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你知道怎么在职场自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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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撰稿：瓜子，编辑：秋裤，原文标题：《“我25岁，打工3年，连请假都不敢”》，头图及文中剧照来自：《凪的新生活》
工作一年多，公司一直没给缴纳社保，社保的钱还可能回来吗？
这是我们公司新发的制度，想问下大家文件的条款都合法吗？
三年合同到期但主管通知会降薪，我该不该签？如果拒签，我能不能得到赔偿金啊？请群友们帮帮我……
前段时间，因为关注某前互联网员工在b站上发布的一则辞退经历视频，打工人李粒怀着好奇和学习的心态，加入了博主及其朋友组建的一个讨论劳动法的QQ群。
虽然李粒已在社会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但群聊里打工人们的曲折遭遇、求助万象，总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消息提醒中，刷新她的职场三观。
“工作几年，我还是看不懂工资条”
深夜0点48分，QQ群依然在闪烁。
“我去申请劳动仲裁，结果被公司反告要赔10多万，收到一张‘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有懂法律的小伙伴能帮忙看看吗？”
来自广东某电商公司的网友阿昕一连在群里发了6条消息，讲诉自己最近和公司的纠纷，向群友们求助。
在公司发来的函件里，阿昕被指出在调任至主播运营岗时工作懈怠，未能完成公司交付的签约主播目标数。在此期间，“公司支付了高昂的平台维护成本、招聘费用、推广费用等，阿昕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于是，成为被告一方的阿昕，被要求赔偿这一“损失”，并承担该仲裁案的费用。
还没睡的小伙伴马上给出了反馈：
有人建议阿昕可以先在线上找专业仲裁咨询；
有人问公司能否提供损失了10多万的证据；
有人安慰阿昕，如果公司没让她签完不成指标就要赔钱的协议，就没理由让她赔钱；
也有群友忍不住吐槽，这公司真有意思——让员工一方承担仲裁费，就是在吓唬人。
因为只有法庭的审判费需要由败诉方承担，仲裁费用一般是政府财政承担的。
同样令人心寒的，还有诸如阿昕因临时有事没能提前一天请假，就被告知工作态度有问题；公司方面要求调岗，让她签的却是双方同意调岗……
但也让阿昕自己疑惑的，是自己曾经面对那些种种不合理时，似乎没想过要拒绝。或者说，除了接受，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做。
一直到将近凌晨1点半，这场谈论才算告一段落。
除了接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还能如何面对职场不公。
在群里围观全程的李粒，突然冒起了冷汗。
虽然没有被辞退的经历，但如果这些事落在自己头上，别说真要和公司斡旋时自己会和阿昕一样无助，就连平日自己的工作绩效、薪资、社保等具体是怎么被安排的，打工工龄3年的李粒大都还是一头雾水。
毕业后，李粒进了一家私营小公司，至今没跳过槽或离职，安分守己，连请假都会先自觉揣测一番上司的心理，再自行排练好几回。
办理入职手续时，劳动合同上写的薪资比她实际拿到手的低很多，一度被她当做职场八卦跟朋友分享。
时常会觉得绩效安排不合理，李粒和同事们倒倒苦水也就过去了。
至于两年没涨过工资，也被她更多归结为也许自己能力还不够、没有升职就没有涨薪，或自己还没做出很大成绩让公司认可。
可以当职场老实人，但没必要牺牲自己的权益。
疑惑是在对比中一点一点冒出来的。身边有朋友一月能拿下好几千的公积金，而李粒每月账户只多了几百，数字也从没变过。
这才让她意识到，原来是劳动合同在是发挥作用——懂得精打细算的公司，会把缴纳基数尽可能地缩小化，而不是按照员工的实际薪水来交付。只要基数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公司的操作并不违法。
李粒与kpi做过最大的叛逆，大概是在一次她认为的不合理的、新修订的绩效考核中，不签上自己的名字。
但这个缺席的名字并没有给改革带来多大的水花。新的制度如常推行了几个月后，hr再次找李粒劝她签字，李粒没有推脱。
“签名故事”的结局，也成为了后来李粒很多相似遭遇、相似围观的结局。
明知这是应有的权益，还是不敢争取
分手见人品。这条定律也适用于职场。
李粒隔壁部门的同事嘉豪不久前亲身体验了这句话。明明一开始是“被分手”的，他却在后来变成主动离开、净身出户的人。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6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在实际情况中，解除劳动合同又分为两种情况：员工提出解除和公司提出解除，该法规第46条也指出，后一种情况下，公司须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
按照正常流程，先提出辞退的公司应付给嘉豪一笔赔偿，但人力找嘉豪谈话，提醒“被辞退记录”可能会影响他后续求职，让他好好衡量。
看起来，“选择权”好像回到了嘉豪手上，但他知道，自己没得选。
