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鼓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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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锣鼓巷 Kishan;嘉琪先生
有人说，南锣鼓巷是一条有记忆的街。确实如此，漫步在南锣鼓巷，北京罕见的拱门、砖雕、照壁、影壁、精美门墩俯首皆是。而对于曾经在南锣鼓巷居住的老北京来说，回到南锣鼓巷的心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像游客那样漫无目的地溜达，他们会根据脑海里的印象，寻找儿时的记忆，感受从小到大被自己忽略了的古老韵味。
2018年5月13日 地安门中学同学胡同游 作者与同学在南锣鼓巷边走边聊
记忆总是美好的，作为从小在南锣鼓巷长大的老居民，每当回忆起儿童时代，我总是忘不了家门前被风吹落一地槐花的老槐树，忘不了秋季在墙根下等着捡隔壁邻居打枣时过“界”的大甜枣，忘不了惦记着像司马光那样英勇地把院里的大缸给砸一下……当然，更忘不了帽儿胡同小铺里总是把“小铺儿多给”挂在嘴上的老大爷，也忘不了南锣鼓巷两边排列的十多条胡同那熟悉的一砖一瓦。前不久，看到南锣鼓巷经过整顿店铺减少、京味更浓的报道，不由想起了我在这里生活、学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南锣鼓巷生活的25年，是我难以忘怀的25年。
作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南锣鼓巷已有740多年的历史。这些年，随着各式创意商铺相继落地，南锣鼓巷成为最受海内外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当然，许多在游客眼里有怀旧意味的店铺，和我的童年记忆并不一样。时代在变，南锣鼓巷也一样，这条街道也失去了小时候的安宁，成为了人声鼎沸的旅游景点。这些年来，我也经常回到南锣鼓巷，既探访当年的旧识，也寻找儿时的记忆，总是希望自己曾经生活过的这条古巷，能保持自己的特色。
著名的胡同和胡同内的名人名宅
南锣鼓巷街巷示意图
2018年5月13日 地安门中学同学胡同游 图为作者在婉容故居留影
1949年以后，南锣鼓巷地区及胡同内的许多院落，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文体界名人的住所，或是重要机关、单位所在地。如邓小平、朱德、罗荣桓、粟裕、余秋里等领导人，体育明星庄则栋、京剧名伶杜近芳等，都曾在这个区域内居住过。北兵马司胡同东口曾经是交通部所在地，后来又有多家国家级部委、总公司在此办公。在与北兵马司相邻的东棉花胡同内，有中央戏剧学院；在与北兵马司隔南锣鼓巷而相对的帽儿胡同内，有国家话剧院。在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内，竟然就有两家国字号的与“剧”有关的单位。而在帽儿胡同内，还曾经有朝鲜大使馆；在后圆恩寺胡同内，曾经有南斯拉夫大使馆。
我家住在帽儿胡同28号
我院本无姓荣者，如今成了荣老宅。
作者当年住帽儿28号时，在自家屋门口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我住的帽儿胡同28号，老门牌58号，就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五间北房对着五间南房，一间东房对着一间西房。北房住的是房东，南房两间住的是房东的亲戚，我家租了另外三间南房。东西两间短时出租。所以，这院子里最少时只有三户人家。房东家有一个葡萄架，还有一个大鱼缸，就像小学课本中《司马光砸缸》里面描述的大缸。当年学这篇课文时，我经常想，要是哪位小伙伴掉进这大缸里，我也一定拿石头去砸缸。而在大缸周围，各家都摆放了很多花盆。我家就摆了夹竹桃、橡皮树、无花果、刺球等至少十几盆。所以，每当春暖花开，小院里常常是蜂飞蝶舞、鸟语花香。我们搬走不久，房东就把房子卖了。几经易主，这个院子变成了“荣府老宅”，成为一个小规模特色旅店了。
