麹大夫”。从上述几件文书的内容看，麹长申掌管凉州的时间主要集中于咸通末年，与唐政府设置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接近。所以，麹长申很可能是唐政府所任命的首任河西都防御使，但其自凉州离任的时间不详。
S.2589《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等状》则载：“游弈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文书中的郑尚书是此时凉州的掌权者。P.2696《中和五年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面纸缝下端钤有多处“河西都防御使印”，系由河西都防御使转发至沙州的官方文书。根据S.1156《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P.3863v《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的相关记载，翁郜在当年二月十九日才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从时间上判断，中和五年之际将大赦诏转发至沙州的河西都防御使，当即此前因凉州局势动荡而不敢东行的郑尚书。
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翁郜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据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状》载，为翁郜带回唐政府任命的为“当使先差押衙张弘信”。翁郜所言的“当使”应指前任河西都防御使郑某。因凉州地区形势动荡，且其与他人处于“诤位”的关键阶段，故只能派遣张弘信跟随归义军使者入朝。此后，其或在“诤位”斗争中最终失利，续遣的归义军使者将此消息带到兴元驾前，所以唐政府任命原凉州防御使翁郜为河西都防御使。
据《族谱》所收《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及《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河西都防御又被唐政府改置为河西节度，翁郜被改授为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所以，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当在光启三年二月至龙纪元年四月之间。乾宁三年六月之后不久，翁郜自凉州离任，唐政府随即在凉州恢复了河西都防御的建制。继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的，当为前文所提及的冯继文。
此外，敦煌文献还记载归义军原掌管酒司的押衙阴季丰曾于唐末在凉州任职。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记载阴海晏之父阴季丰担任过“凉州都御使”。对于文中的“凉州都御使”，陈祚龙录作“凉州防御使”，郑炳林则认为当作“凉州都[防]御使”。结合翁郜曾出任“凉州都防御使判官”的史实，可知阴季丰所担任的确应为“凉州都防御使”。正如荣新江所说，“凉州都防御使”当为“凉州之河西都防御使”的简称。如此，则可证阴季丰在唐末曾在凉州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其获得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时间应在天复二年（902）六月至四年八月之间。此后，昭宗被朱温挟持至洛阳，河西与唐中央之间的联系被阻断，故阴季丰或为唐朝末任河西都防御使。
综上所述，由凉州节度使改制而来的河西都防御使，治凉州，辖凉、甘、肃三州。张淮深的法定身份无论是沙州刺史还是沙州节度使，都不可能获得统领河西都防御使的权力。唐政府对河西都防御使的控制一直比较稳定，麹长申、郑某、翁郜、冯继文、阴季丰等人曾先后出任该使职。尤其是翁郜在任期间，唐政府更是将河西都防御使升格为河西节度使，力图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直至天复年间，原归义军僚佐阴季丰始被任命为河西都防御使，表明唐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最终被迫放弃了控制凉州等地的愿望。
三.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河西节度使问题再探讨
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唐政府于沙州置归义军，授张议潮以归义军节度使及十一州观察使。虽然晚唐史籍中多将张议潮记作归义军节度使，但其在归义军内部却多自称河西节度使。咸通八年二月，张议潮入京，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事务。最初，张淮深只使用“归义军兵马留后”的称号，但不久就不再自称留后，而开始以“河西节度使”的面目出现。到张淮深统治末期，他又突然放弃河西节度使的称号，而改称归义军节度使。此后，除曹议金时期曾存在归义军节度和河西节度并用的现象外，其他节度使大多不再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归义军使用及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的问题，反映了归义军在经略河陇的层面与唐政府发生冲突及主动调适的重要史实，颇值得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已经从归义军的角度，对张议潮等人自称河西节度使的原因进行过深入探讨。不过，根据《族谱》的记载，并结合晚唐河西的历史形势，笔者认为归义军之所以使用及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除了应考虑其自身因素外，更应该关注到唐政府经营河陇政策的影响。
对于归义军节度使长期自称河西节度使的现象，学者多认为反映了归义军力图控制旧河西道的愿望。但目前看来，对此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景云二年（711），唐政府设置河西节度使，辖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先天二年（713），伊、西二州被析出，河西节度使辖区遂缩减为凉、甘、肃、瓜、沙五州。在归义军设置之初，其实际控制区为甘、肃、瓜、沙、伊五州之地，与先天二年之后的河西节度使相比，少凉州，但多伊州，范围基本相当；但归义军的辖区却为十一州，远超原河西节度使的五州辖区。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及河陇十一州观察使，张议潮在放弃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同时，在名义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对伊、西、鄯、河、兰、岷、廓等州的观察权。如果说张议潮为了显示控制旧河西道的愿望，但却要放弃对伊、西、鄯等六州的政治诉求，似乎不太符合常理。此外，在张议潮时期，归义军实际控制区与唐前期的河西节度使辖区尚相差不大，但到了张淮深统治时期，不仅长期没有得到唐政府的节度使册封，而且统辖范围也由五州缩减为沙、瓜二州。在这种情况下，张淮深是否仍怀有控制整个河西道的愿望，是颇值得怀疑的。
