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三）
作者：洛 秦
内容提要：2017年11月27日正值上海音乐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推出了作者主编的“音乐上海学丛书”20种，文章为该丛书的序言。五年前，作者发表了《“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1.“音乐上海学”的概念；2. “音乐上海学丛书”（第一辑）内容介绍；3. “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4. “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特质；5.结语“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作者再次就“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进行了论述。文中提出，如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更是世界的上海一样。上海的音乐完全不仅仅只是区域音乐的内容和范畴上的意义。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将为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音乐上海学；上海城市音乐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16~126页
*全文连载
（续）
三、“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
笔者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中曾针对上海音乐论题进行过以下论述，在此引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学理层面，有几个方面的论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诸如：
1.在学理观念上，我们如何借鉴“新史学”的方法，即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融为一体，从而思考小文化与大历史的关系。音乐领域相比上海城市的整个历史，无疑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然而，怎样通过音乐的小文化来透视整个城市的大历史，来探讨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和大历史对小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立体化的、具有活态生命意义的局面。因此，学术观念的进步将成为研究深入的先导。
2.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良好及相对完整的史料和方志的支持。由于音乐的声音和表演的特殊性，以往很多活动都没有完整记载，即使有一些记录，许多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我们在整理城市音乐志中遇到的困难。也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来说，历史记事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事实”的历史存在，可以通过那些历史事实连接起一个音乐发生和发展的线索。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在音乐人类学视野下，城市音乐民族志的写作中，史料中的记载涉及的音乐事件需要解读，需要叙述，需要建构。因此，城市音乐民族志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挑战性。
3.目前我们看到的上海音乐文化研究，大多是专题性的个案，它们是上海音乐历史文化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所有涉及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论述中，上海音乐无疑是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说，大多数近现代音乐史论的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上海音乐史，但是，单独以上海音乐为内容的编年史至今尚未出现。目前见到的只有《上海艺术史》中涉及了上海音乐的编年叙述，只有这些内容是很不够的，况且其中的不少史实还需要更正与斟酌。因此，虽然学术研究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也是所有学者须遵守的学术信条和宗旨，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完全的“时机成熟”之际。因此，如果说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中国特定历史文化中的区域音乐社会研究，那么它的编年历史的思考和撰写是否应该列入当下研究的议程？！
4.如果说上海音乐文化史或者称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编年史的工作是必需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思考，它将是一种什么学理结构的史论？事实上，目前许多专家撰写的近代音乐史论著中，已经为上海音乐文化史的编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无论是人物、作品、社团、表演及乐论思想都有相当完整的史料和论述。在前辈的扎实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特别是怎样才能把上海城市或者说上海特定区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凸显出来，怎样把它与整个近代历史关系等能够梳理清楚，这些都将更具挑战性。
5.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对都集中在某一领域或专题，不少研究在其研究领域或专题中已经相当深入和翔实，就其研究成果自身来说已经相当完整。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视野，将个案或专题安置于一个多世纪来的上海城市历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就会发现我们将面对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冲突、问题和关系：1）传统与现代。20世纪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现代转型的无数冲突之中。音乐也同样，尤其是上海，其最早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上海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它的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协调、选择和发展等都是中国音乐秉承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中需要反思的问题。2）东方与西方。现代性转型中最直接遇到的冲突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由此我们在大量关于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中，读到先驱们许多有关的论述。这些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完整，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时的上海城市对这些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产生怎么样的作用？3）小传统与大传统。音乐人类学不断向各学科吸取思想营养，受社会人文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音乐所涉及的各类政治性、社会性问题的关注不断被强化。我们注意到，20世纪晚期，新历史主义融入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优势，开阔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在它的影响下，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以及音乐学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类学由系统性、结构性向特殊、经验和地方区域性视角转变，人类学的历史学倾向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关注，小传统的大文化叙事，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文化关系的审视，以及对稳定性“经典历史”的颠覆，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评价世界及其文化的纬度、立场和观念。在这样的文化思潮中，也使得我们在思考上海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问题时，关注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学习中，对大传统框架中的重要音乐家及其作品，以及音乐活动研读得比较全面，相对来说，对于小传统的音乐活动知晓较少。如今“时代曲”获得了认可，已经被搬上了音乐史研究的正式舞台，舞厅音乐的作用、琴行音乐的销售、酒吧音乐的功能、唱片经营传播的影响、音乐考级的产业意义、小众离散族群的社区音乐活动的能量，以及周璇及百乐门最后一位歌女等非精英的小传统领域和视角逐渐受到关注，因为从总体音乐历史和文化来说，它们都是上海城市音乐的组成部分。也因此，注重普通人群生活的区域音乐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开始逐渐引起我们的思考