作者姥爷家住过的三间北房和杨大妈家的小店。如今，三间房已经被封门了。
当年，姥爷和舅舅住在我们院的东面、一墙之隔的26号，老门牌59号。他们住的是三间北房。里面的住户也不算多。想当年，我听家里老人常称呼邻居们“黎太太、高太太、闫太太”。“文革”一开始，有一天，我亲耳听“太太”们在院子里喊，“咱们改称呼啦，今后不叫太太啦，都叫大妈。”于是，闫太太就改成了杨大妈。后来姥爷去世、舅舅家搬走后，那三间房变成面向胡同的时尚小店，而且多次变身，什么“行走的阳光”啊，“双锚”啊，“但丁家”啊，等等。直到近日，整治开墙打洞，面向胡同的那个门被封上了。而多年前杨大妈家也开了一间小食品店。几年前，我到“行走的阳光”去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两片面包。见到杨大妈，依然称呼她杨大妈。不过，这些都此乃后话了。
我们院儿的西侧，紧挨着粟裕大将的院落。那个大院，前门开在雨儿胡同，后门与我家院门相隔两米不到。每到往院儿里运煤时，这个后门就打开了。每年的丰收时节，隔壁院儿里的枣树上都是果实累累。战士们用竹竿打枣，高大的电网也挡不住熟透的大枣落入我家院儿里。住了许多年邻居，也不知首长是啥模样。记得有一次，我刚从外边回来，邻居邓大妈说“刚才，首长出来了”。可惜，我没赶上。
首长院儿里自然是烧暖气的，因为有一个大烟筒，冬天会往外冒烟。而绝大多数院落的共同特点，一是家家户户都要生炉子，或者是煤球，或者是蜂窝煤；二是水龙头都在院儿里，且很多院子只有一个水龙头；三是多数院子也只有一个厕所，有人进去了别人就别进。生炉子总要冒烟，但那时天确是蓝的；冬天水龙头会冻，所以每天要关水闸，真冻了只好用热水浇；一个院儿的人上一个厕所，即使是我们这样三户人家的小院儿，早上起来也真够紧张的。
从秦老幼儿园到地安门中学
2018年5月13日 地安门中学同学胡同游 作者与同学来到自己居住过的胡同走走看看。
当年，出我们胡同东口往北，对面的下一个胡同秦老胡同内，就有一个幼儿园。因为胡同内很多孩子家不是双职工，所以当时入园很方便。表兄比我大半岁，到了入园年龄，我俩儿就一同上了秦老幼儿园。很多次，姥爷送我们去上幼儿园，我们一人拉着姥爷的一只手不让他走、甚至大哭不止，好像要吃大苦受大罪一样。但这事儿由不得我们。在幼儿园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房间内有纸壳制成的硕大人力风扇。夏天午睡时，老师就给小朋友们拉起风扇，呼啦呼啦，风还真不小。
到了入学年龄，我们都上了秦老胡同往北下一条胡同内的前园恩寺小学。1至4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李剑秋老师就住在秦老胡同。真是缘分。1995年，我们还去看望过她。到了5年级，我们班同学被拆散到了其他各班，我去的那个五七班，有好几位同学都住在南锣鼓巷这条街上。从北往南，有齐雄、杜秋生、王慧英和臧小敏。前三位同学家的位置，后来都成了时尚小店，只有位于福祥胡同与蓑衣胡同之间臧小敏住的那个院儿，还是院门依旧，上面的门牌号是“南锣鼓巷147号”，只是不知臧同学是否还住在里面？而杜秋生家住在前园恩寺西口东南角。1995年看李剑秋老师时，我还在那里见到过他，知道他在房管局工作。而杜秋生家对面是一个纸盒厂。当年，我们在同学李培良家上学习小组时，他家从厂里领回纸壳，我们就帮着用订书钉钉成一个个纸盒，再给厂子送回去。
