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与伤寒的误会与“医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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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伤寒”存在一个巨大的误会，因为仲景并没有把自己书定名为伤寒论，这个名字是后人看到了里面很多论“伤寒”如何的条文方证，就叫做伤寒论，或者伤寒卒病论，这本身属于误会，在这个误会的基础上，再把“伤寒”误会为传染病，便有了伪造的伤寒序。

南北朝以前古人便把外感疾病分为三类：

伤寒、温病（伏病）、时行（天行、时气、时行伤寒）

温病的机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

医经讲发病原因归为两类：“中而即病”叫做伤寒，“不即病” 、换季后再发作叫做伏病或者温病。所谓伏，即邪气“伏于里”，其真实的意义是，这个人已经存在里病、里邪。

具体是什么时间中邪，邪气什么时候入里的，是否确定的季节，那倒是未必。因为冬天冷，冬代表寒，容易受寒，夏天热容易伤暑，概率问题。实际生活中，夏天受寒的更多。所以冬病夏治、夏病冬治，治的什么问题，还有待商榷。里病有寒热之分，三伏贴三伏灸到底在干嘛，弄清楚再说，治未病到底要不要辨证，医经的理论多少有点稀里糊涂的。伏病指的是里邪，多发为温病，痎疟也是有里热，但也有里寒的太阴病或者寒热夹杂的厥阴病。一概而论，不根据实际情况，等于刻舟求剑。

温病或厥阴病、太阴病，都是根据即时的四诊，而不是过去发病原因如何的对治。每个人情况不同，中而即病，也有伤寒与中风的区别，并不是病因的问题，而是因发知受，用结果来命名原因，这是医经不能理解伤寒的重要原因，死板和教条。

然后又把伤寒与天行混为一谈，才有了伪造的伤寒序。现在就有人非要说这就是针对传染病的。而古人也知道温病的类型和天行时行，乃至石发--吃五石散发作的温病，非常的类似，但是天行更为剧烈，传染性强得病的人多，大家得病症状几乎一致。

这三种分类在医经中毫无体现，可以说作者不明就里也是稀里糊涂的被崇拜了千年。所以内经对于疾病的理论归纳有很多的问题，作者更像是业余选手。正因为这里的误会导致了伤寒序作伪，分不清伤寒与天行、温病。而且张仲景方论也不是为了专门去治疗天行。

素问分不清、宋人更分不清，导致现在的医经专家也是一抹黑，就把华佗对于天行的论述 1-5、6天的治法，搞成了伤寒的一般规律，这在素问里面明显是个失误，把1-6天的天行传染病的病传，当成伤寒热病的一般法则，还要去分配六经，完全忽略掉华佗还有7、8、9日的论述，还有三日入胃的论述，还有五六日不传里仍在表或上焦，便不可下的警告，而这些反而在素问里面阙如。

小品中“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与病源“伏寒变为温病也”，意思相同；即外台的“伏气”概念；所以篇首小品“经云”（阴阳大论云）一段，实际有三个类型：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为伏气，伏气发作则为温病、暑病、疟病；另一个是非时之气所致“时行”，又叫天行、时气病、时行伤寒，讲瘟疫传染病。

而时气病，症状又类似于温病和暑病：“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也就是明确提出时气病与温病暑病治法不同，因此外台显然经过改动的，尤其是第一卷伤寒法里面的“华佗曰”冠以“伤寒始得”，在第三卷又变成“然得时行病”。王焘不会这样，这是宋改的误会。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然得时行病”以下一段一日到六日法，在外台卷一“诸论伤寒八家”引用过一次，冠以“华佗曰”，“然得时行病”五字变为“夫伤寒始得”。同一段内容治法，既用于卷一伤寒又用于卷三时行，可以认为某个时期已经不注重二者区分，但是华佗原意何指，便难以分辨了，总不能概指三种类型。并且关于时行病有六日入胃和五日入胃二说并存。且六日入胃一套里面，五日入腹并无对治方法，显得比较突兀，明显是为了凑六日六经。

有一种可能性，便是一日二日，不能排除是曰讹为日，分为五种或六种治法证型，而不是数着日子选治法。可见于【外台】卷三：

又时气病四日，太阴受病，太阴为三阴之首，是知三日以后，诸阳受病讫，即传之于阴，而太阴受病焉。其脉络于脾，主于咽嗌，故得病四日，腹满而嗌干，其病在胸膈，故可吐而愈也。

