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津西铁厂的建立与发展
来 源：《迁西文史内参》（迁西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王书珍主编）2011年第3期（总第003期）
作 者：李作九
撰稿时间：2010.09
津西，这里指天津市投资方（原材料资源开发公司）和我县共同兴建的“津西铁厂”和逐步发展为炼钢、轧材为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由1984年引资开始，迄今已有24年了。从1984年起的16年（1984年到2000年初）间，我先是作为县政府主抓工业经济的副县长，继又在县政协按领导分工继续抓“钢联”的筹建，退休后又被聘为县政府经济顾问，曾亲历过它曲折发展的历程。
建厂前的一些情况 1984年12月24日，我和贾焕章、张彦钧等一起去天津市引资，在围堤道1号河北宾馆会客厅与天津市协作办秘书长（后任副主任）刘树珍进行了商谈。
此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的决定，跨地区、跨部门间可以联合办厂、办企业，以实现优势互补。天津市缺乏资源，而我们正在搞资源开发，并需要深加工。当时我们是带着两项任务去的：一是铁资源的利用与深加工，一是黄金资源的利用与深加工。铁资源的深加工，则形成了后来的天津市投资建厂炼铁的结局；而黄金的深加工，因为天津市当时只有一个餐具厂，小型土法加工一些饰品，所以没有达成协议，以至后来我县不得不独立建起了自己的黄金饰品加工厂。黄金从来就是国家专管专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经营，但我县是全国8个黄金万两县之一，在冶金部黄金局（后改黄金总公司）是挂号的，加之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所以才允许我县加工。
1986年3月25日，我县以冶金矿山公司名义与天津市原材料资源开发公司正式签订了联合建设津西铁厂的协议。
1986年4月23日，我们去唐山市邀请市长及有关部门主管负责人来我县参加津西铁厂建设扩初审订会，当晚在中兴楼召开了预备会。
1986年4月24日，我们去唐山迎接天津市建委的范处长来我县主持审订津西铁厂设计方案论证会。同来的有天津市原材料资源开发公司经理刘文森、副经理崔瑞五、处长向天曙等。当晚住在了唐山饭店。第二天早餐后，我们与范处长一行先是参观了唐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的炼铁高炉（后来津西铁厂的两个百米高炉就是仿照他们的样子设计的），后又回县参观了三屯营和翻寨寨的厂址，以及大秦线在我县的火车站。晚餐后召开了预备会。
1986年4月25日下午，津西铁厂扩初设计审订会正式开始。会议开了两天。根据审订结果，后又对几处设计做了改进。
铁厂设计审订完成后的7年间，我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津西铁厂的建设、管理和发展上。
津西铁厂的三次历险 津西的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起初准备建厂（1984年12月），到建成投产之后的不到十年间，它至少经历了三次风险：第一次是在初期引资问题上险遭旁落，第二次是在1987年“双增双节”中险些被砍掉，第三次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止步不前险些被淘汰。
1984年机构改革后，我县新班子确定了“以矿山开发为突破口”的经济发展思路，三屯营镇牌楼沟村率先吹响了采矿、建厂的号角，随后乡办、村办选厂相继建立，采矿点应运而兴，铁精粉产量轮番增长，但销路却出现了问题。当时在外销方面各钢铁企业都遇到了铁路运输难问题，资金、商品周转太慢，我县短途运费开支又大，所以利润极低。到1989年，全县30家铁选企业仍有3家亏损，平均利润只有4.15元/T。不解决铁精粉的销路问题，铁矿开发就难以为继。带着这个问题，1984年12月24日，县委书记贾焕章、县长张彦钧、县委副书记唐友宏，还有我，一起前往天津，在围堤道1号河北宾馆小会议室，与天津市经济技术协作办主任刘树珍同志进行了会商。