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 / 四六文摘

《扬州画舫录》

丁敬(1695~1765年),擅长书画篆刻,开“浙派”先河,与蒋仁、黄易等并称“西泠八家”,且为“八家”之首。丁敬生性耿介清高,作品不轻易与人。志书说他“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贵人求取刻印,辄吝不肯与”。(《清稗类钞·鉴赏类(二)》)丁敬不仅是清中期篆刻领军人物,更是其时刻印润格达到一定高度的代表,其印润格为“白镪十金,为镌一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高于当时的书画家,其收入甚至超过当时的朝廷官员。丁敬篆刻作品润格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当时篆刻市场发展繁盛的真实反映和有力见证。

一：篆刻市场发轫于明代中叶。

据周亮工《印人传》记载,汪道昆欣赏何震刻印,并向权贵友朋极力推荐,“于是主臣尽交蒯侯,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橐金且满”,何震因此走上“鬻印”道路,成为篆刻市场的开山鼻祖。其后,众多印人纷纷效法,挟篆刻之技游走四方,从而开创了五百年篆刻艺术市场。

清代是流派印学的繁荣期,篆刻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大发展。清初期,篆刻市场循续前制。清中以后,伴随着篆刻艺术高潮的又一次掀起,篆刻市场乘势而上,呈现出革新拓展的迅猛态势。

(一)从业印人剧增,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

明代中叶以来,鬻印者以徽籍为多,清代则扩大到全国各地,“从业”人数也大大增加,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职业阶层。职业印人何以急剧增加?周亮工《印人传》一语道出其中原委:

近取士之额日隘,士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

梁溪邹督学彦吉曰:今人之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则托于印章为业者十而九。

据考,清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收录印人127人,其中科举不第转而工印者58人,占46%,“刻印”成为当时文化人比较热门的职业选择之一!清初林皋以篆刻闻名,吴璟《宝砚斋印谱》序称:“少好六书之学,一见便得深意,挟其技游公卿间,所到车骑辐辏,门限为穿。”求印者蜂拥而至,踏破门槛,足见其盛。清中期陈鳣也写道:“吴孟举轻财好客,尝约交游中之挟一长、一技者,共卖艺,戏作《卖艺文》其中列卖印者。”

当时挟篆刻之技鬻印为生的印人非常多。据记载,清初至道光年间游艺全国的徽籍印人就有一百多人。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收录印人358人,作者涉及十余省81地。道光时冯承辉《国朝印识》辑录印人有三百余。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收录印人约两千人(自周亮工至黄士陵)。收录的多是足可名留青史的印人,若将一般水平的全部统计,应该不会少于两三千人,其中许多人是靠鬻印谋生的。明末朱继祚在《石鼓斋印鼎》序中称:“今雪渔往矣,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全国人口总数约3.13亿。因此,有数千名篆刻家集聚在几个重点地区,人员比率不算低。经济的因素吸引印人打破地域界限,向富庶地区集中,并逐渐形成社会职业阶层。他们提供大量的印章“产品”,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求,造就了篆刻市场的空前繁荣。

(二)篆刻的社会化趋势明显,印人身份构成多样化

清代篆刻社会化趋势明显,参与面扩大,已不仅仅是文人的雅兴,更成为朝野庶士和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喜好的艺术形式之一。明代印人的身份构成相对单一,清代则扩大到各个阶层,官员、文人、商贾、书画家、隐士、僧道、医生、塾师、学子、工匠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层次提高。如《飞鸿堂印人传》中,具有举人、官员身份的就占到20%左右,且46%以上的印人曾参加过科考。

印人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层次的提高,一是提高了印人和篆刻的社会地位,二是提升了篆刻的艺术水准、经济价值,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级,三是印人具有了基本生活来源,为维持创作提供了保障,保持了其艺术独立性。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曾记,上司赐以四金令卑为皂隶的沈世改刻“纤媚”风格的印章,沈不但不从,反而磨去印文,辞而不受。文人骨气是一方面,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上司主动付钱让属下刻印,充分表明了篆刻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对印人的尊重!

