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 后疫情时代，真·合同违约存在吗？诉讼真的是解决纠纷的无奈选择吗？

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大量合同因无法履行，各地法院、仲裁院的窗口曾一度出现立案窗口人满为患的情况。合同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

时至今日，法院受理的案件正在一波一波得到处理。在介入了几起合同违约纠纷后，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惑：

1. 因疫情导致的合同纠纷，是真的纠纷吗？

2. 如果是真的合同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吗？

这样的疑惑来源于这样几个背景：

1. 从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好，短暂的冬天已经过去。3月25日，世界银行发布2021年4月期《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报告预计，中国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将加快至8.1%。中国经济的一波一波恢复，在政策的加持下，趋势不断向好。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全行业洗牌的加速器。产业动能反而有所增长。所谓的“报复式消费”也一波接着一波降临。虽然原材料价格在涨、人工在涨，但是消费速度也在不断增长。

2. 从作为案件原告来看。原告方认为，对方存在合同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进而要求解除合同，由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经过庭审，法官可以明显感受到，原告方诉称的对方违约情势的构成是十分薄弱的。但诉讼最终必须产出一个结果，并且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法院做出判决的情况下，法院要么认为被告构成违约，要么认为被告不构成违约。无论哪一种，在本质上都无法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法官也很难处理。

3. 从作为案件被告来看。在作为被告时，我们必然会提出反诉。反诉内容则是对方先行违约，我方不存在违约情况。这样，一个案子就变成了两个案子，简单的因疫情原因导致的合同的短暂不能履行，在你来我往之下，变得繁琐复杂。一系列的庭审工作开展，法官对此也感到头疼。

4. 从诉讼的结果来看。法院的功能在于定分止争，我们做完原告，做被告，做完反诉人，做被反诉人，在法官面前走了一场秀。但最终问题要如何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的意见是“调解”。于是，对于几方来说，法官头疼，当事人双方没有捞到好处，双方的代理律师也是一脸懵逼。

几个诉讼下来，我的几点直观感受是：

1. 目前法院受理的合同违约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但是原告方不约而同地采取的是“被告违约，诉讼解决”的思路来处理。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与合同违约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思路及审判结果都不相同。用合同违约的方式处理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难以履行，显然在司法上也是困难的。针对这样的合同违约纠纷，我认为，并非是真正的合同违约纠纷。原告方发起这样的诉讼，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一方的损失，将损失风险转嫁给被告。而被告为了防御甚至是反击，必然会发起反诉。典型的“囚徒困境”局面产生。

2. 因疫情导致合同难以履行的，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是合同彻底无法履行，第二是合同暂时无法履行。在第一种情况下，非因双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不存在哪一方违约的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合同可以履行而因为一方原因不继续履行的，那么就构成违约。在诉讼中，较多的是合同彻底无法履行了，但原告方用合同违约这个点进行诉讼。第二种是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在今年以来也逐渐常见起来。

合同双方好不容易熬过疫情，虽然合同履行的事实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一方违约的目的在于降低损失。另一方当然有理由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这是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

3. 对于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无论是对于我们代理律师，还是法官来说，从维护公平正义的角度讲，可以依据我们专业的知识进行较为快速的处理；而对于不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来说，由于案件在本质上并非双方违约过错导致的，我们代理律师很难代理，法官也很判决，很多案件只能在各方的沟通工作之下，面前达成调解或和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既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经济成本，这样的诉讼往往得不偿失。

谈完感受，谈想法。

1. 不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进入法庭，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诉讼双方缺乏适当的沟通。缺乏沟通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愿意沟通，二是的确不知道如何沟通。

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疫情这种非典型因素的介入对于合同履行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诉讼双方对于诉讼结果的预期不够明确，都想将该种风险转嫁给对方，都认为自己会赢，因而产生了诉讼中的囚徒困境。

第二种情况，则是由多种情况导致的，最常见的就是公司直接被疫情打死了，合同双方原本负责联络的人失联了。第二常见的情况，就是合同双方对于沟通所要达成的目标缺乏统一认识，各说各话，又因缺乏中间人，双方情绪给双方的沟通造成了困难。

2. 假如，在诉讼双方在诉讼前，得到适当的沟通的，我相信，不真正的合同违约诉讼有一大部分会在诉讼前得到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将得到解放。在适当沟通的具体方案上，我认为，就是要积极发挥律师调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