最后达成一个意向：由津方投资，第一步先建炼铁厂，第二步搞炼钢，实现采矿、选矿、炼铁、炼钢、轧材一条龙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但会商之后，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半年多听不到津方消息，直到1985年6月我去遵化县做冷库建设考察时，才在无意中听他们的一个副县长说：“妈的，跑这儿找雀儿吃来了。”我问啥事，他说：“天津要在我们这儿投资建设两个炼铁高炉。产了铁，他们要90%，给我们10%。水渣他们也要70%，只给我们30%。利润按成本的10%计算，给我们90%，他们要10%。这账谁不会算？一吨铁换成钢材，一转手就获利150多元。按成本的90%算账，才赢利27元，便宜都是他们的了！”我问最后咋定的，他说：“没咋定就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回来后立即向县委做了汇报，并提出了我的意见：“根据津方此举，如果找我们来谈，他们要什么条件我们就答应什么条件，只要把投资放在迁西就行，以后的事发展着看、发展着办。”经过讨论，大家同意这个意见。就这样，谈判的基调定了下来。
大约半个月之后，津方传来消息，要我们去天津商谈，拿出的协议草案果然是一个突出津方利益的文本。但因为我们事先定了基调，在谈判中避免对抗、不说绝断话、看津方的态度办事，这样，历经一年多的艰苦谈判，津方终于在1986年3月25日与我们正式签订了协议。尽管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这个协议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除对生铁、水渣、利润三项与对待遵化一样，以1：9进行分配外，还有四条是明显不合理的，很不公正，很不公平，硬是压我们接受的。第一条是，如果企业出现亏损，先由我方减税免税解决，减税免税不够，报董事会解决，而董事长却由津方担任。这是有意的含糊其辞、不做明确规定。这样必然形成赔钱拖在企业，并占用企业流动资金（而流动资金是占用我县各铁选企业的货款）。显然是赚了钱他们拿走，赔了钱由我方承受。第二条是，企业流动资金由当地银行解决。这是一句空话，也是一句笑话，人家银行能听我们的么？按当时规定，银行提供贷款，企业须有30%以上的自有资金。一分钱没有，怎能贷得出款？再者，企业就是有自有资金，没贷款指标也不行。实际上，津方的这一招是把解决流动资金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我方。结果正是这样：长期占用我县铁精粉款1，600多万元、贷款指标800多万元，而在利润分配上对我县却丝毫不予考虑。第三条是，土地由我方提供。这等于无偿使用。我们的土地投资是220多万元，在利润分配上也不予考虑。第四条是，要减免各税。实际上只减免了建筑税（计433.32万元，此税应从津方投资中支付）、产品税、铁资源费（我们外销每吨精粉收取20元，对津西定为7元，实际上他们1元未付）、电力附加费、排污费、交通能源调节基金、水资源费、新产品开发基金等8项，共1，200万元。而在利润分配上对我们也不予考虑。
想当初，如果不是得到津方准备“弃我择遵”的信息，我们是不会采取超乎寻常的退让对策的。如果遵化和我们一样做出上述退让的话，那津方必然会“弃我”而“择遵”，因为遵化比我们的条件更优越：一是与天津距离近，道路好，来往方便省时；二是有火车相通，在焦炭、生铁、水渣等大宗物资的运输上运力更加宽裕，可节省大量费用，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可获得更多利润；三是天津当时正蕴酿将遵化划入辖属，此前已有两乡26个村划过去了，这样可以解决跨省市领导、管理不便的问题。这三条，正是他们对我们主动上门而不理，却主动上门找遵化的原因。
协议签订之后，接着做了初步设计、审查论证及施工准备。开始，许多重大事宜均由津方一手把持，安装工程拟由宣化钢铁公司安装公司承担，土建工程拟由有一二级资质的建筑企业承担，但迟迟定不下来，找了多处，均因造价过高、工作条件要求过高而告吹。直到1986年10月，才在无奈之下决定叫我县建筑公司承担。我县建筑公司只有三级资质，他们是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勉强承担下来的。由起初设计审查论证会，到选择建筑企业和安装企业，一晃5个多月过去了，眼看就要天寒地冻，如不抓紧，就得拖到来年开春才能施工。当时县委、县政府心急如焚，津方及其筹建处指挥又很不得力，于是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一手抓了过来，由县政府直接指挥，组织了一场由县各部门参加、有驻迁单位和县外友好单位支援的建厂大会战。