清中以后,布衣身份的印人比例明显增加,折射出印章的商品化和印人的职业化程度提高,篆刻市场发达,篆刻艺术更趋独立。晚清傅轼指出:“自明中叶,吴中文氏倡刻灯光冻……四百年来,遂为士夫专门之学,与书画等重。”印人的被尊重,篆刻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的被重视,促进了篆刻的发展和艺术门类的独立。

(三)印章的需求市场进一步扩大

清代,印章被不断赋予新的职能,应用范围日益扩展,受众面拓宽,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领域。

1.收藏家和书画家的需求。据统计,清初以来著名的文献(收藏)家有一千五百余人,知名金石学家有424人(据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他们多拥有数目可观的鉴藏章,如周亮工就有一千五百多方。清代书画家众多,他们的用印更为丰富。如郑板桥有常用印一百三十余方,钱松曾为胡震刻印七十余方,吴让之曾为吴云刻印四十余方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四百五十余人。梁章钜《吉安室书录》收录顺治至道光间书画家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据称,当时仅聚集扬州的书画家就有两千多人,他们的用印需求,构成了巨大篆刻市场。

2.社会上层的需求。皇家和官员也刻有大量印章。叶铭《广印人传》记载,高宗南巡,浙江按察使王霖刻“古稀天子”印进呈,受到赏识,声价顿增,官宦、名流争相重金求印。雍正印玺有二百余方,乾隆置印多达一千五百余方。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请许容刻印四百二十余方。吴大澂欣赏王石经篆刻,以厚润求刻“恒轩藏石”等两印(《吴愙斋尺牍》)。官、富身份兼具的汪启淑刻印数千方。许多富商如马曰璐兄弟等也热衷篆刻。当时,采取游幕形式为官员、富贾刻印,已经成为印人谋取经济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3.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作为凭信功能的私印用量最大。清初郑旼《拜经斋日记》自述,三个月中有13天为人刻印,约有二十余方,并说:“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所涉及索印者如卜臣等,多为各阶层人士或平民百姓。因此,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抱怨:“粟吏贩夫以及党逆仇正辈,或以金钱,或恃显贵,人人可入镌矣。”“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奉为天宝,可恨甚矣。”语虽偏激,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印章的广泛需求和喜好。

(四)印章收藏市场空前繁荣

清季,印章收藏盛行,收藏范围也从明代以古印为主拓宽为古今并重。清周在延《赖古堂印谱》跋云:“(周亮工)患难中汉玉、老冻尽伴画、墨、书、箑,转易饘粥,长安传四卖诗,印章其一也。”高凤翰购藏秦汉、明清印各五千余方,可谓宏富。蒋仁购得梁千秋所刻“兰生而芳”印刻跋文:“广陵市上得此印,凡书画得意之作钤之,或曰千秋侍姬韩约素代作。”周亮工《印人传》记到:“后从他所购得(顾昕印)百余方,乃大胜吴儿所藏。”王澍序沈凤《谦斋印谱》云:“客有以秦汉印三千来者,凡民开箧大喜跃,穷日夜悉谱之。”一次买印三千方,出手不凡!梁巘曾先后购藏姜炜篆刻数十方。汪启淑藏印达数万方。陈介祺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专门建造“万印楼”藏之。清朱枫《印徵》序记:“儿子家濂,宦游之余……购得古印百方。”晚清叶德辉也说:“余友黄君吉园,癖好古印,先后收得吴中故家所藏秦汉玺印数千,以贫故鬻去。此等事例比比皆是。吴让之治印逾万,吴云《晋铜鼓斋印存序》称:“让翁治印甚伙,但一经兵燹,一经窃贼,所余不多。”其“饥思煮石”印款刻“让翁自用,窃者无耻”,连窃贼都惦记,也可窥见当时藏印热度。笔者仅抽取清代38部印谱统计,存印达46925方,这些印章不外自刻(摹印)和收藏两种,其中虽有交叉重复者,但数目之大堪称壮观。

清代,古印的价格相当不菲。董洵《多野斋印说》记载其朋友购买秦九字小玺印:“吾友洪疏谷复以百二十金得之。”张廷济详细记述自己嘉、道年间购印价格:“宋桂州驮番司新朱记五两;金姜村商酒务记十两;元万户之印四两;元管军总管府印十两;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项子京(铜印)一两;曹溶(玉印)五百文;孝升(玉印)五两;红药山房收藏私印(乌木)一两;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瓷印)四两。”(沈慧兴《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看张廷济的金石生活》)黄易在题《王莲湖铜印谱》中也写到:“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易初得十余,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大椟。”索价之高,连为官济宁同知的黄易都感叹“力薄”不支。

