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馀岁月送凄凉

　　1949，经历了艰难选择的陈寅恪，最终留守大陆。

　　他本可以去台湾，蒋介石和傅斯年是非常希望他能去的，但他没有跨过台湾海峡；

　　他也可以去海外，经过胡适帮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给他发去了聘书，他也没赶赴行程；

　　他也可以和钱穆去香港，甚至他也已经把部分行李寄给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但也没跨过香江；

　　自嘲“无端来做岭南人”的陈寅恪，来到了中国地图上已经不能在南端的广州，从此陈家在广州一呆就是20年，直到陈寅恪去世。

　　陈寅恪

　　陈先生是“300年来第一人”的历史大家。着实不理解陈先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他本有诸多选择，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选择。他的这样一个选择，本来就是一个选择了可以再选的一个选择，但他还是坚持选择了这样一个选择，也许等到诸多史料的公开，会理解陈先生怎么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是选择的选择。

　　从此浅浅的海峡把当时依然徘徊不定的民国学人一分为二，陈寅恪和毕生好友的胡适、傅斯年，一个在大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终其一生，三人再也没有见面。

　　留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的聘请，执教这所在当时并不是很知名的教会大学。

　　1949年10月，换了人间。

　　已经担任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秉承高层建议，给陈寅恪发去了北上就任中科院中古所所长的邀请。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南下岭南，给老师带来了郭沫若的亲笔信。11月22次日早晨，顶着失眠与高血压痛苦的陈寅恪做出了那封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让汪篯一字不改的带回北京，这里陈寅恪提出了北上的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即便过了将近七十年，这个条件依然是「不合时宜」。

　　陈寅恪唐筼夫妇

　　陈寅恪之所以这样说，已经在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那就是他毕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认为研究学术，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受“俗谛（指三民主义）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

　　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

　　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陈寅恪始终反对政治介入学术，即使在国民党时期。陈寅恪说，如果未来国民党要推行党化教育，强制用三民主义统治学界的话，便不能再保全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只有离开学校另谋生活这一个途径了。

　　而现在环境下，陈寅恪依然坚持这样。

　　可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陈寅恪奉之毕生的最高价值，其实并不针对哪一个党派、哪一种主义，而是完完全全地属于他本人这个主体，是直道而行的独立与自由。

　　陈寅恪唐筼夫妇与毕业学生合影

　　陈寅恪可以守住这份精神坚守，但是他的弟子们却未必能够做到。尽管陈寅恪认为“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汪篯）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

　　此时的汪篯已经是北京的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学员，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对陈寅恪说话非常强势。

　　作为陈门弟子中最有希望继承陈寅恪衣钵的周一良教授，在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后，陈寅恪在修改旧作时，把序言中记录与周一良师生之情的序言尽数删掉，用「破门」之罚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还有被称为陈门三大弟子的金应熙，这位岭南才子在批判老师后，陈也和他断绝师生之缘。

　　他用这种最为传统的「破门」之罚，来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和人格。

　　在余生的几年中，陈寅恪先生最大的失落和遗憾是没有足以继承衣钵的学生。

　　陈寅恪的晚年助手黄萱女士

　　陈寅恪曾对自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黄萱女士表示，希望去世之后能由黄萱女士来撰写文章总结自己的生平学问。

　　据黄萱女士回忆，她为难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

　　听罢，陈寅恪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这种对话真的是很悲凉的。

　　完成寅师遗愿的蒋天枢先生

　　1964年，陈寅恪给自己的学生蒋天枢交代了自己的托命之举，蒋天枢开始了收集整理老师的文集的工作，1982年，蒋天枢先生编校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旋即以搜辑完备、校勘精审而蜚声海内外。这时离蒋天枢离世还有5年时间，完成老师的遗愿成为其晚年的精神支柱，而自己的文稿则还没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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