1970年严格就近上学，且由夏季入学改为冬季入学，我又在家门口对面的帽儿胡同小学学习了一年半。就近近到什么程度？听着铃声跑过去，铃声没停就能进教室。体现就近的原则，这个班都是住在帽儿胡同的孩子，光胡同西口国家话剧院的孩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我于2009年11月15日、2013年7月13日，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帽儿胡同》、《帽儿胡同大院云集》两篇文章中，回忆了我们这条胡同内的一些往事、特别是几个大院中小伙伴们的有趣往事。讲故事不能重复，讲过的就不再说了。
不过，有一个故事，我以前没讲过。帽儿胡同小学边上有一条小胡同，里边是老门牌9号、10号、11号，学校旧址和9号院就是当年文昌庙所在地；而11号院住着我们班一位姓那的同学。当年，从安外转来一位新同学，他过去的同学来看他，不知咋回事就和那同学杠上了，走时撂下一句话“你等着”。几天后，我们在那同学家上学习小组时，有人在外边喊“那帮孩子来了”。于是，这边的人抄起大木棍子就冲出去了。谁知，出了小胡同，那帮孩子早已不见踪影。后来，有消息说，那天他们都是带着叉子来的，“结果那孩子他哥出来了。下次叫几个大个儿，把他哥也收拾一顿。”这“他哥”，就是老汉我。小学六年级时，我已身高一米七四、体重七十公斤了。还没出手就把对手吓没影儿了，厉害了，我的“哥！”不过，他们没叫大个儿来。真要来了，不会打架的老汉我还真不是个儿。
1971年，终于“小升初”（那时还没有这个词儿），我们这条胡同的孩子都上了地安门中学。出家门往西，走到一半时，拐入东不压桥胡同，就直接穿到地安门东大街上了。我们的学校就坐落在地安门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一条小胡同内。想当年，那东不压桥胡同有一段路住户稀少、且曲里拐弯，早晚天黑时从这里穿行，人少了还真有点儿瘆得慌。人多时呢，大家又爱大声怪叫，既想吓唬别人，又想恶搞自己人。
胡同虽小，五脏俱全
当年住在胡同里，买东西还是真方便。出家门往西200米、在帽儿胡同与向南的东不压桥胡同的拐角处，就有一家小副食店。因为小，街坊四邻都以“小铺儿”来称呼，透着亲切。小铺儿虽小，五脏俱全。油盐酱醋，咸菜辣椒，烟酒糕点，火柴手纸……当年，打酱油打醋大都是拿一个瓶子去，用木勺经过漏斗往瓶子里灌。买咸菜呢，就常用一张马粪纸托回5分钱的辣萝卜丝。我亲眼见过，一位老爷子买了一两老白干儿，就着一个苹果，有滋有味地享受起来。当年，小铺里的售货大爷总有一句口头禅挂在嘴上，叫“小铺儿多给”。
不过小铺儿还是太小，有些需求就需要去大铺儿解决。出胡同东口往南，没几步就是一个典型的国营副食店，街坊邻里都称其为48店，除了小铺儿里的副食品应有尽有外，还卖点心饼干、文化用品、甚至药品。“文革”中供应短缺，一有鲜菜或是带鱼、排骨一类的稀有品种到货，我们就在48店那间小屋的门口排起了长队。而出胡同东口往北，还有一个“沙井副食店”。当南锣鼓巷名声鹊起的时候，由打通的三间西房组成的沙井副食店门脸儿依旧，只是房门上了把锁。2012年，沙井副食店三间连体房的左右两间，被改造成与这条街上上百家时尚店铺风格相似的小店，写着“沙井副食店”的牌匾也不知去向，所幸副食店中间那段门脸儿还在，“南锣鼓巷83号”的门牌也还在。老汉我立刻在媒体上刊文呼吁，“留住最后一段沙井副食店”。但一年后，那三分之一的门脸儿也终于变身成时尚小店了。老汉我便只能在同一媒体上，以“致消失的沙井副食店”表达惋惜之情了。
当年，小铺儿西边隔壁，就是一家裁缝铺。全家人的很多衣服都是在那里做的。裁缝铺有一台公用电话，传话三分钱，还专门有一个传话条，打电话四分钱，要接传再打一共七分钱。裁缝铺再往西，就是煤厂。既制作煤球、蜂窝煤，又给居民家里送煤。我常常去煤厂买煤，交了钱拿了条，就等着送煤到家了。当年有两个送煤师傅，一个姓杨，一个姓郭，都是浓眉大眼、轮廓分别，典型工人阶级的伟光正形象，就像电影中的李向阳、节振国一样，而且服务态度都特好。
在小铺斜对面，帽儿胡同与向北的豆角胡同的拐角处，也就是现今“北门涮肉”的原址，当年是一个大食堂。名字叫食堂，可是谁都可以去吃；说是饭馆吧，可是需要先换饭票。当初办这食堂，既为了方便附近民众的生活，也为了解放家庭妇女，所以邻里的大妈大婶，有多位都在这里工作。当然，我和很多小伙伴也在这里入伙。虽然是大锅饭，但是有荤有素、有半荤半素，在这吃了就不用回家和炉子较劲了。