王懿荣得到“日庚都萃车马”烙马巨印,手题“丙申七月以白金六百两购得易州裴君”。王镇远《剑气箫心》记,龚自珍于道光五年(1825年)以五百金加宋拓《汉娄寿碑》购得汉婕妤玉印。白银500两,超过一品京官的年俸!光绪时何昆玉集《簠斋藏古玉印》序记载:“尔时尚有汉铜孔褒私印一事,以其索值太昂,非百金不可得,至今惜之。”晚清刘鹗壬寅日记曾谈到购王懿荣藏印:“迂道翰甫(懿荣子)家议定汉印六百方千二百金”,平均二两一方。

二：与明代篆刻市场相比,清代在承续、巩固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拓展。

(一)篆刻“商品”的品类不断丰富

1.闲章功能扩大开发。

内容形式的丰富,增强了印章的社会适应性,提高了收藏价值,从客观上刺激了篆刻“消费群体”的扩大和使用者拥有数量的增加。印文“无语不能入印矣”,从内容上既有斋馆印、别号印,又有吉语成语印、诗词警句印、肖形印等,抑或记述生年、概述生平印等,繁杂多样,使用广泛。其中,按指定内容创作印谱是一个创举,如汪启淑事先确定内容,然后请人篆刻辑为《飞鸿堂印谱》,还有刻制诗词文赋成为完整一套,如《滕王阁序印谱》《二十四诗品印谱》等,功能已纯粹定格为欣赏品。《续印人传》记载,梁巘欣赏姜炜篆刻,求其刻制了大量的印章:“求镌名号印几十方……去岁往姑苏由江宁,于市上购得七方,珍藏之,盖若宝也。”这里至少向我们透露两点信息:一是这七方印估计是闲章;二是印章尤其是闲章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已经很普遍。

2.边款艺术进一步成熟。

印款不仅为篆刻家提供了尽情抒发才情、展示才华的介质,而且精美的文辞、不同的书体加上精湛的刻工,无疑增添了印章的观赏性和“附加值”,也迎合了“消费者”悦目怡情的心理需求,从另一方面“给力”篆刻市场。因此,吴大澂在求王石经刻印时还特意嘱咐:“倘得尊书边款数字尤幸。”

3.印材更加丰富,印钮雕刻不断开发。

清季,青田、寿山、昌化石全面使用,涌现出潘子和、谢奕、杨璇、周彬等无数印钮雕刻名家。篆刻与精美的印石、精湛的雕刻完美结合,增强了印章的美感,成为篆刻艺术的新“卖点”,也提高了印章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周亮工说:“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患难以来,尽卖钱糊口,买者欲得吾冻耳。”说明了印章、印石收藏中的一种现象。

4.印谱出版空前繁荣。

印人出版并销售印谱获利成为篆刻市场的衍生品。韩天衡估计清代印谱至少有千余部(册),包括集古印、摹印和时人印等。印谱买卖始于明代,明《顾氏集古印谱》册首钤一木戳称“每部六卷计白金十两”,甘旸《集古印正》也标明“计六册,每部纹银三钱”。胡正言《印存初集》二册,钤记“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周亮工《印人传》曾记,他到苏州搜集清初印人顾昕的印谱,虽然只有数十方印拓,藏者却“非百金不可”。陈介祺帮助族弟陈佩纲将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北京王懿荣等人代销,以助生活所需。魏锡曾在毛西堂拓制《西泠六家印谱》序中称:“(印谱)素自宝爱,往时朱芑孙愿以二百金相易。”出价之高令人咂舌。

(二)市场“营销形式”探索创新

沿袭明代,清代印人介入市场的形式不外家中“坐商”、集市“练摊”、“游幕”等。清中以前以“游幕”形式较为普遍,清中晚期印人制订润格“明码标价”市场化操作卖印,则是革命性的创新。