▲《张议潮出行图》
据匈牙利学者乌瑞的研究，敦煌藏文文献P.t.1081是“沙州归义军尚书”是一份为改正原属吐谷浑保尔根千户的一位奴隶身份，而于鼠年发出的行政文书。此件文书后部钤有篆书、阳文“河西道观察使印”一枚。对于这枚印章的使用者，学者多认为是归义军节度使，而文书中所提及的“鼠年”为大中十年（856）。由此可知，上述藏文文献中“河西道观察使印”的使用者应即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这枚印章当是与“归义军节度使印”相配合使用的观察使印，而张议潮获得这枚印章的时间应就在归义军设置之初。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宣宗于沙州设置归义军之前，武宗曾于会昌二年（842）授南迁回鹘嗢没斯部以归义军的军号。虽然回鹘归义军只持续了短短10个月时间，但对唐政府与南迁回鹘关系的发展却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大中五年十一月，宣宗以废弃多年的“归义军”军号，授予弃蕃归唐的张议潮。归义军的设置虽名为表彰，但从名称上看，却也有将张议潮视为蕃族首领，或明显带有蕃族特征的汉人军事长官的意味。这对于沙州军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略带歧视性的称呼。与此同时，沙州与河西节度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二年（786），河西节度使驻节沙州达20年之久，这对沙州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在实际控制区与唐前期河西节度使相近，且不愿接受含有贬义的“归义军”军号的情况下，张议潮沿用陷蕃前驻节于沙州的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也就显得顺利成章了。
要而言之，沙州在陷蕃之前，曾与河西节度使保持了长期的共存关系。在归义军设置之初，其所控制的区域与唐前期河西节度使辖区相当，且张议潮获得了唐政府所授予的“河西道观察使印”。与此同时，“归义军”称号本身具有一定的歧视色彩。所以，张议潮之所以没有使用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而是自称河西节度使，应是受到了唐政府经营河陇新复地的策略、沙州自身的历史传统以及归义军现实考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正是受到了张议潮既定政策的影响，即使在仅控制瓜、沙二州，且没有得到节度使册封的情况下，张淮深仍一度坚持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
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至大顺元年（890）正月之间，张淮深突然放弃了河西节度使的称号，开始自称归义军节度使。对此，学者或归因于归义军内部，认为自张淮深后期起，归义军陆续丢失了伊、甘、肃诸州，仅辖沙、瓜二州，所以归义军节度使遂弃用河西节度使，而多代以“节度沙瓜伊西等州”为名，退守河西西部，兼抚西域。但是这个结论可能也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归义军辖区的缩减情况。归义军设置之初，观察河陇十一州之地，实际控制沙、瓜、伊、甘、肃五州。咸通二年，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但随着凉州节度的设置，归义军被剥夺了对凉州的管辖权及对西、鄯、河三州的观察权。河西都防御使设置后，归义军又丧失了对甘州和肃州的控制。此外，P.5007《诗四首》所录最后一诗的序文载“仆固天王乾符三年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如果将“乾符三年四月廿四日”视为西州回鹘占领伊州的时间，则归义军至迟在乾符三年四月就已经丧失了对凉、甘、肃、伊等州的控制，其所能控制的区域仅剩下沙、瓜二州。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张淮深却仍一直在自称河西节度使。所以，张淮深放弃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与河西诸州统治权的丧失之间应该并没有直接联系。
如此看来，单纯从归义军自身考虑，并不能彻底解决何以张淮深主动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将张淮深放弃称号的时间与河西都防御使名称变化的进程对照考察，或有助于对归义军节度使称号变化的理解。
据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载，翁郜于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而在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张淮深的检校官已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故S.1156《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在叙述张文彻与宋闰盈等人发生争执的情况时，才会以“仆射”称呼张淮深。在河西都防御使设置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凉州自然比沙州更有资格代表河西。但在光启三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河西都防御使很可能阙任，所以唐政府才会任命原凉州防御使翁郜为河西都防御使。翁郜获得此项任命后，在名义上可统辖凉、甘、肃三州，但实际上此时甘州已为回鹘所占据，肃州防戍都对凉州则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其所能实际控制的只有凉州一地。所以，虽然张淮深没有获得节度使册封，但其检校官被晋升为“尚书左仆射”，远高于翁郜的“右散骑常侍”，且翁郜此时并没有实际控制河西诸州的能力，所以归义军内部仍然沿用了河西节度使的称号。
