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

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3-15 03:13【光明学术笔谈】作者：衣长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直隶总督在清代诸多总督中政治地位最高，素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之所以直隶总督有着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因为其辖区的特殊。皇帝通过直隶总督，将中央意志转换为具体政令，由直隶总督贯彻推行至基层社会。同时直隶总督根据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相应的举措和建议提交中央，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轨道，达到中央增强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为凸显直隶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不仅充分放权于直隶总督，更给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将直隶省打造成全国区域内的治理标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直隶省作为京畿地区，如何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受到清帝异乎寻常的重视。顺治初年，改明北直隶为直隶省，管辖8个府、2个直隶州、1个镇。清廷沿用明朝职官设置，在直隶地区设宣府巡抚、顺天巡抚、保定巡抚、天津巡抚（总督）、宣大总督、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等多名行政长官，进行分区治理。康熙时期，相继裁撤官职后只保留直隶巡抚，形成单一行政长官制。雍乾时期，直隶省新设宣化、天津、承德3府，府的数量增至11个。雍正二年，清世宗以直隶巡抚李维钧治绩突出为由，授其为直隶总督，为示恩宠特别强调李维钧升直隶总督仅为特例，却事实上形成了直隶省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晚清时期，升承德府朝阳县为朝阳府，直隶省府的数量虽增至12个，但实际境域并未扩大。这一时期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始探索官制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颁布《各省官制通则》，虽未进行直隶分省和增设巡抚，但在直隶省新设了提学司、提法司、布政司和巡警道、劝业道，各司道属员虽受直隶总督节制，而实行分科治事，遵循中央民政部、度支部和法部制定的章程治事，必要时由各部垂直管理，弱化了直隶总督职权。督抚一体制在直隶省的形成，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直隶靠近京师，皇帝可以随时获取关于直隶总督的相关信息，此外大量官员往来京师必经直隶，会向皇帝奏报沿途所见所闻，加深了皇帝对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状况的了解。因此，皇帝不必设巡抚总督相互监督和牵制。第二，出于维护京师安全的考虑。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衔，可节制直隶提督及全省绿营军队，保证了军事指挥的统一性。另外山东、河南两省毗连直隶不设总督，一旦发生动乱，直隶总督可兼管三省军务，有利于维护京师安全。直隶总督对辖区的阶段性治理直隶北部地区为游牧和农耕文化交界带，满蒙等少数民族集中，实行内陆府厅州县制与盟旗制并存的二元管理模式。直隶中部地区包含京师所在地——顺天府，遍布八旗贵族和诸多王公大臣，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因而实行京府制，由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兼尹共管。直隶南部为汉人集中区域，实行府厅州县制。直隶总督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关于直隶总督治理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五大方面。但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直隶总督对于辖区的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自雍正二年正式设立直隶总督到清朝灭亡，直隶总督一职共经历近百任。由于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有所不同，这就导致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理念和重点会发生变化。雍乾时期，直隶社会主要面临吏治腐败、钱粮亏空、河患频发、旗民矛盾等问题，雍乾二帝相继任用李维钧、唐执玉、李卫、孙嘉淦、高斌等一批能力突出的能臣。这一时期的直隶总督在治理理念上主要表现为锐意进取、倡导革新，这与雍乾二帝为政风格有着很大关系。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直隶总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绩。如李维钧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唐执玉革除寄庄寄粮之弊，反对集市贸易落地税银征收，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李卫改定区划、调整职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孙嘉淦与高斌督直期间，通过修建草坝、深浚河流、培补堤岸等举措，大大减少了直隶河患发生的频率。乾隆后期以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役沉重，加之天灾不断，水患频发，直隶社会官贪、兵疲、河决、财困，最终演化为民乱。嘉庆时期直隶总督共经历14人，从其选任来看，多为善于捕盗，或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有经验的官员。但当这些官员到任后，也难以有效处理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屡屡遭受皇帝的训斥和责罚，与雍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衰败的形势下，直隶总督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均大不如前。鸦片战争后，又新增外部威胁，直隶总督的治理重心由内转外，开始了近代化治理路径的探索。如刘长佑创办练军、李鸿章大力发展直隶海防、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揭开了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序幕。李鸿章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铺建铁路、电报线，袁世凯创建新式财政管理机构等，打开了直隶通往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道路。在吏治腐败至深、财政极度困乏的条件下，直隶总督制定的各项措施无法真正落实，取得的成效也极为有限。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成效与局限纵观整个清代，直隶总督对辖区的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如李维钧率先在直隶省推行摊丁入亩，一直沿用至晚清时期。李卫建立莲池书院，不仅奠定了直隶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带动了其他省份书院的建立。方观承在直隶建成义仓1000余个，极大地完善了直隶恤政体系，提高了地方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晚清时期，直隶总督刘长佑最先在直隶创办练军，对绿营进行改造，虽因受到中央限制，成效大打折扣，但却开全国兵制改革之先。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发展，直隶省军事改革率先步入近代化。鸦片战争后，清廷先后开展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改革。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努力下，直隶省先后创办了多个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建成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唐胥铁路。但就整体治理成效而言，雍乾时期直隶总督治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首先，在整顿吏治方面。直隶总督通过整饬吏治，不仅打击了直隶官场贪污疲玩之风，增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监察力度，更完善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体制。其次，雍乾时期，直隶总督在治河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是治理河道，防御水灾；二是赈济灾民。如孙嘉淦针对永定河泛滥问题，提出永定河复归故道的方案，并对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以及东西两淀进行综合治理。