1.“游幕”形式。

印章的实用性特征明显,这就决定了其走向市场的形式具有独特性,交易多为供需双方直接完成,不像书画多数摆在店里买卖。同时,由于文人篆刻家羞于谈钱,更放不下架子“练摊”,加之官宦、富贾也乐于采取这种延请的方式,以示崇文尚雅,因此,“游幕”就成为印人的最佳选择,既能解决生计又不失“面子”。历官巡抚、总督的毕沅好士重才,热衷金石篆刻,将许多印人待为上宾,记载说他“人有一艺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洪亮吉《书毕宫保遗事》)。杞县令李继烈延请吴熙住府中两年,为其刻印六百余方,辑为《金石红文》印谱行世。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所刊3498方印,也是巨资请各地印人历时31年完成的。印人周芬家贫无以为生,住汪启淑家数载,得观汪氏所藏,技艺大进。钟延瑛序《时和园印存》云:“青雷印亦殊工,第以艺游诸王府,不暇为人镌。”游幕足以满足朱青雷的生计,也就不愿再为其他人刻印了。切玉家汪皜臣颇得黄东厓赏识,不仅出资延请刻印,还“赠以妾”作为奖掖。大盐商马曰琯兄弟建造“小玲珑山馆”供书画家、印人常住,书画治印,诗酒酬唱。邓石如等也是以“游幕”的形式谋取衣食之资,游食四方。晚清,社会环境改变,依附“权贵”生存越来越难,加之篆刻日趋商品化,篆刻市场日趋规范,印人的“游幕”活动也就逐渐式微。“游幕”形式因为幕主承担衣食或助以资费,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营销”形式。

2.制订“润格”明码标价。

篆刻润格的出现意义非凡,是清代印人史无前例的创新!是篆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另外,清代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等形式相继出现,营销形式进一步丰富。

书画市场唐宋即有,而书画润格最迟明代中期出现,文徵明、唐寅等均有书画润格见于史籍。但是,篆刻润格清初才初露端倪。《丛书集成》陈继儒《妮古录》记载,清初万寿祺篆刻润格为“刻篆:石五钱,金铜一两五钱,玉二两”。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记录。清中以后,印人制订润格卖印逐渐成为常态。后来发展到委托笺扇庄“挂单”代销作品,用广告的形式宣传推销作品,以及“题襟馆”、“西泠印社”推介卖印等,均表明印人和篆刻已经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市场,篆刻市场逐渐规范完善。

通过篆刻润格和史料,我们发现,清初至晚清左右,印章的价格高于书画!一是古印高于古书画;二是印人润格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据《清内务府档案》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前后购明人画作,戴进《夏景山水轴》七钱,林良的《芦雁轴》三两五钱。而张廷济嘉、道年间购明豹房铜印记三两、济之铜印二两。清初万寿祺润格是“石五钱,金铜一两五钱,玉二两”。另外,从丁敬与郑板桥润格的比较、上司以四金让沈世刻印、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等,均可看出印价高于书画。黄易“梦华馆印”边款记:“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以恽南田扇面换取黄易一印,虽为文人间雅好,也折射出印章在世人心目中的价值。

另外,清晚期笺扇庄挂单、社团推介和“掮客”代理刻印等形式逐渐出现,篆刻营销形式更加丰富,对此将另文述及。

(三)市场范围扩大,辐射全国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刻印者358人,其中170人明确籍贯:浙江有18地42人;安徽有10地34人;江苏27地66人;山东五地五人;直隶三地四人;河北(旗人)三地四人;湖广江西三地三人;福建五地五人;辽宁两地两人;云南两人;河南、山西各一人(沈慧兴《飞鸿堂印谱》简考)。按当时所谓“汉地18省”看,作者几乎遍布全国。明代篆刻市场主要集中在南京、扬州一带。至清,这种格局随着流派印的繁盛而发生变化,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且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市场中心。

