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所谓“无知学”（agnotology），就是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其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被置于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具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张力。
（《读书》2021年3期新刊）
“没有得到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子女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他们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堕胎。”十七世纪探险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在《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提到的种子来自豆科的金凤花（Caesalpinia pulcherrima），原产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在世界各地广有栽培，包括我国南方。然而，金凤花在全球传播、引种栽培的过程中，关于这种植物的隐秘知识——梅里安提到的堕胎药性，却没有跟随植物本身传播。火焰般绚烂的金凤花深受人们喜爱，但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鲜为人知，欧洲博物学家在三百多年前就知道的知识为何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断裂？“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知道？”——这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的常见问题，但鲜有人试图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以金凤花为案例所要回答的问题，她采用了科学史家罗伯特·普罗克特称之为“无知学”（agnotology）的方法论。玛丽亚·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的金凤花插图《植物与帝国》探讨了名不见经传的植物——金凤花，它并没有像金鸡纳、罂粟、茶叶、土豆等植物那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作为观赏植物也未曾像玫瑰或郁金香般被狂热追捧。金凤花的特殊性在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整个十八世纪，金凤花被奴隶妇女当作反抗奴隶制的武器，她们用这种植物让自己流产，以免孩子生而为奴”（5页）。其特殊性还在于，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广泛引种被传播到欧洲。金凤花因此成为植物性别政治研究的绝佳案例，反映了欧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性别关系对欧洲博物学家生物勘探和移植的影响，也成为无知学的典型案例。“无知往往不仅是知识的欠缺，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对某个时期或地方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本土和全球的关注重点、资金分配模式、机构和学科等级、个人和专业的眼界以及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2—3页）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下，探讨了植物的性别政治，并以此阐释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文化因素导致的无知。施宾格将玛丽·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里的“接触地带”具体化为“生物接触地带”（biocontact zones），聚焦于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在加勒比殖民地的相遇，“以探讨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这几类博物学家的互动，并突出该语境下植物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化中的用途信息的交换和传播”（101页）。生物接触地带的药物勘探是欧洲博物学家的主要目标，奴隶和本土人积累的大量医药知识成为博物学家攫取的对象。然而，如何有效获取这些知识？跨文化的知识交流面临着各种障碍。在语言上，在接触地带形成的混杂文化和语言对交流有所帮助，但欧洲人不懂（或者不愿意学）本地语言和本地人对宗主国的抗拒等原因阻碍了交流，欧洲人常常只能了解一点皮毛知识。殖民关系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促使奴隶和印第安人严守自己的医药知识，拒绝提供给征服者，欧洲人不得不采用“收买、乞求和盗取”等非正当手段获取这些秘密。而生物接触地带的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因为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因素被多重边缘化，她们所掌握的医药和植物知识显得更加隐秘，也极少以文字留存。尤其是关于她们自身的疾病、治疗和生育等知识，通常仅限于女性之间传播，从她们身上获取本土知识自然更加困难。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艾维斯在印度想收买一位葡萄牙寡妇的治性病秘方，被拒绝后他竟然派人跟踪对方，最终找到了有神奇疗效的植物（90—91页）。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目标也加剧了交流的障碍，对印第安人来说树木能否造船、果实是否可食远比欧洲博物学家关心的分类特征重要。欧洲人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充满自信和优越感，不屑于原始、落后的本土知识，他们将植物活体或标本剥离原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引种到欧洲的植物园和私家花园，或者陈列于珍奇柜，用“统一”的分类体系和命名法则进行归类和命名。在施宾格看来，“标准”以拉丁文为全世界植物定名的做法，无异于一种“语言帝国主义”，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扼杀了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具体到女性身体、疾病和生育的知识，尤其是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堕胎实践和药物知识，情况则更加复杂微妙。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欧洲的财产和征服工具。欧洲底层女性曾被运送到殖民地，以平衡欧洲殖民者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奴隶女性在殖民经济和政治中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她们的身体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欧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恣意占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约，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殖民地的主要人口……都是暴躁的男性。”（158页）她们不得不为奴隶主和其他欧洲人提供性服务，即使她们可能有丈夫或情人。生育则是更重要的职责，因为在殖民地经济中，奴隶人口的健康和增长与经济繁荣紧密相连。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奴隶贸易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殖民者更加重视奴隶的生育。然而，奴隶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一直很低，“疾病、繁重的劳动、糟糕的生活条件和长时间哺乳对排卵功能的抑制”等原因都容易导致不孕，而堕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170—171页）。穿着晨礼服的风流种植园主人（来源：约翰·斯特德曼《镇压苏里南反叛黑奴五年远征记》，由诗人威廉·布莱克绘制）对女性来说，堕胎（甚至杀婴）与逃亡、自杀、怠工、造反一样，都是殖民地奴隶反征服的政治斗争方式，与生育计划关系不大。梅里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当时大部分欧洲医生却认为，奴隶女性堕胎不过是非洲人放荡的本性使然，因为怀孕会减少她们的欢愉时光和卖淫收入。殖民地的欧洲医生时时提防妇女装病骗他们开药，尤其是泻药和通经剂，以防她们用来流产，因为医生们认为不少通经剂和堕胎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剂量上的差异。例如，汉斯·斯隆在牙买加提到一种野凤梨时说道：“通经效果也很好，如果剂量不当，会引起大出血。它会引起孕妇流产，娼妓经常会故意用它打掉自己的孩子。”（166页）在梅里安的探险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奴隶制批判者开始重申她的观点：奴隶女性以拒绝生育报复奴隶主，让后代免遭奴役。奴隶制的残暴导致妇女丧失了连动物都有的母性本能，违背天性，毫无生育的欲望，甚至与接生婆密谋杀婴。与欧洲帝国的白人女性相比，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工具和财物，也成为她们参与政治抗争的武器。相比性别政治，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对她们的压迫更为残酷。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它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承载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本书主角。作者采用国内学界还相对陌生的方法论工具——无知学，重构了金凤花所彰显的性别政治。无知学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既然该发生的事情没发生，该传播的知识没有传播，必然缺乏历史记载，那该如何证明没发生的事件和未传播的知识？施宾格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就金凤花而言，同时期有大量新大陆的植物得到开发利用，经过药物实验后被收录在欧洲各大药典。金凤花能导致流产的知识没有传播到欧洲，不是因为知识欠缺，而是源自政治和文化的张力。这段历史“揭示了探险者如何在浩瀚的自然知识中进行精心挑选，他们受到国家和全球的战略、资助和外贸模式、发展中的学科层级、个人兴趣、专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遗失了大量有用知识”（280页）。
*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