高斌针对永定河下游出现的低洼倒漾情况，及时增添四座滚水草坝，减少了水患的发生。再次，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是在思想上笼络知识分子阶层，如方观承弘扬桐城学风；二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减少匪盗案件的发生，同时通过打击不法旗人调节满汉矛盾。最后，发展文化教育。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决心建立一批省级官办书院来培养所需人才。时任直隶总督李卫立即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建立书院事宜，在古莲花池附近划出一块地方用以修建书院。为筹集经费他不仅捐出养廉银，还用皇帝赐银购买田产作为学田。整个乾隆时代，直隶地区新建书院达80余所，文教事业获得较快发展。直隶总督作为天子脚下的封疆大臣，虽然位列八督之首，但受皇帝影响也最大，凡是出任该职者无一不是深受圣眷之辈，这也表明他们对辖区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皇帝的意志。而辖区治理的好坏，也能反映皇帝与直隶总督之间关系的变化。如雍正时期的唐执玉与皇帝相处融洽，时人称“明良相遇，千载一时”。李卫作为雍正帝三大宠臣之一，更是不言而喻。到嘉庆时期，国势日衰，皇帝不得已赋予直隶总督更多的财权和军权，同时也增加了对直隶总督的不信任感。嘉庆皇帝在热河地区设立热河都统，又提升顺天府尹的政治地位，以制衡直隶总督，直隶省自此形成三位省级官员并存的政治格局。晚清时期，直隶总督与皇帝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中，皇帝日益倚重直隶总督的同时，对其提防也更加明显，采取种种举措对其加以限制。《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 14版）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3-15 03:13【光明学术笔谈】作者：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晚清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势和社会条件较之前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此期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的状况如何？回答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宏观的比较视野之下。因此，本文首先从清前期相关情况说起，然后再重点论述晚清时期的变化。清前期直隶经济的基本样态清前期的直隶经济，与当时全国一样，也是自然经济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与该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密切关联，其经济地理方面的表现呈多样化状态，譬如农、林、牧、渔、商、工在不同地方所占比重或存在颇大差异，但就全局而言，居主体地位、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还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几乎可以说是“千年一贯制”，有变化也主要是局限于自身内部的量变，这在清前期的直隶表现亦颇典型。如生产工具的改进，像一些著述中举及的“双牛辕犁”等的使用，显然只是加大畜力牵引和改良工具结构；粮食品种的推广（如玉米）和新品种的引入（如红薯），虽有助于粮类品种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但不具有冲击自然经济的意义。棉业与市场关联比较密切，植棉在当时的直隶特别是其平原地区已较为普遍，也为官方所重视。乾隆年间曾任近二十年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于此即颇有督导实绩。他还以工笔绘就《棉花图》十六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进呈后，乾隆帝为其每幅图画题诗，并允方氏的相应诗作附于“御诗”之后，留下了反映当时棉业情况的宝贵资料。不过，对其市场范围和总体贸易量也不可估计过高。方观承在《恭进棉花图册折》中说，植棉“先之以耰锄袯襫，春种夏耘；继之以纺绩组纴，晨机夜杼。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劬”，所揭示的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才更能符合主流实际。从清前期直隶经济的总体情况看，即使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也远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联系颇为有限，基本还是在传统之辙上缓步前行。天津开埠的节点意义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北方地区开设三口（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直隶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处中间，居于渤海内缘，近为京师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又具有口岸拓展的优势条件，所以发展尤为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大埠。有资料显示，在开埠之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类棉布的输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转口而来的）就达150多万匹。并且，以天津为中心，三口相关地带合成“北洋”区域，其洋务专设“三口通商大臣”统管，官署设在天津。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由前“三口通商大臣”改），且由此形成“两职一体”的定例，不但扩大和增加了直隶总督职权，而且也给其经济运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如果说，晚清直隶总督之中，在天津开埠前二十年间尚未见有典型的经济能员，那么，到天津开埠特别是“两职一体”之后，便出现了这方面的官员。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客观情势、职任条件、个人能力统一的结果。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同治初年短时兼署过直隶总督）任间，在处理口岸贸易政务的同时，也有其他作为，譬如在天津筹设“军火机器局”（后称“天津机器局”）。及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手该局并着力改进和发展，使之成为北方最大而典型的官办军工厂。李鸿章在光绪初年主持筹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在招商集股、雇佣工人、生产模式、运输营销和经营管理等环节上，均颇为凸显“新型”因素，并且发挥了明显的示范辐射、连带衍生效应。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出该局“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直境开办矿务折》）。在李鸿章任间，辖区还发生了天津电报总局的设立、新型邮政业的开启等诸多事件。李鸿章以洋务领袖的地位坐镇直隶和北洋，亦多涉外省区洋务局厂的领办，与他在职辖区形成互为配合之势。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正值清末新政开办期间。他对经济也较为重视，特别是善用行家里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业在辖区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层级性、系统性经济组织的设立。如直隶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工艺一），在其带动之下，诸多县份的工艺局（厂、场、所）也纷纷设立。至于传统农业，晚清时期在直隶（乃至全国）经济中固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沿袭旧态，其“趋新”走势愈发明显。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为其要端之一。这固然基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当政者顺势开发市场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至于在农业技术层面的科学倡导，更加依赖人为作用。譬如官设农事试验场，进行粮、棉、桑、蔬等优良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种植、管理新法上的实验和推广等。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则有的放矢地设立农业学堂。这些都在清末直隶所办“新政”之列。由上述内容，可略见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若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对我们审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问题亦能有所启发。《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 14版）[ 责编：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