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五位普通知青的不同人生，看完泪目 ……
内容简介
一辆列车，30位上海知青奔赴北大荒，数十年人生岁月，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一部纪录片，走入后知青时代，看五位知青不同的人生旅途。
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一起走过》特别奉献——《我是知青》
50年前，一批上海中学生自告奋勇报名、奔赴黑龙江。《我是知青》正是讲述了其中五位普通知青从上山下乡到后知青时代的人生的故事。
谢永来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今年70岁，1968年，他从上海奔赴北大荒，度过了十余年的知青时光。
谢永来在北大荒
五十年前，他们还是一群有着共同志向的中学生。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那场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便从不同的学校走到一起，争着抢着要求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奉献自己的一生。
知青一：小胖——汪詠芬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自此开始大规模展开。而在四个月前， 30位上海知青已经乘同一列火车到达了黑龙江。谢永来采访了其中的24位，其中包括纪录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小胖。
小胖：“写血书很简单，纸很大。就拿男同志刮胡子的薄刀片，把手指划一刀。手挣开写，所以字蛮大的。写光了，一只不够了再挤一个。那时不觉得疼。十个手指都写过。坚决要到黑龙江去，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就这两句话。”
在小胖看来，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写血书更值得自豪的行为了。当时在“四个面向”的政策下，30位上海知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分配工作。但他们拒绝分配，不约而同的选择奔赴北大荒。
小胖和丈夫在一起
纪录片中写血书的小胖，原名汪咏芬，如今与大她十几岁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小胖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知青婚姻，故事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1968年8月2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一辆绿皮专列，将小胖送到了北大荒，一个被称为八连的偏僻村庄。
小胖：“车子开到那里，老乡都出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很隆重的，那里的老战士、老乡很隆重地欢迎我们。尽管是八月份，我只看到山一座连着一座，真的是广阔天地。”
小胖记得，他们每天都要翻过几个山头才能从地里回到宿舍，北大荒劳动强度大，跟不上进度的小胖有时还偷偷地抹眼泪。不久后，着急证明自己的她就出了一次大事故。
小胖：“场院里秋收，我看这么忙，我就到场院里帮他们劳动去了。过大筛，麻袋扛在肩上，一级跳、二级跳上去，拿麻袋倒下去。没想到上面轰隆塌掉了，大筛（架子）塌了，我就摔下去了。这么宽的跳板就压在我两个腿上，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自己吓昏了。别人把跳板抬走，把我人拉出来，拉出来两只脚就在晃，我想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小胖没有想到，这是生活给她上的第一课，也是对她的第一次考验。
小胖：“一只脚就是不好，上厕所这只脚只能这样平的上下，旁边要两个人挡着我。这样有半年时间还没好。结果连长也急了，那时还没有探亲假，就派两个人陪我到上海来看。结果医生说你再晚回来，你这条腿就要锯掉了。”
尽管差点失去一条腿，小胖也没打过退堂鼓，看完病后她就返回北大荒，跟一个北京知青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在北大荒彻底安了家，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并不多见。
小胖：“后来我调到营部，在营部成了家，营部也配了房子，在营部做老师。当时是准备在那里要扎根了。后来，人都走光了，爱人也回北京了，营部有的人説，小胖，办病退，帮你弄材料，我是上海知青，爱人是北京知青，当时是计划经济，上海出来的户口必须回到上海，北京的户口回北京，最后还是坐末班车，七九年也不知还是八0年最后一批回来。我回来时基本上没人了，只有唐徽明在那里了。”
1980年，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小胖也犹豫了，作为最后一批她还是返城了。
然而，返城后的小胖再度迎来生活的考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青夫妻双方只能返回自己原户口所在城市，她与丈夫一个回了上海，一个回了北京。
