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钱穆迎娶27岁胡美琦，无惧流言相伴34年，晚年失明以她为眼

钱穆与妻子胡美琦

撰写国学著作《国史大纲》、创办新亚书院，钱穆先生的一生，都在为钻研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称得上是民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真正学术宗师。

终生沉醉于文学事业的钱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家庭。

他的第一位妻子邹氏，在年轻时便因为难产而离开了人世，孩子也没能够活下来。

他的第二位妻子是张一贯。

1929年，34岁的钱穆与她在苏州成婚，她为钱穆生育了三子二女。

年轻时的钱穆

但是因为战乱，钱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体贴关照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们，曾担任过小学校长的张一贯，便甘愿将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一手将他们的五个子女抚养成人。

1949年，钱穆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共同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

这里不仅成为无数年轻知识分子启航的圣殿，也见证了钱穆与胡美琦缘分的起始。

年轻的胡美琦于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便来到这里学习，当时的她，只知道钱穆老师是学校的校长，两人之间尚未相识。

一年后，她随父亲迁居台北，带给了他们更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钱穆手迹

1952年，钱穆应邀前往台湾的淡江文理学院进行演讲。

谁料，房间的屋顶突然塌陷，掉落的水泥块不幸砸中了钱穆的头部，他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幸中的万幸是，钱穆虽几近丧命，但终于被救了回来。

出院后，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他无法回家与大陆的家人团聚，就住在友人徐复观的家中养伤。

过了不久，钱穆前往台中的家中继续休养。

当时的胡美琦正在台中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听闻曾经的老师受伤严重，她匆忙赶往钱穆住处，照顾老师。

钱穆便借此机会，真正地认识了他这位曾经的学生胡美琦。

年近60又身受重伤的钱穆，虽然已经休养了一段时日，但生活起居还是十分不便，胡美琦便对他事无巨细地悉心关照。

这让与家人分隔两地、许久未感受到温暖呵护的钱穆，深深地感到了一股暖意。

而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对国学感兴趣的胡美琦，更是为博学多才、知识深厚的钱穆所倾倒。

一开始对于老师的尊敬与崇拜，在朝夕相处中逐渐转向爱慕。

她爱慕老师的精深学识，爱慕他清香的书生气质，爱慕他稳重的性格、清正的品质。

钱穆感受到了这份燃起的爱意与体贴的呵护，他也同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清秀懂事、富有才气的姑娘。

然而，他的妻子孩子还在大陆，张一贯多年照料家庭的苦心让他难以割舍。

1953年，钱穆在新亚书院

因此，虽他也倾慕着胡美琦，但从未说出口，并始终与她保持着应有的分寸与距离。

胡美琦又怎能不明白钱穆的这份心情，她理解他的苦衷，将深深的情感埋藏在心中。

只是对于钱穆的照料更加细心周到，望向钱穆的眼神中多了几分难以掩藏的柔情。

直到1956年，两岸形势已严峻得难以调和，钱穆意识到，自己的归家之路已是遥遥无期。

时年61岁的钱穆，经过数年的隐忍与挣扎，终于决定向心爱之人表明心迹，向胡美琦求婚！

胡美琦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爱慕老师多年的学生，终于可以与倾慕之人名正言顺地相爱相伴。

钱穆手迹

胡美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穆的求婚，两人的感情经过数年的考验与沉淀，终于修成正果，水到渠成。

虽然如此，但两人的年纪相差了足足34岁，起初有许多人对他们的感情并不看好。

但当时两人却并未踌躇，四年的相处已经让他们明白，彼此正是最为契合自己的灵魂伴侣。

两人成婚后，钱穆为此作对一幅：“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自比枯桐的钱穆，终于等到了胡美琦的降临，枯木逢春犹再发，27岁的胡美琦宛如为他晚年的生命新添一抹嫩绿的枝丫。

沉醉于欣喜之中的两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钱穆对胡美琦郑重地说：“不希望你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你做一个懂得我、了解我的知己”。

一心钻研学术的钱穆明白，与胡美琦结婚后的他，仍将投身于文学事业，将大量的精力付诸于研究学术之中，如若胡美琦不能够理解他这份心情，便不能和美长久地相处下去。

他从16岁起，便开始在无锡读小学时，从此开启了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

1930年，钱穆发表了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使他极高的才华与广博的学识被众人发现。

也因此，他受到顾颉刚的赏识，被推荐到燕京大学，成为了国文讲师。

自此，钱穆便一心钻研国学，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与一同教书的胡适都十分出名，他们所教授的国文课受到极高的赞美与欢迎，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享誉校园。

钱穆授课

可以说，钱穆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为钻研学术、教书育人而延续着。

对于将国学视作生命的钱穆来说，他必然希望他的爱人也对国学抱有同样的热爱，能够理解他的这份付出，并与他一起为国学的钻研做出努力。

而作为从年轻时便在新亚书院学习，而后又昼夜照顾钱穆的胡美琦，又怎能不了解丈夫的这份心？

两人婚后，她将钱穆的这份期许，做到了极致。

晚年的钱穆，白天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弟子们上课，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坚持写作。

