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界：南越王之玉组佩
南越王的组佩
南越王赵眜墓葬出土的是迄今为止可见的西汉时期最完整优美的玉组佩（图155）。这一点很有趣，我们在前面说过，文献中记载的汉初，长安当朝并没有真正完善玉组佩制度；从出土资料看，西汉的几个大的诸侯王墓葬：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北京大葆台汉广阳顷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安徽寿县淮南王墓、临淄齐故城齐王墓、河南永城文帝之子梁孝王墓、江苏高邮神居山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墓等，这些墓葬中出土文献记载的“金缕玉衣”【63】和“黄肠题凑”【64】已不罕见，工艺精湛的玉器也堪称前朝不及，并时有穿系玉舞人或辟邪小兽一类的珠串出土，但是几乎都没有形式完整、搭配周密的组佩。
不过，目前为止，位于长安城和咸阳塬上的西汉11座帝陵及后陵还没有一座被正式挖掘过，西汉皇帝和后妃的佩饰是什么样子还没有实物资料。现在探明仅武帝茂陵四周的陪葬坑既有155座，在帝陵的外围还有外葬坑245个，就是说，光茂陵周围的外葬坑就有400多个。
汉代兴厚葬风气，帝陵的陪葬品一定是惊人的，但如果真如《后汉书》所说，秦末中断的组佩制度是东汉孝明皇帝（公元58—75年）时才重新恢复的，那么长安城里11座西汉帝王陵上千个陪葬坑里也许真的无组佩可见。
“汉承秦制，用而弗改”，东汉孝明皇帝恢复的组佩是“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形式是战国时期大为风行的腰部挂件。然而在先于孝明皇帝的150年，遥远一隅的南越蛮地却保存和延续了战国以来那种张扬大气、形制多样、组合完备的玉组佩。南越王墓出土的珠玉不计其数，材质、做工和艺术造型都堪称经典，除了玉作和金器，玻璃珠可能也是当地的工艺，特别是其中的蓝色钾玻璃，在西汉时期曾广泛流传南方各地，包括港口城市合浦和西南滇国，中亚新疆也有实物资料可见，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叙述。
西图155（西汉南越王玉组佩）。出土主棺室，墓主赵眜。出土位置在玉衣侧佩剑的剑格位置向下分布，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腰佩风气的延续。由青玉双凤涡纹璧、青玉龙凤涡纹璧、白玉犀形璜、青白玉双龙蒲纹璜、玉人、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玉绞锁纹环、玉套环、玉珠、金珠、玻璃珠、煤精珠穿系。设计周密，秩序井然，是迄今可见的西汉时期玉组佩最完整的实物资料。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藏。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象岗山，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二代国君赵眜的墓葬，其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1983年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了“文帝行玺”金印一方及“赵眜”玉印，证明了墓主人身份。陵墓开凿于象岗山的山体内部，共有7个墓室，出土器物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铠甲、错金银器、玉器、玉衣、玉组佩、陶器、丝绢、锦绣、象牙、珍珠、药材、玻璃器、漆器、乐器等，甚至还出土看织物印花铜版，实物涉及西汉时期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其中出土完整的玉组佩有11套之多（图156），有玉璜、玉环、玉璧、玉舞人、玉管、玉珠、玉牃形佩、玉花蕾形佩、玉龙形佩等与金珠、蓝色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煤精珠子等穿系在一起，设计周密，秩序井然，是迄今可见的西汉时期玉组佩最完整的实物资料。主墓室赵眜除了佩戴最为华贵的一套玉组佩，玉衣外面还覆盖珠襦，残留有穿缀和钉缝珠子的织物痕迹，织物已经腐朽不存，但收集到的彩色玻璃珠、玻璃贝、金珠子、金花泡、鎏金铜泡、银泡等多达几千枚。
图156-1（西汉南越王左夫人和右夫人玉组佩）。南越王玉组佩保留的是战国时期张扬大气的装饰风格，并遵循了战国时期的搭配方式。这些组佩样式在同时期的中原却很难见到，这可能与南越王第一代王赵佗在中原战乱、楚汉相争无暇他顾时叛离中原自立王国有关，赵氏王孙在刘姓天下无法辐射到的南越边陲得以保留当初从中原带来的战国时期的装饰传统。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藏。