小胖：回上海后，我们俩就分居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准备到北京去，因为他是独子，北方人比较看重，对调到北京去，因为那时上海进一个北京出一个。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调的人，她也要到上海来，她是丰台肉联加工厂，杀猪的，当屠夫。我一听就吓了，杀猪。
回城后的小胖此时在上海五金交电公司做出纳，组织上还在培养她当工会主席。按政策，两地对调户口的双方，工作也必须同时对调。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胖，为了家庭的团聚，硬着头皮踏进了北京的肉联厂。
小胖：“一天要杀两千头猪，你说什么规模？天天坐小火车去上班，披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回来。所以我到了那里我就一直哭，我是实在不适应这种工作。就是一直哭，天天哭。你说在北京跟谁哭啊，只有跟自己爱人哭。”
曾经的两地分居，加之无法面对情绪不佳的妻子，丈夫提出分手，后来三年的努力，仍未能挽救这个家庭，小胖只好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上海这个曾几次出走的家。
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小胖住房也面临了严峻的困难。从北京回到上海，小胖带着孩子与父母兄妹近十口人挤在一间房间。
小胖：“住在爸爸妈妈这里，刚刚回来，兄妹都没有结婚，都住在一起。五姐妹，爸爸妈妈，再加上我儿子。一间房间，统客堂。住在一起，老的跟小的，三代人住在一起。”
严酷的现实迫使小胖无奈地做出人生又一次重大决定。她迅速选择了第二段婚姻。对方工作不错，人也忠厚，只是大了她十几岁。
小胖：“别人帮我介绍 ，就是现在这位老同志。他大我18岁，当时想比我大一点年纪也好，年纪大成熟了，对我的小孩 可以照顾一点，对我也能理解些。我觉得年纪大不是问题，尽管他家里有三个小孩，我能够用我的心换别人的心。'
第二位丈夫是客轮公司的大副，小胖觉得他人很忠厚，有住房工资也比较高，小胖成了他手心里的宝。在别人看来，小胖俨然像他的女儿。
小胖：“婚后生活，开始蛮好的，跟他一起出去走走，船上船员一看。步大副，你小汪这么年轻。跟他出去买东西，卖主说，叫你女儿看看好，不好调的。那时和他结婚，凭良心讲，我穿衣服不穿红衣服的，拉近距离，都穿黑衣服、灰衣服、蓝衣服。”
阳光似乎开始照到了小胖的身上，然而风云不测世事难料，仿佛是注定的考验，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他的儿子遭遇严重车祸，被抢救十五天后才清醒过来，自己又患上了结肠癌。面对磕磕碰碰的婚姻，她感到自己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
小胖：“我想我这辈子真的太苦了吧，太失败了吧，想不通了，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了。这时就开始抑郁了，人就钻了牛角尖里。我想人心怎么换不来人心？我就想不通，想不通我就是哭，整天哭，晚上睡不着觉，24小时睡不着，安眠药四、五粒吃都没用。”
终于，她重重的瘫倒在地，像一缸打翻的颜料盒，此时的她已分不清青红皂白。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抑郁症。
小胖：“我基本上不大出去，有时在外面，我也是强作镇静，不会怎样，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喜欢把窗帘全部拉好，就是哭，甚至不想活，想一了百了，甚至想死。总有幻觉，好像别人在喊我。”
就在小胖一度想要自杀的时候，北京传来消息，她的前夫也遭遇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她不顾闲言碎语到北京探视前夫，从北京回来后，她竟出奇的平静了，释然了。
小胖：“认命了，我就想开了。命啊，命运安排的，就这么简单，就是命运安排的呀。这笔债我一定要还清，我才会好。”
如今回到上海的小胖积极治疗，走出了抑郁症。
知青二：老虎——金兆虎
当北大荒第一个寒冬到来的时候。八连知青中就出了一桩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事：生性天真活泼的金兆虎，平时大家都叫他老虎，突然毫无征兆的病倒了。
八连知青：“他肚子挺痛的，一天到晚喝水。我在连队里陪了三天三夜。”
“连队安排我到医院去陪他，在六十七团医院，在医院里他很急躁，一直叫啊。医生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给他打针，打一针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看他反应很迟钝了，我马上就去叫医生，医生再过来之后也没有什么措施。到后来才知道这针是不能打的，后来就这样走掉了。”
“因为当时实际上从来没有碰到过死亡，也没有想到他会死的。”
此时被推进太平间的老虎刚满十九岁离开上海才一百五十天，他的死迅速在知青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听说主治医生是地主出身，知青便认定这是蓄意谋害，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迅速集结到医院，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八连知青：“我们乘卡车去，是非常气愤的。想要为他伸冤，为他报仇。”