又云：夫得病四日，毒在胸膈，故宜取吐。有得病二三日，便心胸烦满，此为毒气已入。或有五六日以上，毒气犹在上焦者，其人有痰实故也，所以复宜取吐也。

“又云”这独一段的硕果仅存，真可以额手相庆，否则还真以为有什么华佗“医经”学派的刻舟求剑式教条主义，五六日入胃便可下了，不问病情只问日数，讲什么“七日来复”的剥复卦象，不死也会脱层皮。

这对于【素问】中的三阴三阳六条经脉六类证型对应日数分法同样适用，是六种证型而非六个日期的问题；但与华佗法存在不同。华佗法完全是针对“非触冒之过”的时行天行病，而不是治疗伤寒或者温病暑病，也不是六条经脉的问题。

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素问不仅将这一方法泛化到伤寒和热病，并且删除了二三日毒气已入而可下、五六日仍在上焦而不可下的警告，同时也删除了外台中仍然存在的七八九日以后的天行病传情况。这样，病源和素问保持了一致倒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晚于病源的外台，经常引用病源却在这一段大相径庭，考虑病源是为了与素问一致而被改掉了，并且改掉的时间是在外台以后。

【素问】另有：未满三日可汗而已、已满三日可泄而已。这是对热病的针灸法，不是药法。略过。

也就是说，素问中的伤寒几日，是从时行病几日的治法直接改写过去的，并且忽略掉了“不要拘泥日数”郑重警告的部分，而变成了教条式的刻舟求剑或无用的摆设。

对于“外感”的归纳，【素问】中也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这属于“伏气”类型。但是却看不到天行、时气的概念。而只有伤寒和热病的概念混同：“今乎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于是，时气病的治法与伤寒温病治法不同或相同，便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观念。这不仅说明素问对于外感病理的论述是有所阙的，并且还有所误会，把天行的传变日期和治法论述为一般规律，并且断章取义截取部分、忽略例外的警告。从本草经方学术的角度，素问造成了较大的误会，附带出现所谓“医经派”的标榜，重点在于对华佗论天行的篡改。这个篡改，不仅改了外台，还改了病源，当然素问有没有被改呢，天知道了。

而在唐代，素问仅作为针科的教材，也被日本效仿。

这也是【小品】引用经籍并未出现【素问】的根本原因。因为【秘阁四部目录】也无此书。而最早著录《素问》的是《隋书经籍志》载梁《七录》有《素问》八卷。而阮孝绪《七录》成书是,普通末（约526）成《七录》12卷。

素问成书晚于小品。二者有多处重要的观念差别，如五行仲夏与长夏，伤寒与时行的概念区别等等，陈延之【小品】成书前并未得见【素问】一书。陈延之生卒年：约公元400-480年；【四部目录】成于432年，小品引用该书则成书在432年之后。全元起注素问在495年左右，通常重量级经典出现、流传到被人作注相隔几十年间是符合常识的，因此素问的成书年代约在432-495年之间，其中间数为460年，则陈延之晚年倒是可能见到了【素问】，而且不排除陈居士就是那位隐逸沙门。因为书名取为“小品”，这完全是居士所为，模仿了大小品的【般若经】。陈延之晚年出家精研甲乙而写作素问传给崔彧，崔彧再传全元起，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素问】对于伤寒、热病、温病、伏气时行的区别，并无论述，反而误会华佗为“医经”派的原因便是六日六经的说法的巨大误会，这个笑话闹得太大，是该反省的时候了。而由此将伤寒论误为“传染病”之术，乃至伤寒序强调什么建安“流行病”的说辞，据学者考，查无此事。这也是为什么宋校正医书局并不参照伤寒序校正【千金】的可疑之处，这个序明显篡改凑合而可靠性极差。

与华佗几乎同时代的张仲景，并没有特别强调天行的传变迅速及其呆板日期的对治，而是为整个本草经方体系的立法垂范，在扁鹊医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即经方理法的再变，为表里之治的强调。

华佗因此误会变成了所谓的“医经派”。而华佗的弟子李当之、吴普，他们的本草著作，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医经派的丝毫影子。

这就是医经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