会战的关键工程，是两个百米高炉的基础浇注，需混凝土300多立方。为尽快拿下这一工程，我们抓紧作好设备、物资、人力等各项准备，采取定时间、定任务、定力量、倒排工期的方法，按要求必须保证完成，不得有误。另外还有16个小项必须在确保这一重点的情况下同时展开。
高炉基础浇注的时间，是1986年12月3日。那天下起了小雪，这是太晚了。事实说明，如不决心奋起，破釜沉舟，抓住时机，迎难而上，按国家1987年“双增双节”规定，这个项目被砍掉是确定无疑的。之所以最后保住了主体，是因为到国家1987年“双增双节”规定下达时我们的工程进度、投资进度都已过半。即便这样，铸铁罐、道轨、牵引机、住宿楼、厂区道路和绿化等几个项目也还是被压缩了，削减投资600多万元，津方最后实际投资为3，936万元。
在县政府统一指挥的大会战中，我们一靠打电话，二靠找上门，均得到了如期的效果。在我的记忆中，会战中以下几个事件是非常紧张、生动并令人振奋的，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停电限电是常事。如果停电，不仅无法施工，而且，根据水泥性能和接茬浇注的时间要求，那损失就大了，因此必须准备好发电机，以便做到一停电马上就自己发电。当时县内仅有两台10千瓦的发电机，一台是县电力局的，一个电话按时送到；一台是天津隧洞管理处的，也是一个电话，人家立即把正在蓟县于桥水库施工用的发电机撤下来了，也是按时送到。这种崇高风格和无私精神，实在感人。
当时柴油十分紧缺，在价格上平价、议价相差很大。为节省投资，保证发电机组及场地平整、基础开挖等机械用油，我们去了市计委和市石油公司，有关领导热情接待，说：“一定保证你们的工程用油”，当即批拨了80吨。
要保证300多立方米混凝土搅拌需要，至少得用20台搅拌机。县建筑公司当时仅有几台，而且都是旧的，易坏、误事，而购置新的我们的资金又不足。为保证需要，我们只有求借。令人感动的是，不论是县直有关单位，还是县外各大单位，都是一个电话就主动送到。其间，我们曾借用潘家口水库管理局水工处的一台搅拌机，人家是新进来备用的，可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还给人家。
两个百米高炉所需的直径6米的大护圈，是整个工程进度的关键一环，如果不按时加工出来，土建就无法进行。此前，县建筑公司已与金厂峪金矿订好了，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待，那就只有等到1987年冻期过后再施工了。为了赶时间，我们带着图纸到迁安首钢矿山公司求援。他们说：“要保时间保质量，必须让金属结构公司加工才有把握。”金属结构公司也是首钢的一个单独公司，地点在沙河驿。为了争分夺秒，我们在午餐时间已到、饭菜已摆上桌的情况下，顾不得吃，又带着图纸火速赶到了沙河驿。经理刘克才看完图纸后说：“不休息，三班倒，争取两天赶出来！”我一听，心中暗喜，这就可以把时间提前一个月了。但加工所需的钢板必须在晚餐前送到，于是我们又急忙赶回，张罗送钢板的事。不巧的是，我县去天津运料的大车又坏在了途中。没办法，我们又二次返回沙河驿，再次求借人家，先予垫用，代为加工。这种亲密关系和友谊是永远值得敬佩和怀念的，至今刘克才经理还说：“津西建厂大会战有我们做出的贡献。”这是千真万确的。大护圈加工好后，为保证顺利运回，县交通监理站的两个站长，一个乘车在前边开路，一个与大车同行，一路畅通无阻，仅用了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津西工地。为保证及时卸车，吊装就位，事先特意请了两个单位的吊车待命。水电部五局二分局的吊车先等在工地，大护圈一到，立即吊装。可是，刚一启动吊车就坏了，需回去修理。在此情况下，潘家口水库安装公司的吊车及时赶到，避免了误时误事，保证了按予定时间进行高炉基础的浇注。仅从这件事看，一个加工，一个运输，一个吊装，每个环节都必须算好时间账，才能保证工程进度。
为保证高炉基础浇注后的养护防寒，我们把县水利局打井队、县供销社副食品公司两个单位正用着的40多个（条）棉帐篷及苫菜用的棉被，都借来苫盖了高炉基础。是他们的奉献支援，才保证了基础浇注标号高、质量好，从而保证了高炉的高标准安装。