文德元年六月，翁郜的检校官由右散骑常侍晋升为工部尚书，反映出唐政府对凉州及河西都防御使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龙纪元年四月八日，唐政府进一步将河西都防御直接改置为河西节度，并以翁郜为节度使。如果说在唐政府设置凉州节度使及河西都防御使期间，张淮深尚可以无视其存在，而自称河西节度使。但随着唐政府在凉州正式恢复河西节度使的设置，如归义军方面再自称河西节度使，一方面是自欺欺人，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也面临与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危险。与此同时，唐政府所授的沙州节度使，实际上相当于将张淮深限制在沙州一地，显然不符合其心理预期。所以，在唐政府于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后，张淮深虽然放弃了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但也并未使用朝廷授予的沙州节度使，而是开始重拾此前很少在沙州内部使用的归义军节度使称号。
由此可见，张议潮及张淮深之所以自称河西节度使，并不是为了表达控制旧河西道的愿望，而是受唐政府经营河陇失地措施及沙州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在凉州复设河西节度使，所以张淮深之后的归义军统治者在内部虽偶尔也会自称河西节度使，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归义军节度使成为其更为常用的称号。
四.晚唐“河西”观念再探讨
“河西”是一个极具方位特征的地理名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又不尽相同。唐朝前期，“河西”在史籍中的含义比较明确，即景云二年唐政府以黄河以西地区所置的河西道。安史之乱后，河西及陇右地区被吐蕃次第占领，河西的概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大中及咸通年间唐政府对河陇大片陷蕃失地的收复，“河西”的具体所指在晚唐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族谱》所收的晚唐文献多与“河西”有关，可以促进对“河西”观念的进一步探讨。
孙修身在《张淮深之死再议》一文中根据P.2044v《文范》的记载，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不仅曾派河西兵参与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还参与了王行瑜诛杀朱玫的历史事件。其文中共引用了5处关于晚唐时期河西的记载：
1. 云南蛮寇黎、雅二州，河西、河东、山南东道、东川兵伐云南。
2. 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
3. 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4. 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邠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行瑜进屯凤州。
5. 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对于上述记载中的“河西”，孙修身均等同于归义军政权。而李永宁针对第4条记载，指出根据史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河西兵”即为张淮深的部属，所以应存疑。对于第5条材料的记载，唐长孺先生曾指出，李茂贞的势力不可能达到凉、肃诸州，所以此“河西节度使”恐非旧河西道。朱玉龙则进一步指出第5条资料中的“河西”，乃指黄河以西的延州，并非旧河西道。荣新江在对上述资料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旧唐书》卷144《杜希全传》等6条记载，认为吐蕃占领河西及晚唐时期，史籍中之河西往往是指关内道北部东西纵流的黄河所夹地区，而不是旧河西道。该结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上举史料中，大多数确如学者所说，并不是指旧河西道，但也不尽如此。如在第3条材料所提及的地理名词中，从形式上判断，所谓的“河西”同山南、剑南、岭南一样，都是以行政区划的形式出现的，而非泛称的地域概念。学者之所以不将其视为旧河西道，主要是因为张淮深在没有得到唐政府节度使册封的情况下，已擅自在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此外，随着回鹘、嗢末等部落的崛起，旧河西道很难归入中央实际控制的范围。但如果我们不是将“河西”视为归义军，而是将其视为治于凉州的河西都防御，则一方面其长官由唐政府直接任命，另一方面，晚唐时期的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的河西节度使在凉州地区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统治。所以，将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都防御使辖区纳入“朝命所能制”的范围，似并无不妥。
▲瓜沙甘肃凉伊诸州
通过作于乾宁元年八月四日的《族谱·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之记载，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晚唐时期“河西”的具体所指。牒文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昨者以遽命弘夫，俾专重寄。岂谓何晏之鼻，忽集青蝇；伯有之门，俄生荒莠。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形（刑）之难逃。今则流泽双旌，已承大赐；侯藩十（千）乘，归启行期。[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何妨夜猎？前召父之重来旧地，更长子孙。]虽昼锦之或殊，亦绣衣之何异？行瑜已具事由闻奏，外须简请尚书，便主牌印。谨牒。