胡美琦对于丈夫的日夜操劳十分心疼，她曾在《钱穆：息念与发愤》一文中描述过钱穆这忙碌的生活：

“我和宾四（钱穆字宾四）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

众人都劝胡美琦每天限制一下钱穆的写作时间，不要让年事已高的他太过劳累，损害身体。

而胡美琦明白，丈夫的刻苦虽让她心疼，但这是作为钱穆来说最为中意的，也是唯一的生活选择。

胡美琦深知钱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

所以，她对大家的劝告虽然十分感激，但从来没有限制过丈夫读书写作的时间。

胡美琦曾说：“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未来。

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

她如此说，也如此做。日日夜夜，胡美琦让钱穆安心地在国学的海洋中徜徉，而她不仅负责处理好家中的大小事务，还为钱穆的文章执笔、与他共同研究国学。

1977年，82岁的钱穆胃病复发，身体状况恶劣，次年，以读书写作为生的他失去了视力。

胡美琦深深地明白，视力对于用生命钻研学术的钱穆来说是多么重要，不能读书撰文对于钱穆来说，无异于丢失生命。

于是，她便义不容辞，成为了丈夫的双目。

她为钱穆读书，为钱穆执笔。钱穆失明后，所有的文章都是由他口述，由胡美琦一字一句写下然后发表的。

她和钱穆一起在大学任教，不仅为他执笔，自己也坚持学习写作，发表了《中国教育史》等作品。

钱穆深受感动，他找到了这位真正理解他、无条件爱护他、满足他一切期待的知己。

也许面对爱情，最重要的便是懂得。

钱穆与胡美琦虽然年龄相差了许多，但她懂得他的所爱所求，也同样像他一样热爱着他的事业、他的文学。

这份懂得，已经足以弥补两人之间年龄的差距，足以让他携着她的手，漫步余生时光。

胡美琦手迹

1980年，在写给小女儿钱辉的信中，钱穆直白地表明了他对于胡美琦的爱与感激：

“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

他还嘱咐女儿，“黄棣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可见，他的心中感念妻子的悉心陪伴，并时时将她挂在心头。

在钱穆生命的最后两年，曾经的学生秦照芬博士担任他的秘书。

秦照芬说，看到师母对先生照顾之细心用心，她忍不住要哭。

对于钱穆的饮食穿衣、起居工作，胡美琦无一不亲力亲为，贴身照顾。

当时的历史学界，许多人都羡慕钱穆先生这位周到到极致的贤内助，为他们夫妻的携手与共、伉俪情深感到无比地动容。

众人一开始不太赞同的态度，都随着两人相濡以沫的情感化为祝福与赞美，钱穆与胡美琦的师生忘年之恋，成为了史学界一段为人称颂的美谈。

两人在工作钻研之余，共同追逐山水，过着安贫乐道、悠然自得的安逸生活。

真正默契之人，从来无需过多的语言。钱穆从不要求胡美琦什么，而她早已一切都为他备好。

两人的生活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情的浪漫。

钱穆热爱自然，喜欢在自然中得到身心的放松，缓解工作的压力与疲惫。

因此，他们最常居住的两处住所：香港九龙郊外沙田半山旧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楼前有长廊，宁静而幽然。

空闲之时，两人携手出游，登上香港山顶共看夜景。

落日时分，他们望着斜阳从海平面降落，金黄色的光芒洒落蔚蓝广阔的海面，将天地万物都渲染出柔和的光芒，如同他们对视时，眼底的温情脉脉。

他们一起去九龙乡村漫步，体会惬意的乡间生活，无论是冷是暖，是阴是晴，都能品味出别样的快乐。

钱穆喜爱围棋，但因为与人对弈太过费时耗神，胡美琦便常常为他摆谱。

钱穆欣然：“胜也好，败也好，只有如此。”沉闷也好，欣喜也好，只要有她。

胡美琦最爱听丈夫吹箫，每逢月亮高挂的夜晚，他们便关掉所有的灯光，任月光肆意地洒在身上，钱穆便开始吹箫给妻子听。

钱穆手迹

月光清冷，箫声悠然，胡美琦看着心爱之人为她演奏，感到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这一生终是如此值得。

夫妇二人漫步长廊，品茶读书，开怀畅谈，这成为了胡美琦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钱穆去世后，她发表的《楼廊闲话》，深深地怀念着与丈夫这柔情似水、琴瑟相谐的相爱生活。

他们相知相伴，相依相守，谈人生、谈学问、聊美景、聊万物、恬淡自适，别无所求。

1990年，95岁的钱穆在胡美琦的陪伴下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胡美琦为他执笔，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胡美琦

这篇文章表达了钱穆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大彻大悟的欣然快慰。

至亲都早逝的钱穆，活到了95岁高龄，这与胡美琦多年的呵护陪伴、支持鼓励密不可分。

先生走后，胡美琦再未改嫁，她一直潜心整理钱穆著作。

将多年来与先生朝夕相处的谈话、接触中所感悟到的国学内涵，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整理，编撰自己的国学书籍，传播两人共同的国学理念。

在她的心中，早就埋下了为先生的追求而努力的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是出于婚姻的关系，更是出于对丈夫的了解与认同。

当初吸引她的，是钱穆的那份博学多才，他对文学史学的追求与热爱，而这也必将成为维系他们之间感情与默契的那根最坚固的纽带。

2010年，81岁时的胡美琦

多年以来，对国学的探寻早已融入她的血脉之中，即便先生已经远去，她仍将延续着先生的精神，为之不懈追求。

2012年，83岁的胡美琦离世。

在这之前，她矢志不渝地为国学而思考作著，将他与钱穆共同的传统文化理念向世人传播。

胡美琦死后，钱穆的子女对于这位用一生照料陪伴父亲的继母充满了感激。

他们将胡美琦的遗体接回大陆，与钱穆合葬在一起。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这段忘年之恋就此画下了句号，虽未生同时，胡美琦却用她的一生写下了对于钱穆无悔的追随，永恒的爱恋。

而他们两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文化礼仪仁爱的推崇，对现代自由文化的传播，至今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学史学学者，跟随着钱穆大师与妻子的脚印，更加深入地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