风机房的薄腹梁又高又重，必须使用80吨以上的大吊车才能吊装。当时全市只有两台，一台在市一建，一台在二十二冶。如果租赁，一是费用高，二是时间没保证，于是我们找到了迁安首钢矿山公司的高经理。他放下手中的工作主动来到现场，然后调来两台40吨吊车，用一起抬吊的方法吊装，结果非常成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因此，在津西铁厂建设的功劳簿上不能没有这个人的名字——首钢矿山公司经理高英杰。
高炉基础需混凝土300立方，而且必须连续浇注，要用浆斗车50辆，两天两夜集中施工。推浆斗车是重体力活，不是身强力壮的人是干不了的。为此，三屯营镇机砖厂的160名训练有素的工人放下烧砖，苦战两昼夜，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这种既不管饭又无任何资金报酬的无私支援，这种顾念大局的“一盘棋”思想，实在让人称赞。
为抓紧抓好每一个工程项目，由县直单位抽调了16名局级干部分包各项，现场督导，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决不拖延，直至竣工验收为止。县税务局局长高振桐所包的建筑项目不止一次地遇到没钱发工资，他就由本局垫付，大大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其他各督导人员也都帮助施工者购原料、借设备、解难题。在大会战中，这种分包负责、互比互促的方法，为保工期、保质量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设计、土建、安装三者相互冲突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地方需要变更设计图纸，有的地方需要改变土建，有的地方需要土建、安装相互配合，必须及时协调拍板，否则就会拖长工期，造成浪费，甚至无法施工。所以，我除了坚持每天现场办公，出现问题及时解决，还和督导人员一起深入各工地查进度、查质量、算时间、算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指挥有重点，每事有预见，握牢主动权，而对分管的其他工作则都是在晚上进行处理。
上述几个紧张而生动的情景，至今仍不时浮现在眼前。粗算大会战中各方的无偿支援，按有偿价值计算，至少也有200万元。回想当初，不是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把工程建设抓过来，根本保证不了工程进度，也很难保证在那次“双增双节”中不被砍掉。
建成投产后，如果一直守着两个百米高炉过日子，很自然地会被社会进步所淘汰，这是确定无疑的，且已被实践所证明。县委、县政府曾提出，津西要前进，不要止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津西不断攻难关、谋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壮大。特别是雷士明同志、韩敬远同志，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在津方急于收回投资、不愿再发展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决定单方建设3号、4号高炉，这是非常明智而卓有远见的抉择。在这次跃进中我有幸帮了一点忙，这点忙不仅保证了津西发展建设所需的资金，还推翻了之前津方与我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我县争得了数额巨大的利益。相关情况我已在过去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谈过了（见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往事回眸》），此处不再赘述。正是通过这场激烈的谈判和交锋，津方原打算凭一纸“纪要”就轻而易举提走的近6，000万元资金（当年准备提走931.15万元，截至1999年还有5，000多万元将要提走）得以“完璧归赵”，并有力地支持了津西的3号、4号高炉建设。不仅如此，那份“纪要”所订的双方利润分配比，也在反复多次的谈判之后得到了趋于合理的改变：津方由85%降为47.5%，我方由15%提升为52.5%。这一分配比的改变，为我县争得利益2.5亿多元。