牒文中自署为“行瑜”者，应即晚唐时期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弘夫”当为曾出任灵武节度使，后率军勤王、出任西面行营都统郑畋之行军司马的唐弘夫。所谓“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刑之难逃”应指唐弘夫及程宗楚、王处存在中和元年四月收复长安，旋即被黄巢起义军所杀之事。牒文中所言的“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何妨夜猎？前召父之重来旧地，更长子孙”，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召父”即西汉曾出任南阳太守、与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合称为“召父杜母”的召信臣。“将军再至霸陵”及“召父之重来旧地”两句，明确表示翁郜曾以军事将领的身份进驻长安附近，故王行瑜希望翁郜能率军重回故地。在王行瑜致牒翁郜的前一年，即景福二年（893）九月，王行瑜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共同进军长安，迫使昭宗赐死宰相杜让能；在致牒翁郜的9个月后，即乾宁二年五月，王行瑜又与李茂贞及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联军入朝，杀宰相韦昭度等。虽然此次三节度拥兵入朝的起因是唐政府拒绝册封由王行瑜等人支持的王珙为河中节度使，但王行瑜因景福二年求尚书令而不得，对昭宗早有怨怼之心。王行瑜之所以在数次称兵入朝之际，明确提出希望翁郜出兵支持其针对唐政府的军事行动，说明两者在此之前已经结识且关系密切。据《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中和元年九月，“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围攻据守长安之黄巢。而就在唐弘夫兵败长安之后的两个月，即中和元年六月之际，邠宁将领朱玫曾屯兵兴平。王行瑜作为朱玫的部属，多次参与了同起义军的战斗。由此我们或可推测，中和元年九月屯于武功的河西之师应由河西都防御使所遣，统帅这支军队的很有可能就是翁郜。由于防区临近，所以翁郜与当时作为邠宁部校的王行瑜之结识或即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而翁郜之所以能在中和元年由河西都防御使判官升任甘州刺史，或与其此次率军勤王有关。
大顺元年七月十六日，张议潮之婿李明振葬于敦煌县漠高里。在P.4615+P.4010张球撰《李明振墓志铭》中，其生前职衔被记作“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明振获得凉州左司马的任命是在大中十三年（859），但在咸通二年凉州收复后，他并未前往凉州上任，而是长期生活在沙州。咸通四年凉州节度使设置之后，“凉州左司马”更不可能隶属于归义军，统辖“凉州左司马”的“河西节度”只能是治于凉州的军事建置。与此同时，在《族谱》所收的7件晚唐文献中，有多件涉及晚唐时期的“河西”。如《赐劳敕书》提及“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蕃落等使”；《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提及“河西节度使”；《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提及“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奏状》提及“河西节度使”等。这些文献中所言的“河西”均与归义军无关，而是特指晚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军政机构。
此外，我们在晚唐时期的诏书中还可见到以“河西”指代旧河西道的记载，如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载：
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今当其破灭之势，正是倚伏之期……故令刘濛专往，亲谕朕怀。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尽无虚数。务修实效，勿显事机。制置之间，尤须密静。
唐政府遣刘濛巡边及议复河陇失地的时间应在会昌五年（845）二月壬寅（二十五日）。在李德裕所言的“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中，“河西”显然应指此时尚由吐蕃所占领的旧河西道，而非关内道北部地区。
综上所述，吐蕃占领河陇之后，史籍中“河西”的地理范围发生了变动。正如学者所言，晚唐史籍中“河西”多指关内道北部一带。不过，时人作品中也不乏以“河西”指代旧河西道的事例。此外，在张淮深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后，敦煌文献中的“河西节度使”有可能是指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河西节度使，而并非驻节于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与此同时，在《族谱》中也有多处有关“河西”的记载。这些记载多与唐政府对翁郜的任命有关，证明晚唐史籍中“河西”还有可能是指河西都防御使或河西节度使所统辖的区域。
五.小结
由于史书记载相对缺乏，学者在探讨唐宋之际的河西历史时，敦煌文献就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敦煌文献绝大多数出自莫高窟藏经洞，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相对于中央政府及河西的其他区域，沙州及归义军政权是其更为常见和重要的记载对象。在敦煌文献无法顾及晚唐五代宋初河西历史全貌的情况下，新史料《族谱》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必要。借助《族谱》及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河西军政长官翁郜的生平基本上得以复原。而通过勾勒翁郜20年的河西任职经历，我们可以粗线条地展现出晚唐政府所设河西军政机构的基本运作情况及其形态演变轨迹。此外，通过《族谱》的记载，我们还可以明确河西都防御使隶属于唐中央政府的性质并对其人选进行了大致比定。而唐政府在銮舆数度播迁的特殊历史时期，仍可以通过任命凉州地区最高长官及改置军政机构的方式，最低限度地维持中央对凉州等地的控制。唐政府的上述举措对同处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归义军内部对节度使称号的主动调整即为显著表现之一。最后，通过资料互证的方式，我们还证明晚唐史籍中的“河西”并非仅指向关内道北部或旧河西道。在归义军之外的场合，“河西”在作为军事使职的地域限定词而存在时，往往指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所辖的区域。总的看来，《族谱》涉及晚唐河西历史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且极为独特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唐史学界及敦煌学界的足够重视。
附识：《族谱》原件由翁元炼先生提供；论文初稿完成后，曾得到多位师友的指正；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