1.以扬州为中心的苏沪地区。

扬州的艺术市场非常繁荣,郑板桥《行书扬州杂记卷》曾记,其与金农、李鱓、高翔等“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由于扬州地区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在此鬻印的印人之多前所未有。清初印人程邃居扬州鬻艺近四十年。其后,林皋移居常熟,创“虞山派”从者无数,名家有近百人。林皋与汪关、沈世和等过从,经常往来扬州鬻印。汪关父子名满朝野,其子宏度“尤风流,自命得钱不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尽冀复得钱,始为人作”,挥金如土的不羁风范被周亮工记在了《印人传》中。清代中叶,有高凤翰、汪士慎、巴慰祖、胡唐等人。汪士慎以卖画、卖印为生。胡唐当时被称为“黄金一籯镌一字”,名气很大。而影响最大、最有“市场”的当属邓石如了,优良的“市场环境”吸引邓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九次盘桓扬州,成为他一生中创作和“鬻印”最重要的地方。活动在苏州的印人有顾苓、顾昕、杨龙石、郭麐等。顾昕家贫,鬻印为生。杨龙石《龙石道人印存》收历年鬻印所得三千余,卖印达到三千,既表明他的篆刻深受欢迎,也可看出市场的需求之大。如皋印人姜恭寿“生平不轻为人作印,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黄学圯《东皋印人传》卷上)。南京印人有姜炜等称名于时,其印常于市肆售卖。上海本埠印人不多,外来者占到90%以上,著名的主要有胡震、徐三庚、胡匊邻、杨大受等。其中徐三庚、胡匊邻等作为职业印人,市场“占有率”极高。徐三庚30岁前后挟技游历,鬻印为生,沪上名家蒲华、任颐、虚谷等人印章多出其手。据孙慰祖考证,晚清在上海鬻印的印人多达120人。

2.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

清中以前“皖派”雄踞天下,其后则以“浙派”为翘楚。明清篆刻家人数排名顺序为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等地。清中以后是“浙派”篆刻最辉煌的时期,“西泠八家”、赵之谦、吴昌硕等名家辈出。“西泠八家”中,丁敬以“白镪十金为镌一字”被载入印史,奚冈、赵之琛靠“鬻艺”为生。奚冈“以书币求画者不绝于户,估舶携之海外,皆悬金购之”(《墨林今话》卷五),篆刻想必也在其中。赵之琛未入仕途,足不出户以金石书画自给自娱,一生有逾千枚印传世。从“八家”的身份看,除黄易、陈鸿寿为官吏,余皆布衣。当时索印者多为权贵、名士书画家,这些印不会都是白送,他们应该有鬻印的经历,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会有新的证据发现。丁柱、胡志仁等鬻印称名一时。《广印人传》称丁柱“卖篆(印章)市中,问奇者履常满”。胡志仁则藉印为八口衣食,非其意者,铒以重赀不能得其印。可见很有市场且收入丰厚!晚清,西泠印社创立,更是吸引各地印人前来,据称当时有逾千金石书画家鬻艺杭州,篆刻市场相当繁荣。

3.以潍城为中心的齐鲁地区。

齐鲁地区篆刻市场的特点在于印章收藏和印谱的出版。清至民初山东籍著名印人有一百多人,集中在潍城、胶州地区。主要有温如玉、张贞、张在辛、聂际茂、朱文震、冷印乾、桂馥等。潍城篆刻始于明末,时任知县的周亮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初安丘张贞曾学印于周亮工,张贞之子张在辛承家传,尤工小印,其时四方执金以求者,踵门不绝。张氏家族的张在戊、张在乙等也善篆刻,成为当时齐鲁印坛和篆刻市场的佼佼者。郑板桥知潍县时郭伟、谭云龙等受其影响,酷爱治印,颇有市场。潍县陈介祺花巨资购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并专建“万印楼”集藏。在其倡导带动下,许多人热衷购藏古印,并出版了二十多部印谱。陈介祺还推介族弟陈佩纲为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刻印,并将其印集《古玺印文传》寄给王懿荣代销。潍县王石经称名于时,许多人重金求其刻印。吴大澂就曾从吉林官署以厚润托陈介祺求刻。潍城的艺术市场比较发达,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他在潍县平均每年的墨润达三千金。4.岭南地区。清中叶,岭南篆刻迅速崛起,以印闻名或籍印为生的篆刻家有记载的不下百余人。谢景卿,一生鬻书画、篆刻为生,现存25册的《云隐印稿》存其鬻印所刻印章两千三百余方,是一位职业篆刻家。他还帮助黎简推介篆刻作品以解决“家食计”。徐三庚等曾经客粤治印鬻艺,使“浙派”和“皖派”篆刻艺术泽被岭南。余曼盦道光间客东莞张敬修可园,授徒、鬻印终老一生。鬻印最成功的当属晚清黄士陵,他在“末伎游食之民”印跋中述:“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籍兹末伎以糊口。”他33岁移居广州,藉书印“末伎”为生。符子琴为其订润例,石章每字二钱,巨石五钱,牙、角、竹、木三钱,玉、晶、铜、瓷一两。生存的需要使他刻印量巨大,并由量而质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成为晚清“四大家”之一。