津西在生产管理中遇到的困难 1988年12月津西铁厂建成后，面临生存、发展的严竣考验：无水，无流动资金，根本无法生产；高消耗，高成本，产品亏损，更是难以承受。面对此景，县委、县政府帮助企业一方面解决水和资金问题以保证点火投产，一方面解决余热发电和竖炉造球问题以降低生产成本。
津西铁厂先曾从高家店水库引水，后因受蓄水量、渠道、投资等因素影响，1994年又改由大黑汀水库开小闸门供水。开小闸门，细水长流，没有前例，也不符合规定。该怎么开，更没有前例，大了，水满为患，造成浪费，淹没电机；小了，不能保证用水。几经调试，只有将闸门下垒起一个15米高的石坝才能保持进出平衡，但这一方案需经大黑汀水库管理处和潘家口水库管理局同意，于是我们又找大黑汀水库管理处和潘家口水库管理局，人家同意后铁厂的用水才有了保证。后来天津投资方承认，当初考察项目时，水是“三大失误”之一。
1988年12月11日11时46分，2号高炉正式点火试产。因津方一分流动资金未投，根本无法生产。原协议规定，“流动资金由当地银行解决”，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但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主动承担起了资金筹措的责任。试生产前，县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全县30多家铁选企业按计划以欠账、少收资源费（外销每吨收资源费20元，给津西定为7元）的办法给津西发原料，这就解决了所需流动资金的70℅以上。又从我县合作基金会贷款90万元（一次30万，一次60万），这才维持了一个高炉的生产。两个高炉生产需流动资金1，600万元至1，800万元，除占用我县铁精粉货款外，尚需银行贷款800万元。为此，我们又展开了向银行跑贷款活动。
对于当时的情形，我在工作日记中曾留下过一些记录：
1988年12月27日（星期二）：去唐山工商银行为津西解决贷款问题，与傅德厚行长及主管业务的田副行长见面，答应解决“油换电”贷款50万元。
1989年3月6日（星期一）：去唐山工商银行为津西跑流动资金，见傅德厚行长、田副行长，答应暂解决流动资金200万元。
1989年7月21日（星期五）：下午去唐山找陈立友市长及傅德厚行长。立友市长把傅行长叫到市政府，商定给解决600万元，但需经省工商银行批准。
1989年7月23日（星期日）：早5时启程，去省工商银行为津西铁厂请示贷款问题，唐山市工商银行信贷科远科长同往，当晚6时抵达，住省政府招待处南楼360房间。省行同意解决600万元。回来前到赵海芹（时任省供销社某处处长，曾在我县潵河桥供销社工作）处加油（当时汽油奇缺，没有现在这么多加油站）。
1989年7月26日（星期三）：下午去市政府向陈立友市长汇报去省工商银行的情况，决定由市、县落实600万元贷款。
1989年9月11日（星期一）：上午周兴春同志来谈津西铁厂90万元贷款到期偿还本息问题。决定推迟还本付息，一起到厂重定协议。
津西铁厂两个百米高炉入炉焦炭所产生的煤气，除炼铁自身利用外，多余的部分只能白白放掉，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浪费能源，如果用其发电，不仅可以净化环境，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此，我和县经委主任王经兰一起去了市经委，找市经委主任宋启忠说明了情况，宋主任表示非常支持。之后我们又到节能办（市经委所属科级单位）找到了李子士主任，为此李主任曾先后两次来迁帮助设计，使项目很快得到了批准。经测算，该厂多余的热气年可发电3，600万度，按当时上网价格计算，可创造价值700多万元，两个百米高炉年产铁14万吨，每吨可降低成本50至60元，这在当时周边同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比起遵化、迁安、丰南、唐山等地的炼铁成本、市场售价，我们的竞争力非常强。加上我们的铁精粉运输费用及运输损耗也比唐山、丰南等地每吨节省50多元（一吨生铁需铁精粉1.7吨左右），两项合计每吨可降低生产成本100元左右。兄弟单位来我县学习时说：“这两点我们都比不了、学不了。”这是津西能够创造效益、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像这样的项目，当时国家是大力提倡的，但上得不多，有的认识上也有差距。所以，当时我们的做法受到了上级表扬，并在政策上给予了优惠。