而出了胡同东口，往南一条胡同即雨儿胡同口左拐，与雨儿胡同对面的东棉花胡同也左拐，都各有一个早点铺；往北隔两条胡同即黑芝麻胡同右拐，也有一个小饭铺。所以，当时吃早点，那是相当方便的。白豆浆2分一碗，糖豆浆5分一碗，芝麻烧饼5分，大火烧6分。姥爷常常负责全家的早饭，用锅盛上豆浆，把锅盖翻过来放油饼，买回来大家吃完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当年的胡同里真是五脏俱全。仅我们这条胡同，就不仅有商店、食堂、煤厂、裁缝铺，还有理发馆和门诊部。胡同里的理发馆接近胡同西口路南，大名叫“唯一”，规模稍小一些；出胡同东口往南，雨儿胡同口右拐，还有一个稍大一点儿的理发馆，里面有一个理发阿姨，38岁时已经当姥姥了。而若出了胡同西口、走到大街上，往南有中山理发馆，往北有怡乐也理发馆。虽然当年“理发难”是几难之一，但胡同及周边的理发馆还真不少。
在“唯一”理发馆对面，胡同西口路北，就是一个私人诊所。原来有老姐俩儿（不是亲姐妹），一个是陈大夫，另一个大家都叫她二姑，后来又来了一个护士叫马健。如果不化验，在这里看病还真是挺方便的。姥姥当年行动不便，就常把马护士请到家里来打针。而在与我们胡同隔南锣鼓巷相对的北兵马司胡同内，现在东城区疾控中心的那个大院，当年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医院。看病、注射、拍片、化验、甚至理疗、住院等等，一应俱全。当年医院几个诊室的后窗户就开在胡同里，而胡同南侧是东棉花胡同内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楼，当年去看病时，常听南侧宿舍楼里学生吊嗓子与北侧窗户传出病孩哭声构成的独特交响曲，心里更添一丝紧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得了肺炎在这儿住院，每天都喝酱油粥。老妈送来红果罐头，吃一次药，护士就喂我一粒红果。夜不能寐时，看见白衣天使在黄色的白炽灯泡下坐在大炉子边上看书，这画面直到今天仍印象深刻。
在我们胡同西口的大街上，南北都有中药铺，有一位名医在两边轮流坐堂。尊姓韩，因为罗锅，人称韩罗锅。没有贬义，而是尊称，就像宰相刘罗锅一样。我有时高烧不退，西药不管用，找到韩罗锅，他总跟老妈说两句话，一是“我给他想想办法”，二是“还需要一瓶安宫牛黄散”。不过，吃了韩罗锅的药，一准儿药到病除。
南锣胡同应有尽有，文化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大的文化场所就是园恩寺影剧院，座落在后园恩寺胡同内。里面有一千多个座位，既放电影，有时也演戏。从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当然是我们看电影的首选，也记不清在这里看了多少场电影了。“文革”十年，几百部电影被打入冷宫，直到1973年，才又拍出新的国产影片，所以，一有国内外新片公映，必然是场场爆满。整个南锣鼓巷以及后圆恩寺对面的几条胡同，到处都是看电影的人流。现在，园恩寺影剧院不再演电影了，而南锣鼓巷街内的中戏实验剧场和北兵马司胡同内的蓬蒿剧场确是大名远扬。
南锣胡同记忆真是说也说不完。近一两年，南锣鼓巷的帽儿、雨儿、福祥、蓑衣等四条胡同，都启动了修整工作，整个南锣鼓巷的改造也大致完成。我想，无论胡同怎样修整、道路如何改造、店铺如何调整，既然南锣胡同是北京人的家园和城市名片，那就一定要“把根留住”。留住胡同的基本布局、走向；留住胡同内的主体建筑及轮廓；留住一定数量的原住民，因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都是不能脱离人而存在的啊！
此文载于2017年6月21日《北京晚报》，
并于2017年6月26日《皇城根胡同串子》首推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