清代徽籍印人众多,但由于他们大多外出游艺,在徽州却未形成市场规模,成为特殊的历史现象。京城的书画市场也相当繁荣,篆刻方面虽有如董洵等游京师卖印,但是篆刻市场却直至清末民初才发展起来,原因有待探究。

三：篆刻市场的主体是职业印人,其次是从事书画或其他职业的兼职印人,官员和家境殷实者一般不“鬻印”。

清季,鬻印或间接鬻印的印人不胜枚举,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观念的制约,所见篆刻史料中,对此多是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

通观清代篆刻市场,丁敬只是创造了润格纪录,邓石如则完全依靠卖印游食一生,允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性廉介,“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以书刻自给,遍游山水。邓出身寒门,九岁辍学“采樵返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何绍基书《完白山人墓志铭》)。杨沂孙《完白山人印谱》序称“效其父为篆隶,摹其印卖诸市”,17岁就开始写字刻印谋生。他曾鬻刻至寿县,在梁巘书院前摆摊写字刻章。梁看见他的书法大赞:“其笔势浑鸷,余所不及,究其才力,可輘轹数百年钜公矣。”(穆孝天、许佳琼著《邓石如》)邓因此得识梁巘。后梁氏又将他推荐给金陵梅氏兄弟。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记道:“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他在梅家断断续续住了八年,“学既成,梅氏益匮,不复能客山人,山人乃复如前,草履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在大约三十余年时间里,邓石如鬻书卖印足迹遍及苏皖江浙,结识了如曹文埴、毕沅、刘墉、王文治、钱坫等高官大儒,与他们订交来往,受益无穷,也收益颇丰(黄秀英、秦金根《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和影响》)。晚年,他回到故里,用鬻印的积累买良田40亩并建屋一栋,颐养天年。其子邓传密《东园还印图序稿》中称父亲:“刻印则惟壮年前后事,时情殷负米,徒以上世法书,不能博流俗所好,藉刻印取值。”显见,当时邓石如书名不显,是靠刻印谋生并藉此游历天下。

另一位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是巴慰祖。巴慰祖(1744~1793年),字予藉,号莲舫,歙县渔梁人。巴氏家族为大盐商,在扬州有巨大的产业。《扬州画舫录》卷十记载,巴氏家族“来扬以盐荚起家,好游湖上,家有画舫”。画舫相当于现在的私人豪华游艇,巴家有“莲舟”、“莲舫”等数条画舫。少年时巴慰祖的父亲一直反对他刻印,认为百无一用。巴虽曾捐得候补中书虚官,由于他不善经生,终致晚年家道衰落。不想他却靠鬻印卖字收入颇丰,仍然衣食无虞。其晚年经历成为“鬻印”为生的成功典范和当时篆刻市场繁荣兴旺的最鲜活的例证(《徽州艺事》五)。

四：初步总结清代篆刻市场,有几个明显特点值得注意:

1.“鬻印”为生的印人众多,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职业阶层。

篆刻市场的繁荣,保障了印人的生存所需,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壮大了印人队伍,从而刺激、促进了篆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2.印人身份构成丰厚,层次提高。

身份的转变使得印人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晋身于文人、艺术家行列,从而导致了印人和篆刻艺术地位的提升,也促成篆刻逐步向独立的艺术门类发展。

3.篆刻价格高于书画。

清初至晚清前后,古印的价格高于古书画,印人的润格也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家。

4.印人润格出现,标志着印章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化操作,价格体制、市场机制初步形成,篆刻市场发育相对成熟。

5.印人生活状态优良。

为印人生存和创作以及保持艺术独立性提供了保障。钱泳记述:“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年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钱泳《履园丛话》)万寿祺刻三个石印能买约一石米(150斤),刻一个玉印能买良田一亩。另外,从丁敬润格、沈世上司以“四金”命刻、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姜恭寿“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以及邓石如、巴慰祖的经历和胡志仁籍印为八口衣食等记载看,清代名印人的收入相当可观,一般印人想必也有不低收入。否则,科举不利者也不会纷纷转而去工“图章”了!

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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