6.由于音乐人类学将城市视为田野，将目光又投向过去，将历史一直延伸至当下，在上海城市这一区域音乐范围内，研究的空间和时间紧紧地结合了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借鉴人类学的思路去进行历史田野的摸索，以历史学的方法来审阅现实田野和口述历史中的真实，同时，也学习社会学的手段来统计和寻找历史轨迹和现实事件的模式。[i]
四、“音乐上海学”的范畴与特质
笔者曾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进行这样的表述：“音乐上海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上海的音乐，但是，其不同于上海音乐史、上海音乐志、上海音乐概论，而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学术意识架构。其研究无疑应该包括上海音乐的各个方面，即音乐家、音乐作品、乐队社团、学校机构、活动事件，以及乐论思想等涉及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 但这些都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内容,它们的深入、汇集和综合并不等于“音乐上海学”。
笔者曾为城市音乐文化作过这样的界定，即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ii]“音乐上海学”是从对于上海的音乐人事活动的各项内容及其特有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 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 由此构成既有典型的城市音乐文化形态的学理共性，又具有丰富的上海城市音乐的地方性特质。
因此，“音乐上海学”就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
熊月之关于能否建立“上海学”提出过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上海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 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二是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 否则不能持久。[iii]鉴于此，笔者认为，“音乐上海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已经完全符合了以上的条件，而且还应该和必须更加体系化、结构化和学理化。
虽然以往研究基本都已经涉及了以上所提及的上海音乐的大部分内容：音乐人物、音乐作品、音乐思想、音乐学校、音乐团体、音乐商业、音乐传媒、音乐剧场等。然而，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关注度是缺乏的：
1）研究中有历史的内容，但缺乏历史的意识。对于音乐人物、作品和团体的探讨大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研究，缺乏将音乐的人事关系置于历史场域中进行结构性思考。
2）结构性问题所涉及的是我们需要把特定时间、特定地区，也即特定时空中所发生的音乐内容及其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在上海发生的各个方面视作为一个音乐社会空间，讨论它的分层和组织的结构。
3）在此基础上，探讨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它的结构存在与运作的动力，研究这些音乐内容为什么发生和怎样形成的特定机制。
以上三层结构关系是寻找音乐的“上海性”研究的关键。上海性不只是“上海特征”，而是上海独有的“地方性知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特殊音乐社会，营造了一个特殊的音乐时代。换句话说，其他地方不能发生的音乐人事，在上海发生了。例如，20世纪上半叶，昆曲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但昆曲的第一次复兴却在上海；苏州评弹的发迹也在上海；绍兴戏进上海成了越剧；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建于哈尔滨，但对中国音乐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今虞琴社建在苏州，而兴盛在上海；大同乐会及其《春江花月夜》在上海兴旺，去了重庆就基本销声匿迹；电影音乐、黎锦晖的“黄色歌曲”、周璇的演唱等一批流行商业音乐内容都在上海；即便是聂耳也是被上海“塑造”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样产生在上海；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由俄裔作曲家齐尔品从上海带向了世界；俄侨音乐家转战哈尔滨来到上海，在这里建设了一个 “音乐东方彼得堡”；蔡元培、萧友梅的理想在北京没法实现，而在上海，他们及其缔造的国立音乐院（及国立音专）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上海的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些音乐人事活动的发生？或者说，上海有什么“因素”是其特有的，从而其促使了这样一个音乐时代的产生？找到了这些“因素”，也就解答了上海音乐的“上海性”。因此，本次出版的20种研究成果，只是“音乐上海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学界共同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才能不断深入和发展。
结语：“音乐上海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21世纪以来，音乐学的关注重点已经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音乐人的研究，包括创作者、演绎者和受众在内的音乐人及其行为成了研究的主要视角。虽然说，城市音乐的内容从来都是音乐学，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内容，但是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学界的极大认同。音乐学家受城市人类学的影响，对于城市音乐人事中出现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亚文化族群、社会机构及其变迁，特别是西方音乐的影响、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音乐在移民“飞地”中的作用、音乐的商品化趋势等，都是现代城市音乐生活中的现象。这些现象和问题也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音乐之中，其中上海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城市音乐研究的案例。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无疑将对推动城市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前所述，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摇篮，中国近代音乐的一个缩影。从学堂乐歌的音乐启蒙、“国立音乐院”（包括国立音专）建立后的十年黄金年代，以及数年的“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都是中国近代音乐历史上的重要内容。在上海发生和出现的音乐人事，不仅涉及音乐作为艺术、音乐作为思想、音乐作为教育、音乐作为政治、音乐作为传统、音乐作为商品、音乐作为宗教，而且以至于音乐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存亡的象征。从学科领域来看，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诸如音乐思想和思潮研究、新音乐及其创作研究、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转型研究、流行音乐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及传播、租界与飞地的音乐功能，特别是重写音乐史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在上海发生的音乐人事所展开的。因此，“音乐上海学”的建构也将为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i]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下），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2期。
[ii] 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iii] 熊月之：《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载《史林》，1999年第2期。
全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