老虎的父母匆匆赶来，和预料中悲痛欲绝、呼天号地的场面完全相反，老虎的父母显得异常冷静，他们的表态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
八连知青：“他的妈妈当时是广慈医院的护士，他的爸爸是房管所的，金家妈妈明确表态，阿哥没有走完的路，让阿弟接着走下去。金兆虎没有了，下面小的还是要把他送到黑龙江来，来继承他哥哥的事业。”
这样的生离死别不久就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在日复一日艰辛的劳作中，被知青们慢慢淡忘。
知青三：假小子——陈家英
她是纪录片《我是知青》中的第二位主人公——陈东胜。当年小胖忙着写血书的时候，比同龄人大两岁的陈东胜正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当她听到有人问：为什么班干部不带头报名到农村去时，她毅然踏上了和小胖同一辆北上的列车，并到了同一个连队。
陈东胜办事风风火火，大家给她起名为“假小子”。到了北大荒，她被分配进了养猪班。
假小子：“到了养猪班以后，第一天我觉得蛮新鲜的，啰啰啰一叫猪都来了。但是过去两、三天以后，觉得到养猪班很可怕的，为啥？因为养猪班这个猪圈很大，没人管理，里面死猪很多。我用手去拉死猪时，我觉得摸到了僵尸，摸到了死人的手一样，就想：既然做了，就在养猪班把它干好。”
凭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假小子很快就成了知青楷模。然而，年复一年简单枯燥的劳动，使假小子的激情，随着对前途的迷茫无望而冷却下来。她决定嫁给一个河南的大学生，离开北大荒。
走的时候，假小子谁也没告别，她的离开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当其它知青在犹豫是否回城的时候，假小子却在河南重新改名陈家英，开始打拼属于她的事业。
假小子坚持要去耐火材料厂子弟学校当老师。这所小学管理混乱，大部分学生都考不上中学，没有人看了不摇头的。但假小子却偏偏要去。
假小子：“因为是子弟学校，学校就在家属区里，学生放学以后，我叫他们吃完饭就到我家来，我为他们补功课，补作业。你想想看，那时候就像做家教一样，不收钱的。成绩上去了，校长开心，全厂家长都开心。”
自从我当了校长抓毕业班以后，我别的年级不教，我就教五年级、六年级，这样一来，升学率就是百分百。
就在假小子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她的丈夫病重需要治疗，52岁的她提前退休，一家人回到了上海。紧握住自己命运的假小子开始再度为生计奔波，她看准机会，办了嘉定第一个袋装奶站，解决了28个下岗妇女的就业问题。退休后，假小子一直忙于街道的公益活动。
谢永来说：“她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标，而且呢说干就干，一般她想做的事往往也做成了。青少年这个系统，妇女系统，包括知青这个再创业这些部门都把她树立为典型，又成功了。”
正当假小子站在人生的舞台上风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又一次转身，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再一次见到假小子的时候，她已经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
她的一生中有了第三个名字：法名 华悦。
每天早上七点，请佛，上香，供水，做早课。六年多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这天是假小子组织的放生活动，佛友们自发捐了一万三千元。这样的活动每年要举办四次。
一周前他的丈夫。刚刚去世，她说：我如果早点懂得佛法，这辈子不会结婚。
她感到所有的一切已经放下，心里不断的在念叨阿弥陀佛。
从小学大队长，中学团支部书记到后来的“知心奶奶”，假小子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护法居士。
假小子：“名也好，利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价值，并不是你索取了什么，真正使你觉得快乐的是你付出了。”
知青：老蔫儿——唐徵明
老蔫儿
为了反映知青们的不同生活，谢永来又将镜头对准了滞留北大荒二十年的老蔫儿。大家都叫他老蔫儿，因为他平时不声不响，不喜欢出头露面。
年轻时的老蔫儿
老蔫儿原名唐徵明，当年在八连，几个月里总会放上一次露天电影。有一次看完电影后，有人找到他，说连里的一营营长想找个上海知青做自己的女婿。
老蔫儿：“那时想不能回来了，在那里成家立业算了，因为上海知青在那里结婚的也有。 ”
年轻时的老蔫儿妻
老蔫儿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介绍给老蔫儿的女友是当地人，比老蔫儿小五岁，他爹还是一营营长。老蔫儿感到自己被一个大金蛋砸中了，更不明白这样的家庭怎么看上了自己。很快，老蔫儿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䘔无法治愈。
女友坦诚相告，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同情，老蔫儿决定与女友结婚。
老蔫儿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挨斗，我才13岁，我在外面玩，一帮人就来抓我，要剪我头发，把我吓得不得了，我就跑到家里，脸就不是颜色了，我妈看着我说你咋的啦？我说，妈妈你快帮我剪辫子，一帮人把我抓住，不剪发不革命了，晚上睡觉就开始抽。我爸就各地方打听哪能治我的病，医生就讲治不好了，脑神经吓坏了。“