津西当时搞的是土烧结，所以高炉利用系数低，成本高，产品亏损。如果上机烧，那么大的投资我们是根本承受不起的，所以，当时我们将济钢的竖炉烧结作为了引进项目。1990年7月8日（星期日）早6时，我们启程去了济钢，任海声副厂长（主管技术设备）、原料处朱处长、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主管全面工作的第一副厂长薛厂长也参加了接待。在钢厂办公大楼会议室，我们具体商谈了利用多余煤气建烧结竖炉问题。津西有余气1.8万至2万立方米，可建8平方米竖炉，年产铁球25—30万吨，需投资300—400万元。建烧结竖炉主要用6—8厘米钢板，正好济钢有此产品。谈好后我们一起参观了该厂的8米竖炉。1990年7月27日（星期五），济钢任声海副厂长、马副厂长等来到我县，又具体商谈了实施方案，查看了施工场地，决定了人员、技术、原料、施工日期等问题。这样，竖炉很快建成投产，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炼铁质量和高炉利用系数起到了重要作用。之所以引进山东济钢的竖炉项目，这与我县与他们多年的密切往来是分不开的。山东省铁资源缺乏，我县铁精粉质量好，济钢非常看重。自1985年双方建立供求关系以后，我们始终恪守信用，总是选优质高品位的铁精粉及时如数组织发运，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们的钢铁生产，因此他们对我们非常满意，以至于时间不长就发展为相互支持的友谊关系，并对我县提出的资金、技术等问题千方百计予以支持。1986年济钢主管供销的温副厂长第二次来迁时答应借与我县40万元盖了矿山公司办公大楼（即现在的县安监局办公大楼。因当时县黄金公司也没地方办公，又分给了黄金公司一半，黄金公司占西边，矿山公司占东边）；1988年5月10日（星期二），温副厂长一行陪同山东省冶金厅厅长、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济钢总厂厂长马俊才来我县考察原材料资源情况时，又预付给了我们500万元（当时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当津西面临如此难题并亟需技术支持时，他们自然再次成了我们求援的不二之选。
在帮助企业解决上述各种困难的同时，县委、县政府还帮助企业解决了深加工问题。所谓深加工，就是把津西定位为一个集采矿、选矿、炼铁、炼钢、轧材为一体的一条龙钢铁联合企业，这是起初就十分明确的思想，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炼铁没有出路。所以，早在1987年县委、县政府就责成赵甫（县矿山公司副经理，有专业知识）编制了一份“小钢联”可行性报告。1988年3月，我们正式邀请由高级工程师蔡勇卿带领的9名太原钢铁公司设计院的人员来迁进行实地考察，并初步做了设计构想。1989年2月28日，又请唐山钢铁公司设计院的10人来迁搞了可行性报告。最后，选定首都钢铁公司设计院为我们正式设计，因为我们引进的设备是首钢的，请他们设计，可便于日后的拆、修、改等工作。
为何引进首钢的炼钢设备呢？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一日，首钢迁安矿山公司地方工作处的谷处长来了，我不经意间问过一句话：“谷处长，咱首钢有没有要更换的炼钢设备呀！咱们这儿上新的没资金，打算先找个二手货凑合着，慢慢发展着看。”谷处长当即回答：“李县长，你说这事儿还真有门儿，我听说北京首钢试验厂要搞扩建，但什么时候搞我不清楚。”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了一线指望，于是也就有了下面为“小钢联”跑东跑西的记录：
1992年1月28日（星期二）：和赵天国一起去迁安首钢慰问。杨贵旺经理、王圣铮副经理和以往一样问好。我心中装着谷处长提供的信息，向两位经理正式提出要求引进北京首钢试验厂炼钢设备一事，对方当即答应派专人回北京了解情况，之后再定。
1992年3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30，在政协会议室会见迁安首钢王圣铮经理及谷、刘两处长，谈去北京了解炼钢设备情况。他们己定在今年拆掉，现在还在生产。如果拆掉给迁西，尚需请示周冠五（时任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批准。
