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沈律君，
单读编辑沈律君的推荐语：
了解历史有什么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说出那个简单的答案：以史为鉴。但如果再问下去，什么是以史为鉴？历史叙述背后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如何正确地使用历史？恐怕我们的答案会像无数史前部落和动物群落一样，彼此割裂，而又互相争夺。
1. 麦克米伦的这本小书呼唤着我们对历史的某种共识
这共识不是说，我们共同相信某一种历史叙述，比如这些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所谓历史论断：
——冷战的终结代表的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今天我们应该像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近现代的历史是大国争霸的历史；前有列强，后有美苏两极，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崛起，才能民族复兴；——巴以冲突的原因正是/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搞乱中东，压迫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国家用野蛮的手段试图灭亡这些本来想和他们和睦相处的邻居，因此以色列被迫自卫……
事实上，上述这些如今被很多人所相信的道理和所谓趋势，正是麦克米伦这位历史学者要求我们警惕的内容。问题不在于了解更多的历史，而在于使用历史。在书中，她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与其说上述这些论断是对历史的总结和归纳，不如说，它们只是不同的群体按照今天的诉求组织历史的细节而形成的论述。
作为历史学者，麦克米伦认为，历史的研究者应该从学术圈内跨出一步，不仅要研究“彼时彼刻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还要介入和反思所有依靠宣传工具和话语权来滥用历史的不正当行为，呼唤一种正当使用历史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是比死海古卷和清华简还珍贵的东西。
从这一点上看，这本书是很好的科普读物。所谓科普，不是讲“历史的那些事儿”，而是让我们在看完之后，能够去分辨，对历史“运用”和“滥用”的区别。为此，她在书中提到了很多反例。
2. 最容易的事情，就是用历史加持民族主义
作为一本小书，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横截面，其中提到了包括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冷战、后冷战不同时段的国际政治关系；涉及欧洲、中东、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巴尔干半岛、印度、中国不同地区的具体实例。
阅读这些事例，你会发现，正是对历史的滥用横贯在我们的历史中。小布什把反恐战争对靠“新十字军东征”；肯尼迪政府以避免“绥靖政策”和“慕尼黑会议后果”为依据发动越南战争；南斯拉夫解体后，大塞尔维亚的历史、大克罗地亚的历史被迅速组装起来，用来在原本多民族混居的土地上指导民族战争。
对历史的滥用几乎是每一种民族主义的必修课。
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参与创造一个又一个“优秀民族”的神话——最具反抗精神的塞尔维亚民族、最苦难的波兰民族、最纯粹的德意志民族、最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中华民族；在人种学被科学证伪的今天，民族主义正依托着平权、宗教和隔离封锁，借尸还魂。在被质疑和攻击时，他们就把早已精心编排剪辑好的历史拿出来，你看，这就是我的证据。
在实体空间上，民族主义也爱搞“地图涂色”，并熟练地使用“自古以来”。墨索里尼要搞复兴古罗马环地中海的“大意大利”；大希腊主义要还都君士坦丁堡；大塞尔维亚主义追溯中世纪的斯特芬·杜尚帝国；沙俄帝国的疆域当然也不只是一个克里米亚半岛。
在 B 站上有很多历史向的视频，呈现的是各国的理想疆域，讽刺的是，当我们真的把这些理想当回事儿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哪个国家的理想领土和别国是不重合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有历史做支持、教育系统让人民相信的无数重合，让无数的战争冲突在以后依然会继续。
3. 以史为鉴，不是复盘历史，而是避免冲突，增加沟通、了解与合作
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原来的德国军官会通过兵棋来复盘二战的过程，幻想如果重新用一种正确的战术，就能扭转战争的天平；解放战争之后，功德林的国军战犯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们和那些主张“落后就要挨打”的人一样，只是单单把历史总结为一种教训。
这种“以史为鉴”实则不足为鉴。因为在这个逻辑下，我们还是在谋求着一个军队、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验，还在强化着“我”和“他”的区别。然而现实是，只有每一个国家都不再想着让自己“再次伟大”的时候，全部的人们才能去想到，怎么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否则，一场孤独的胜利终会被另一场孤独的胜利推翻。那是历史的重演，不是我们的未来。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节选）