在东汉孝明皇帝恢复先朝组佩制度之前，中原腹地的玉组佩似乎出现了断档，从已经发掘的数十座西汉诸侯王墓葬的情况来看，一些王墓也出土要组佩构件，比如玉璜、玉觿，但没有出土完整周密的事物搭配，所幸远在蛮夷之地的南越国保存了战国时期张扬大气的腰部挂件的组佩传统，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南越国本身的历史有关。
南越王墓主赵眜为第二代君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秦将赵陀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年）协助任嚣率军平定岭南，中原楚汉相争时中原当朝无暇南顾，赵佗自立为王，脱离中原。之后致力于岭南的开发，农业、贸易、手工业发展迅速，建立了“东南西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的强大势力，后又与中原政权数度归附和叛离。赵佗为战国赵武灵王第四代后人，作为秦将自立，在位67年，一直保有战国时期的中原遗风，这可能是南越王墓出土战国风格的玉组佩的原因之一，这些穿系搭配的方式在中原因战争消失已久，孝明皇帝恢复组佩制度之前曾一直为贾谊等当朝大臣所憾，南越王赵眜墓葬出土的玉组佩也算得上弥补了西汉组佩形式的缺失。
与只存在于文字描述中的东汉孝明皇帝的“大佩”相比，实物形式的南越王组佩更为令人称道。有趣的是，早在三国时期，赵眜的祖父赵陀“以珠为殉”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东吴孙权曾派人来广州探查，无功而返。唐宋年间也有人对传说中南越王墓的珠玑宝物称羡，宋代编纂的杂著类书《太平广记》有一则仙道故事名《崔炜》，说唐贞元年间崔炜误闯山中巨穴，其中“砌以金壁”、“饰以翠珠”，美不胜收；又遇青衣女子、白羊仙人，赠给崔炜明珠一枚，崔炜回到人间，听说自己已经离开三年；又携珠到“波斯邸”，应该是唐代驻扎广州的波斯商人的府邸，波斯老先生看了珠子告诉崔炜他闯入的巨穴是“南越王赵佗墓”，珠子是“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陀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广州）今仅千载矣”，因“赵佗以珠为殉”，故而识得。
图156-2（西汉南越王左夫人和右夫人玉组佩）。
自汉代开始，南方港口与西方贸易频繁，唐宋数百年间都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赵佗墓中被称为大食国的“宝阳燧珠”可能是来自波斯（大食）的舶来品而非波斯老先生所说的赵佗派异人远涉重洋偷盗而来。汉代的中亚和波斯盛产各种宝石和半宝石珠子，“宝阳燧珠”可能是其中材质比较贵重的一种。
有趣的是，宋人不仅了解赵佗的墓葬是“以珠为殉”，还将舶来品附会了一段赵佗墓中的仙道故事。有关赵佗其人和赵佗墓葬的传说经久不绝，北宋初，南海主簿郑熊在他的《番禺杂记》中推测了赵佗墓所在的位置，其他一些古人札记中也时有猜测，现今的考古探测并没有探明赵佗墓所在的具体位置，至今“以珠为殉”的赵佗墓仍旧是谜。
注释：
【63】：《汉书·霍光传》：“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十五箧，璧、珠玑、玉衣，梓官、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皆如乘舆制度。”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也记：“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目前已经出土的玉衣的西汉墓葬共18座，其中金缕玉衣墓8座，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用1000多克金丝将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连缀而成，设计精巧，做工细致，堪称经典。
【64】：“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可知黄肠题凑是棺椁外层的一种木结构，“黄肠”是黄色的柏木芯，木材端头朝内构筑称“题凑”，即为“黄肠题凑”，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根据汉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棺、便房、外藏椁属帝王陵墓的组成部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著名的有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和石景山区老山汉墓，保存最完整、形制最复杂的是江苏高邮汉广陵王墓的“黄肠题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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