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2020年底，程月也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公司批量裁员且想“省钱”，程月都没能幸免。原本合同会在年底结束，但公司以工作交接需要缓冲时间为由，给了程月年底直接离职或下一年2月再离职的选择。
想着既然都要被裁，不如多留点时间找工作的程月选了前者，没想到，她转而就被公司认定为主动离职。
离开时，她不仅没拿到裁员补偿，连2020年度的年终奖都顺带没了。
你觉得，要为了年终奖延后辞职吗？
程月觉得不服，她找hr理论，但种种不合理到了嘴边最多是吐槽抱怨，没法成为头头是道的当堂对质；
想过劳动仲裁，但被“不了解”和“不太敢”劝退。
平时似乎也是这样，虽然对工资中的项目奖金抽成存疑，但程月从来都是公司发多少钱，她就老老实实地拿多少钱。
她想着，发下的钱至少还能足够维持生活，加上怕被炒、不怎么敢争取，更不知要如何求助，因放任带来的忍耐，就这样持续到了她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天。
在信息、权力不对等面前，“说出来”真的需要勇气。
那时也正赶上程月要做入职新公司的体检，她被查出肝和血液的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尤其是心率，第一次测出118次/每分钟，第二次113，剩下最后一次测量机会前，医生赶忙劝她回家休息几天再来检查。
程月顿了4天再去医院，测量之前，医生特地叮嘱她缓个20分钟，等走路和爬楼带来的心跳起伏平静后，再用这个宝贵的第三次机会。
好险，指标正正卡在100，程月的心跳终于挤进正常范围的最大值。
看到体检报告上的各种警告，她最大的念想就是赶紧结束这些纠缠。
时间、精力的花费和不确定的胜算，都是劝退因素。
只是想不明白，大家明明是同事，为何要如此为难对方；赔偿也明明是正常诉求，为什么非要变成一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事？
程月有个被大家叫做“刺头”的同事，平时会因认为奖金分配不均和hr闹，最后裁员，他也能拿的比别人多。
实际上，“能拿的比别人多”的说法并不准确，他只不过守住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维权”，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很大程度上，在职场上有守住自己应得权益的意识和行动，比放弃难太多了。
前两天，潇潇终于拿到了和前公司的仲裁结果。顺利的话，公司将会赔付她5万元作为离职补偿。
如果从去年9月决定劳动仲裁开始算起，这场斗争整整持续了小半年。但职场“不适感”苗头冒出的时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无故调岗、降薪等，都可能是打工人的危机信号。
潇潇原本就职于北京一家教培机构，2020年四五月份，公司开始以疫情影响为由头，大幅削减她的课时。
潇潇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课时费构成，课时费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公司的做法相当于阻塞了她大部分财路。显然，这是企业劝员工离职的另一种曲笔。
收入被无故限制的状态持续了将近半年，尤其在高消费的北京，潇潇的生活越来越撑不下去。身边一位有过两次劳动仲裁经验且都成功的朋友鼓励她，没必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
在朋友的指导下，潇潇收集了课时异常变动证明、工资条、和公司的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最终将自己的诉求传达到了仲裁庭。
1月初，应届生小江称因拒绝“996”被申通快递辞退，小江向青浦区仲裁委提交申请，仲裁委裁定申通快递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判决依法支付赔偿金，对此申通快递提起上诉。
有人笑潇潇的那位朋友，遇到一家公司就仲裁一家，都快要荣升“资深仲裁顾问”了。
但真实原因其实是，不是那位朋友仲裁次数太多，而是职场施加给员工的不合理太多，但意识到且懂得要发声的人太少。
某人才网站针对求职者做出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遭遇骗局，但半数求职者认为维权成本高而放弃维权，仅有20%的人选择“报案”、“投诉”或“向法院起诉”。
在企业与员工存在利益分歧、大量利益相关信息不透明等天然的职场环境下，我们的确很容易把维权的门槛看得高不可攀。
加上员工与公司之间，还隔着“还想赚钱不想被炒”、“忍一忍好像也还行”、“大不了自己多摸点鱼”等种种复杂的面纱，打工人的气势就更虚了。
网友：公司可能默认劳动法不存在吧。
但要清楚，“维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更不是一个只能在开撕之际，迫不得已才拿出的武器。
它完全应该存在于打工的每个日常。从选择一家企业，和人力谈薪资开始，到字斟句酌到手的劳动合同、五险一金，再到遭遇不适或最终和公司分手，这个意念都不能缺席。
《劳动合同法》：如果你是一名新员工，请不要忽视合同的重要性。
毕竟，你给企业打工，和公司雇你一样，都不是为了做慈善。
劳动法是双方的必修课，它更是打工人的一堂自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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