撰文：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目前世界上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领土争端之一，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对一小块土地的争夺，这片土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被称为巴勒斯坦。一直以来，他们彼此间有交集的历史在方方面面都存在争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巴勒斯坦地区是否真的有 90% 的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和 10% 的犹太人呢？到底是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与犹太人合作的机会，还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把他们排斥在经济和权力之外呢？所谓的“巴勒斯坦人”真的存在吗（果尔达·梅厄和大卫·本-古里安都不这么认为）？1948 年以色列的成立，究竟是一场胜利还是灾难呢？当巴勒斯坦难民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究竟是自愿离开，认为他们会与阿拉伯军队一起反攻回来，还是被以色列人赶出去的呢？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真的总是被一群毫不宽容的阿拉伯死敌包围吗？以色列的存在究竟是一个奇迹，还是因为它背后有很多强权支持？巴勒斯坦人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轴心国吗？犹太复国主义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西方殖民主义呢？巴以双方几乎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历史是他们双方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们对巴勒斯坦地区争夺的关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本-锡安·迪努尔等建国先贤一直希望看到的——一段鼓舞人心的历史，将以色列人团结成一个有决心生存下去的国家。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属于他们，因为自从罗马人征服最后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之后，那里就一直有犹太人存在。他们认为，相较于他们，阿拉伯人很晚才来到此地，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才从其他地方漂泊而来的。此外，像果尔达·梅厄这样的政治人物坚持认为，阿拉伯人中并没有分离出一个新的叫作巴勒斯坦的民族。
果达尔·梅厄（1898 年 5 月 3 日-1978 年 12 月 8 日），以色列犹太裔政治家、外交家及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俄罗斯帝国（今属波兰）基辅，早年移民美国生活，成年后投入犹太复国运动并参与以色列国的筹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名叫琼·彼得斯的美国作家曾试图进一步证明，当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在 19 世纪末开始到达巴勒斯坦地区时，那里实际上根本没有阿拉伯人。但是她的尝试没有成功。她表示，那些阿拉伯人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创造的繁荣所吸引，才搬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现代以色列虽然在困难重重中诞生，但却努力想方设法战胜周边众多的阿拉伯敌人。在 1948 年以色列成立之后的几年间，不断受到邻国的攻击，并在 1956 年、1967 年和 1973 年被迫打了三场防御性战争。以色列紧紧守住了加沙、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等领地，以确保自身安全。在这个版本的历史叙述中，以色列被描述成始终热爱和平，但是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毫不妥协。毫无疑问，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和更广大的阿拉伯历史是不同的。在他们的历史认知中，犹太人就像一群“强取豪夺者”，是西方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根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行径。以色列是在许多强权的支持下诞生的，尤其是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很久了，即使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虽然他们一直都在抵抗以色列人，但他们的力量太微弱了，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又处于分裂之中，而且约旦和埃及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偷偷勾结，帮助以色列夺取巴勒斯坦的土地。1948 年，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并未自愿离开以色列，而是在枪口的威胁下被犹太士兵驱赶出去的。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恃强凌弱者和战争贩子。以色列拒绝归还他们在 1967 年非法夺取的土地，而且用类似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对待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巴勒斯坦领导人曾一直试图与以色列进行真诚的协商；如果协商失败的话，就像克林顿总统在戴维营主持的巴以会谈，那都是以色列的错。
1948 年 10、11月，巴勒斯坦斯坦难民离开位于巴勒斯坦地区北部的加利利。
