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揭示了什么
这次发现需要与90年来成都平原的其他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综合起来考虑，才能较好地把握三星堆文化独特的内涵风貌，并判断其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逐步揭开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已被发现了。1933年，当时华西大学的葛维汉教授率领其助手到现场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发掘。此后，四川大学冯汉骥先生也开展过一些调查。但由于条件所限，新中国成立前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属性，未能取得明确认识。
1980年代初，四川省考古所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了18座房屋基址，以及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这些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类型在成都平原还有广泛的分布，因此发掘报告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6年的再次发掘，发现了两个神奇的祭祀坑，坑内出土了大型青铜神像、巨型青铜神树、双眼如电筒伸出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以及大量的玉器、象牙等等。这些奇特造型的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其他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因而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现的2个祭祀坑在形制与朝向方面基本一致，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南部的东台地上。坑内出土的500余件器物，除与1986年相同者之外，还有大型的青铜大口尊、巨型的青铜面具、眼部有彩绘的青铜头像，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还有玉琮、象牙雕塑等等。
目前考古工作者对6个祭祀坑中的4个坑作了碳14测年，获得的年代数据为距今3200—3000年之间，可以确定为商代晚期。
除了这8个祭祀坑之外，3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墙、宫殿区和公共墓地。在这个中心古城周边，还发现了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仁胜村墓地等。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中心所在。一个曾经辉煌的古国文明，经过90年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神话传说原来是真实历史
李白《蜀道难》有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过去，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古蜀国的历史一直处于神话传说之中。如扬雄《蜀王本纪》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其后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这是关于蜀国先祖最早的神话传说。其名号“蚕丛”“柏濩”“鱼凫”，及其后的“薄泽”“望帝”“杜鹃”“鳖灵”等先祖名号，都与动植物图腾有关。说明当时的蜀人仍然处于蒙昧野蛮时期。文献记载的蜀国古史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之中。
然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以及成都平原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这些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背后隐藏的古蜀国文明的真实面貌。
考古工作者在这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提取的测样中发现了蚕丝蛋白的成分。这证明早在商代，古蜀国的先民已经从事蚕桑丝织业了，而这种生产传统应该起源很早。上述古蜀先民的第一代祖先“蚕丛”正反映了这一事实。蚕吃桑叶吐丝，可以为人制丝成衣，自然成了先民的保护神。而且，蚕产卵、成蛹、化茧、最后又自藏的过程，与人类生殖、养育、成长、去世的过程类似。在巫术互渗观念的支配下，古蜀先民崇拜蚕桑，相信蚕虫能够沟通天地神灵，保护人类命运，因而他们将本部族的起源始祖，神化为“蚕丛”图腾。
成都平原本是鱼米之乡。农耕渔猎生产生活，首先需要阳光雨露。因此，古蜀先民有崇拜太阳神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中有大量反映太阳崇拜的主题，如太阳青铜神树、青铜纵目太阳神面具，以及太阳纹金箔。古蜀先民还以此为基础，将太阳神动物化为空中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有青铜鸟头柄的勺子、青铜树神鸟、青铜鱼纹器、黄金鱼饰片、鱼纹金箔等等，均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动物化太阳神的崇拜。而古蜀先祖中的“鱼凫”“鳖灵”“开明”等神话名号，也都在这些三星堆器物中得到了证实。现如今，成都平原还有“鱼凫村”古村名，可见这种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影响。
90年来，成都地区发现的重要考古遗址除三星堆外，还有宝墩遗址、金沙遗址、桂圆桥遗址、十二桥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竹瓦街遗址、城坝遗址等等。考古工作者对成都地区的考古遗址遗物进行了长期的分析研究、综合判断。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其中宝墩文化、桂圆桥文化已显示了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已进入了文明阶段。这应该就是古蜀文明的真实历史。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出土文物的发掘研究，使得文献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被逐层揭开，古蜀先民所创造的文明古国历史，终于可以让21世纪的我们可见、可触、可摸了。
神奇花朵生长在多元文化土壤上
近100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与聚落形态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经历了五帝时代的“多元并行”、夏商周的“多元一体”、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三大发展阶段。成都地区由于四面高山重林环绕，山谷大河奔腾，这些山高水险使得该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发掘表明，三星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是自成序列的文化。学者们因此称这支文化为“早期巴蜀文化”。
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中，成都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的特色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其差异性是最大的。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广大游客，一见到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及其所出的文物，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称三星堆文化为中华古代文化园里的奇花异朵的主要原因。
创造三星堆奇花异朵的主体，自然是古蜀国的先民，但这并不排除古蜀国先民与其他地区交往的可能。李白所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不过是诗人的夸张而已。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黄帝部族的一个分支昌意族“降居若水”，与蜀山女婚姻。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五帝时代已经传入成都平原，与土著文化融合了。文献记载又说，蜀王与夏王同为中原颛顼帝之后，这又反映了夏文化、蜀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些陶器特征“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夏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
到了商周时代，古蜀国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更是增进了联系，李学勤先生曾在《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一文中指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核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再经淮河至长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长江三峡传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现象表明，三星堆文化首先是在古蜀文明这块特殊土壤里生根、发芽、生长而绽放的奇花异朵;同时这朵奇葩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阳光雨露，并因此而显得格外璀璨耀眼。三星堆文化的地方主体性，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再次表明了中华文明是多样性、丰富性与融合性、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因此，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