尽管女朋友坦诚相告，老蔫儿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然而两个人的结合并不顺利。
老蔫儿妻：“我们结婚第一年来到上海，我也不争气，到他家了那天晚上睡觉就发病了，他姐姐就不愿意了，就说他，你还找一个这样有毛病的人。”
老蔫儿妻子的癫痫发作时很突然，怀孕时，会随时倒在地上；上班走在河边，会一下子掉到河里；正炒着菜，突然就趴在油锅上，头发也烧着了。老蔫儿的婚礼没办酒，他就这样时时照顾着随时发病的妻子。
1979年，突然之间的知青返城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老蔫儿他环顾左右，发现一批又一批的知青离开了。原本生活平静的他，内心掀起了波涛。
老蔫儿：“这时大批返城，我跟她父亲提出来我要调回上海去，她父亲不同意，生怕回去以后就逃掉了。”
为了让妻子一家安心，远在黑龙江的老蔫儿，这一等又是十年。等到老丈人去世，等到孩子逐渐长大，等到又开了春，老蔫儿决定不再等了，坚决返回上海。
1989年7月，老蔫儿带着承诺，领着有病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离开的时候，他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整整21年。但以为就此熬出头的老蔫儿，却又遭遇了新的挑战。
由于回城晚，年龄大，老蔫儿回到上海后只能从事底层劳动。
老蔫儿：“我在上海一个人做临时工，做了一年十个月。斜土路蒙自路的面包店，还有徐家汇路局门路面店里帮别人洗碗，黄鱼车也踏过。”
老蔫儿：“当时住在我姐姐家，后来弟弟单位分房，分到唐家湾房子，我就住到那里去了。我在唐家湾住了25年。”
有时候妻子也埋怨他，留在农村过得也许还更好，但老蔫儿总说，“我们俩既然是要走一辈子的，你和我回到上海不是理所当然吗。”
回到上海后，妻子发病频率减少，老蔫儿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妻子。
后来，老蔫儿的房子动迁，分到两套新房子，加上每月的退休工资，老蔫儿夫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他带着妻子重回北大荒，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知青聚会上。
包括谢永来、老蔫儿在内，从北大荒一同返城的夫妇不少，尽管他们中有人曾两地分居，但因为共同经历的青春，他们在艰难岁月中一直携手共行。
知青：阿唐——唐培康
问：唐培康什么开始发病的？
阿唐弟：黑龙江回来。
问：发起来严重吗？
阿唐弟：严重的，以前我睡这里，我父亲在这里，他拿起一个凳子砸我父亲，我一把把他抱住，否则闯大祸了。与我父亲吵得厉害，拿刀，没我在，父亲被他打死了。
有一个疑惑，始终旋绕在大家心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阿堂变成今天这样，他们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八连知青：“他与当地的地主很要好的，他保一个地主，写大字报，有两派观点。他很敢讲，很敢写，冲在前面。因为黑龙江斗批改比上海慢一拍，到了那里以后就把他当坏分子拉出来批斗。批斗以后他神经受刺激，受了刺激以后精神失常。”
现在每周三次的探视，弟弟都会给阿唐带来好吃的。由于长期吃药，阿唐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撕咬咀嚼只能靠上下牙床。
四十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眼前的这个人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个阿唐了。
现在只要一提起知青年代，阿唐仍记忆犹新。
问：“你怎么报名的？”
阿唐：“我就写份决心书。”
问：“怎么写？”
阿唐：“最最坚决上山下乡。”
问：“兵团什么活比较苦？”
阿唐：“在团部运粮的时候。一卡车粮食装得高，乘车路不平，我震下来的，差点死掉。我坐在后面，坐在前面就死掉了，车子压过去，我坐在后面没死，手摔伤了。”
让大家牵肠挂肚的是，阿唐以后怎么办？阿唐还有明天吗？
阿唐：“希望，没什么大希望了。”他的神情那么落寞。
尾 声
老蔫儿特地从山上带下一块石头留做记忆，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历史无情的一页页翻过，只有这块石头见证过这一切。
老虎的骨灰已由八连知青带回上海，老虎的弟弟也返城回到了上海。
老虎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数年瘫痪在床。
天天陪伴着她的是贴在床前老虎的照片。她最后看着儿子的照片，溘然离去。
二零一八年元月，几位八连知青相约到医院看望阿唐。
五十年前，他们喊着同样的口号，唱着同样的歌。乘坐同一辆列车，在同一个连队生活。
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坎坷岁月后，回首往事，此刻他们竟相对无言。
使他们彼此感到温暖的是流淌在心里的那份情节——我们都是知青！
老蔫父母的老房动迁，他分到两套70多平米的新房。
假小子特地赶到北京，为小胖的前夫念经祈福。
小胖病愈后，生活一如往常。她说：“我这段经历对我来讲，也是我的财富。”
谨此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