近来的历史只是巴以冲突战场的一部分，甚至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能够证明，他们的人民与这片土地有着长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根据此前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这些历史可以成为宣称拥有这块土地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迁徙运动更喜欢用《圣经》中的名字犹太和撒玛利亚来描述约旦河西岸地区。正如一个较为激进的团体忠信派的一位女发言人所说，历史是他们的“货币”。娜迪亚·阿布·伊尔-哈吉在《地上的事实：以色列社会中考古学的实践和自我塑造》中指出，考古学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争端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考古发现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例如，如果铁器时代的遗址可以被证明属于希伯来人，以及他们当年还征服了迦南人的土地，那么这个发现将让现代犹太人主张对同一片土地的所有。另外，如果这些遗址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民族所有，那就很难与现在的领土主张建立紧密的联系。一位巴勒斯坦考古学家说：“在众多入侵过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定居的民族中，只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不正确的。”此外，最初的情况会不会像一些阿拉伯考古学家说的，巴勒斯坦地区最初的居民是阿拉伯人，而他们的土地是被以色列人占领了呢？每个世纪发生的事情都成为双方争论的一部分。如果一幅 10 世纪的镶嵌画是阿拉伯人的，那么这对巴勒斯坦的领土主张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告诉世界，这个国家是由穆斯林建立的吗？”一位以色列上校曾经愤怒地问一位考古学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巴以双方经过重重协商，终于达成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撤军的协议，而许多考古遗址也是双方在谈判中争夺的对象。巴勒斯坦人要求以方归还这些遗址的所有权，而以色列政府则坚持要双方共同管理这些重要的遗址。究竟谁应该拥有诸如耶利哥古城等地的文物呢？这些文物本来应该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1993 年，以色列文物局在以色列撤离之前派出十多支考古学家团队进行了一项绝密行动——在那些地区搜寻古老的卷轴，“像印第安纳·琼斯那样”，一位以色列记者轻蔑地写道。
耶利哥古城
与自己立场相反的证据可以被抹掉，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或者干脆被忽略。一位以色列民族主义考古学家曾受到同事们的谴责，因为他将一些明显的基督教遗址贴上犹太人的标签，地图上的名字和曾经住在那里的人们一起消失了。当考古发掘对《旧约圣经》中许多关键内容及其整个编年叙事提出质疑时，许多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和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这些发现，或者完全对它们漠不关心。许多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始认为，以色列人可能从未在埃及生活过。如果他们真的曾经出过埃及，那可能只是少数几个家庭这么做过而已。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征服过迦南地，耶利哥城也可能没有城墙可以在号角吹响时倒塌。所罗门和大卫的王国，据说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但实际上更有可能只是一个小首领的领地。从当时的遗迹可以看出，耶路撒冷是一个小城市，而不是《圣经》中描述的大城市。因此，泽埃夫·赫尔佐克才会在以色列知名的报纸《国土报》（Haaretz）上问道，为什么这些对《圣经》历史的质疑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即使是世俗的以色列人也对此无动于衷？他的结论是，他们觉得这些质疑太令人痛苦了，以至于不敢去想。“这对以色列民族身份的神话基础打击太大了，故而人们干脆选择视而不见。”人们对历史的反应并不总是那么沉寂。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娜迪亚·阿布·伊尔-哈吉曾遭到猛烈抨击，就是因为她声称以色列人利用考古发现来加强以色列的领土主权主张。一位评论家在亚马逊网站上对她的著作评论道：“这本书本不该出版。因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彻底消除犹太人与以色列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了阻止她在任教的巴纳德学院获得终身教职，反对者们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与其他历史学家一样，研究以色列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发现自己处于雷区，他们试图将神话与历史事实分开，挑战一些被公众接受的想法。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传记作家兼记者沙伯塔伊·特维斯说，像阿维·施莱姆和本尼·莫里斯这样的历史学家撰写的“新历史”，实际上是“混杂着歪曲、遗漏、有偏见的解读和彻头彻尾的伪造”。以色列绝不是唯一一个对过去的历史有争议的国家，但由于那里有许多更加紧要的事情要解决，诸如从民族的身份到在那块土地上的居留权问题，因此冲突可能变得十分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