1992年6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40，在县政府会客室会见迁安首钢王圣铮经理。王经理说，试验厂炼钢设备周冠五己同意给迁西。大喜！
1992年7月1日（星期三）：上午，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向五套班子联席会通报了王圣铮经理带来的好消息。会上，五套班子成员划分了战线，明确了分工，建立了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等6个指挥部。我分在“钢联”指挥部，还有闫小林同志。会上要求，“小钢联”本年底完成土建，明年底达到试生产。
1992年7月6日（星期一）：早6时由家启程，赴京接首钢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小林同去。近11时到达王圣铮经理家用午餐。王经理老伴闹病卧床，真觉过意不去。餐后13:15，王经理领我们到首钢设计院及北钢总公司、试验厂等处会见有关领导。之后，设计院苏总工、杜总工（女）、王金美（总图）、小史（轧钢）、小张（炼钢）5人一同来迁。于当晚9:15抵县政府招待所，晚餐后己过午夜。
1992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3点在县政府招待所北二楼商谈设计有关问题，津西王会武和首钢设计院王副院长等5人参加，主要是我方提出炼钢设计要求及院方提出设计报酬问题，签订了《纪要》。之后，与会人员一同去翻鞍寨火车站查看货运站台。
1992年7月11日（星期六）：早5时启程去北京看试验厂炼钢设备，小林同去。会见了该厂厂长及其他有关领导。此厂还在生产。具体商定了炼钢设备的拆运问题。当晚7时回家。
1992年7月19日（星期日）：在县政府二楼，由陈正同志主持，为“小钢联”开筹资会，决定请四县区（丰润、丰南、古冶、开平）主管工业的副县（区）长出席，邀他们出资共建。
1992年7月21日（星期二）：和小林一起去迁安首钢找王经理商谈去北京拆运炼钢设备问题。王经理给了一份设备清单明细表，是两个6吨转炉，有很多部件拆卸后己无价值。制氧机不给，需另购。
1992年8月10日（星期一）：早6时启程和小林一起去开封商订炼钢制氧机一事，同去的有“小钢联”筹建处主任王东明等。当晚住邯郸市政府招待所。次日（11日）下午3时到达开封中原制冷工程公司，与该公司主持全面工作的苏总工（副经理）及崔、马两位副经理、傅玉文主任、经营部的刘主任等会谈，特别提出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工期。因我县冷库与其有订货关系，在价格上给了适当优惠（后来此设备转换时净获利200万元）。
1992年8月17日（星期一）：上午在津西铁厂会客室会见了首钢设计院全体设计人员，谈了设计要求。在场的有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的吴、马两位教授，“小钢联”筹建处的主任（王东明）、副主任。一起查看了现场，分析了平面布置图。中午在厂招待所用餐，之后继续商谈。确定：1992年9月15日交设计方案50份，分三次付设计费，8月份付6.4万元，9月份付10万元，10月份付10万元，共计26.4万元。
1992年8月19日（星期三）：在县政协会议室开会，陈正、闫小林、王会武、韩敬远、赵振永参加。迁安首钢王经理具体说明了怎样去北京试验厂拆运炼钢设备问题。我方应做好人力、运输等准备。下午，在县政府招待所北二楼会议室，继续与首钢设计院谈“小钢联”设计和拆、修、改问题以及土建前的有关准备问题。
1992年8月21日（星期五）：午餐后和王会武去市供电局找李局长谈“小钢联”用电问题，初定以平价、议价、油换电的办法调剂解决。之后去半壁店考察炼钢情况及所订制氧机一事（也是开封的）。
1992年9月1日（星期二）：在县政府招待所，与天津刘文森、王洪宝，首钢迁矿王圣铮经理，设计院倪洪宝及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吴、马两位教授共进晚餐。之后与王圣铮经理谈了去北京首钢设计院等事。与津方通报了“小钢联”建设情况，对方表示不愿拨付资金。
1992年9月22日（星期一）：晚9时，开封中原制氧设备厂傅玉文主任从隧洞管理处打来电话，谈所订“小钢联”制氧机制作情况，我当即去隧洞管理处会见他，并对设计加工进度表示满意。
