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问题：数据能让你成为更好的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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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人父母是一门学问，我们都是在学习中成长，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适合孩子。目前有直升机式的父母，他们事无巨细，接管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扫雪机式父母，为孩子扫除障碍，铺平道路；另外就是散养式父母，给予孩子非常大的自由。但哪种相处模式更合适呢？本文经授权编译自bloomberg，原文标题为The Big Question: Can Data Make You a Better Parent?作者Sarah Green Carmichael从数据分析角度教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与《对待工作一般的养娃》(The Family Firm)的作者、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Emily Oster)就儿童研究的局限性、在家里使用工作场所策略的价值以及在疫情期间未能优先考虑儿童的代价进行问答。
这是彭博观点专栏作家就如何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政策挑战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之一。为了篇幅和清晰度，本文进行了编辑。
萨拉·格林·卡迈克尔：你是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三本育儿畅销书的作者，最新的一本是《对待工作一般的养娃：数据驱动的儿童学前决策指南》。你写的这三本书都是以大量的研究和数据为基础。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为收集信息是面对未知的一种有效的应对机制——为人父母是一段迈向未知的探索之旅。我们做父母的要像赫敏·格兰杰(Hermione Granger)那样，去图书馆读所有的书，照书养孩子? 还是我们只需要即兴发挥?
艾米莉·奥斯特，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对待工作一般的养娃》一书的作者：两者兼有。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你会有更多的时候是即兴发挥。在早期，有些事情让人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赫敏·格兰杰的方法得到一个非常接近的答案——得到答案之后，就不要考虑数据了。随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数据那么简单了，这就是难点。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一旦没辙，就会相信“数据有答案”，有辙的时候，就变成了“好吧，随便做什么就好”? 这感觉有点不对劲。《对待工作一般的养娃》指出，你可以用一种有点像赫敏·格兰杰的方式来做一些重大决定，但也承认，当孩子长大了，数据的重要性就会降低。
萨拉：为什么随着孩子们长大，数据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艾米莉：有两点：一是人们的问题范围更大，不大可能说一项研究就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
另一点是，任何特定治疗的效果都会有较大的差异。当你问婴儿襁褓之类的问题时，不同的婴儿对襁褓的喜爱程度不同。但基本上，如果你把婴儿包裹进去去，很多婴儿还是(喜欢)的。而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这是一所合适的学校吗?”每个孩子适合的学校都是不一样的，适合其中一个的并一定就适合另外一个。数据会告诉你对普通孩子的影响，但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的普通孩子。
萨拉：那么你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决定呢?
艾米莉：这就是框架的作用所在。在书中，我谈到了四个F：提出问题，发现事实，最终决定，后续行动。例如，我们的保姆在我儿子芬恩的脸上发现了一个蜱虫，我们担心莱姆病。所以我打电话给儿科医生，解释了情况，医生告诉我，基本上，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是否提前使用抗生素治疗。他们说得很清楚，用不用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已经确定这基本上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是应该继续观察还是应该给他使用抗生素? 相关信息是，第一，继续观察有什么风险? 第二，蜱虫在他身上多久了? 这很重要，因为蜱虫的很多问题都与暴露时间有关。 我们的事实调查包括回顾我们周末的照片——我们没有看到蜱虫——阅读一些关于儿童莱姆病和蜱虫暴露的论文。莱姆病只有10-20%的可能未被检测到。我们私下简单讨论了一下，决定不治疗他。我们的后续行动是，多多注意蜱虫!
萨拉：我今年40岁，也要为人父母了。作为一个年长的父母，其中一件事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的童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小时候常做的很多事，今天都不允许做了。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获得指导?
艾米莉：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当你开始为人父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14岁就为人父母了，所以事情可能非常相似。但对我母亲来说，她抚养孩子就与上一代人不同了，之前的一代人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上一辈的特点。
社会压力可能会催化一些改变，会迫使我们放弃一种我们本希望能保留的做法。以自己走路回家为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从学校走回家的，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让我的女儿从学校走回家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尽管她已经10岁了，而且离学校只有两个街区。现在的这种群居行为与以往不同——没有人走回家。
萨拉：我们现在有很多父母的标签——扫雪机式父母、直升机式父母和放养式父母。但一方的直升机式教育意味着另一方的支持和参与。
艾米莉：我不喜欢这些标签。一般来说，当我们给事物贴上标签时，我们很快就走出了一个你可以选择自己冒险活动的空间。而且，这些标签通常带有贬义。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父母的参与是好的。总的来说，研究表明，和孩子在一起是有益的。我们都能看出“我跟他们聊了聊他们的一天”和“我为他们建造了Greece diorama”之间的区别。但我认为养育孩子的部分困难在于，即使你非常确定你不想这样做，但却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很容易做出一些小小的选择，然后突然间午夜醒来，发现自己无所适从。
萨拉：这本书就像一本商业书——你讲了很多关于授权、微观管理、有一种“大局观”、以及与利益相关者交谈等内容，有4F框架。你读过很多关于商业和领导力的书吗?里面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有用的书?
艾米莉：我确实读了很多这样的书。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有点怀疑。比如，你真的需要迈克尔·波特五力模型中的五力吗? 但是当我在疫情期间思考和写作时，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框架是非常有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训练某一个特定的过程。有一本书叫《最初的90天》我觉得这本书很吸引人，因为它有一点与众不同，并且阐述了一个人在职业生涯的某一特定阶段应该如何操作。
萨拉：在工作中，我们经常思考决策过程。但当我们回到家，我们似乎不会把这些技能带进家。为什么?
艾米莉：人们并不擅长我所说的情景流畅性——把他们的技能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我认为我们更擅长在工作的时候问:“好吧，我要决定什么呢?”而在家里，我们不太善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可能会问：“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个?”而没有将问题具体化。
感觉在家里，情感应该占主导地位。当我们考虑“我应该和这个人结婚吗? “这样的问题时，你如果按下面这样的逻辑来想，就一点浪漫气息都没有了：“好，现在让我来梳理一下问题。我现在应该结婚吗? 还是我应该等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等到的概率是多大呢?” 很明显，这不是你做此类决定的方式。因为家是一个讲情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好吧，其实我得分析一下，就像我在工作中做的那样”，这话听起来就会特别刺耳。
萨拉：当人们做出不同的育儿选择时，其他父母可能会变得很有戒心。就好像即使别人没有批评你，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像是一种变相的批评。在疫情期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我们该怎样去缓解呢?
艾米莉：首先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这几乎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在制造一种被评判的感觉。有些时候你会被评判! 但我认为我们是自己制造了这种感觉，我们通过听别人的选择来判断自己的选择。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决定自信。别人是否真的在评判你，这并不重要，我认为自我评判才是你该关注的事情。
萨拉：关于孩子和疫情，您希望我们能更快地了解哪些经验教训? 貌似其他国家采纳了新的数据，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计划，比如重新开放学校，但在美国，我们一直在一遍又一遍地争论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因为没有足够快地吸收新信息而犯了错误?
艾米莉：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低估了孩子的价值。我们做了很多选择，其中包括暂时不开学，另外我们还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提高了社区感染率，增加了重返学校的风险。在我们做的很多很多选择中，我们没有优先考虑孩子。我认为我们将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受到这样做的影响。
第二点，也是与此相关的一点，我认为我们低估了孩子们处理困难事情的能力。 去年秋天，我们说过，“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回到学校，因为他们需要一直戴口罩。 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他们会做得很糟糕。”我想也许是我们认为成年人做不到，所以觉得孩子们也做不到。但是孩子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会让我们惊讶，他们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我真的认为我们辜负了他们，我们做错了。去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孩子们失望，所有的孩子，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萨拉：当你谈到孩子的适应性时，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在她的余生中，她总是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光——甚至是从鸡骨头里吸取骨髓。 她无法忍受浪费食物的想法，那次经历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你认为新冠疫情对今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长期的影响呢?
艾米莉：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一些长期的影响，但很难说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辍学者; 在即将高中毕业的孩子中，很少有人能完成学业。但这是好是坏呢? 我觉得不好说。
译者：秀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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