1992年9月25日（星期五）：在县委小会议室开碰头会，有彦钧、陈正、会武、小林等参加。小林通报了“小钢联”建设进展情况，以及制氧机订货、与设计院签订设计合同、设计费、土建以何种形式建（拟用招标）、电力增容、资金筹措和吴、马两位教授建议（主要生产什么材）等问题。我作了补充发言。大家表示满意。
1992年10月31日（星期六）：上午9时，到津西铁厂参加“小钢联”奠基典礼。
一次根本性转变的交锋 1987年6月间，也就是津西铁厂开工建设半年以后，在县政府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开了一次情况通报会，会议的议题是削减基建项目、压缩基建规模及投资，再从设计上找潜力、省资金。当时国家正在开展“双增双节”，我县请了天津市规划设计院的马院长、总工刘宾铎等来迁给予谋划。县委书记贾焕章、县长张彦钧、我，还有吴胜春（时任县计委主任、津西铁厂建设督导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天津方面参加的有市计委副主任辛鸿泽、原材料资源开发公司经理刘文森、副经理崔瑞五、王洪宝等。
会间发言时，刘文森经理说：“迁西县建筑公司没有流动资金，竟由津西工地拉钢材建自己的办公楼……”当时我很不爱听，马上顶上去了：“文森同志，你这样说话是'鞭打芦花’”。就这么一句，像捅了马蜂窝似的，他马上停下汇报，由北边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南边靠窗的我座前，一边用手指头点达着我，一边大声说：“你！你！你！你不是迁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你纯粹是迁西县建筑公司经理。”这时全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辛鸿泽主任说：“文森，你回来，无礼！”这时，我剥了一个风干栗子放在嘴里，不慌不忙，一字一板地说：“文森同志，你说我不是迁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我们书记、县长都在这儿，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刚开过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你说我是迁西县建筑公司经理，你再问问他们两位，任命过我没有？我说你这样说话是'鞭打芦花’,恰如其分，你没必要这样大动肝火。你说你是会计出身，你知道么，我当了八年会计科长。你说建筑公司没流动资金，工商局能给他们注册、发营业执照么（当时县三级建筑企业注册需流动资金50万元）？假如真的没有流动资金，现在建筑公司为铁厂建设外欠工人工资和砖、砂、水泥原料款，外欠小拖车和大车运费等200多万元，你既然是会计出身，那你说说这些顶不顶流动资金？”这时全场人员交头接耳。我接下来说：“人家宣钢安装公司缺钱，给你们打个招呼你们就主动送上去，生怕人家出难题停工。我们建筑公司要钱，你们则一推再推，每次要钱比什么都难。如果我们不顾全大局，也给你来个停工看看？你说县建筑公司盖楼由津西工地拉钢材，你有什么证据？随便拉钢材，工地保管员是干什么的？那是经过当事人同意进行品种调剂的，如果不信，会后你可以明查。现在我倒要说:津西铁厂投资，那是共产党的钱、国家的钱，不是哪个人的钱，当然更不是你们经理的钱。为什么你们可以叫木匠打这家具打那家具叫个人拿走？你们谁给了钱？给了多少钱？谁能证明?”一席话问得他哑口无言，这时他才慢慢退回原座。辛主任批评他说：“文森啊，今天你可真是的……”
时间不长，午餐时间到了。会散后去餐厅用餐，设计院马院长及刘宾铎总工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兄真行，真沉着，讲得句句在理儿！”辛主任一会儿也赶来说：“还是老兄有涵养，文森他就这奘脾气！”等到同桌用餐时我称他（文森）董事长，他说：“董事长死了，今后别再叫了！”打那儿以后，他真的从建厂总指挥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让与了我方，王洪宝副经理被任命为建厂副总指挥。但随之而来的是，建厂中的许多困难也都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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