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绿绿：李洱和他才能的边界

杜绿绿|文

原载于《上海文化》2020年1月号

杜绿绿，诗人，著有诗集几种。

1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每天都会读到很多诗，有的是特意去读的，有的是偶然甚至是被迫读到的。早晨，我从昏睡中醒来，也可以说是从一句诗里醒来。梦里我也经常在读诗，或者写诗。这真是件悲哀的事：我的生活深陷于诗中，我在诗中脆弱地睡眠。有时，我会在梦境与现实的转换中迟疑，今天便是如此。那一刻我已打开手机，顺便在飞地APP读了8月27日的诗光年，一首比利 柯林斯的诗《诗歌入门》：

我要求他们把一首诗
举起来对着光
像彩色的幻灯片一样
或者把耳朵紧贴在蜂巢上

我说把一个老鼠扔进一首诗里
看他如何摸索着出来
或者走进一首诗的房间
循着墙壁找到电灯开关

我让他们滑冰
滑过一首诗的表面
向岸上作者名字招手
但是，他们想要做的

是把一首诗用绳索绑在椅子上
并用酷刑逼供
他们开始用软管殴打
试图发现它的真正含义

这首诗比较简单、直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诗人对读者或批评家的不满。这难道不正是每一位写作者当下所面临的处境吗？人们太好奇了，太想给万物命名，给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定义，以致采取各种“酷刑”。这是一个知识至上——所有事件、情感都需要“肢解”出一二三四——我们正在模拟计算芯片植入人脑后的精确时代。肢解不是分析，更不等同于思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恰恰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从一个词、一个句子、一段对话的字面给出粗浅的残缺判断，却忽略了细节所构成的整体正在向我们言说什么。如果说读者也需要学习，请多去把握细节的背后，打开自己的情感——一项越来越被忽视或被错误调动的心灵活动，增加可贵的感知力。

读者的重要责任是去感知。

而写作者困境更多，无论是哪种文体的写作者，他都需要背负若干条责任，比如具备广博的知识并且不可彰显、技术革新、语言的推动、价值观等等，还有是否写得有趣——我最难以接受的一点——为什么要有趣？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机智都放在表面博一个好彩，像英国的麦克尤恩那样就很可爱嘛？他倒的确是一个在中国挺受欢迎的人。有一次我和一位英国诗人聊天，当我说我真是讨厌麦克尤恩呀，他激动地翻了下眼说，哦，麦克尤恩，是的是的。

我对小说的阅读偏好是那些写得老实的、清醒的、不对现实做修饰或者说不用哈哈镜来改变现实的写作者。他们诚实而且勇敢，有着彻底决绝的写作之心。这里的彻底是说写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冷静切入生活而不惑乱生活，他们凝视着周遭的所有状况：一只黑夜里骨瘦如柴的野猫、一丛灌木昨天被清除、山风带起紫色迷雾、房价的变化、城市的动乱、新出了什么书、一盏灯在夜里两点准时点亮。任何事、任何人细微的变化，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为写而生出这双眼和记忆力。他们的观察无时无刻：停止观察，就意味着他们开始写作，让写作成为观察。

这里，我要引用一段里尔克谈塞尚的书信。前两天我读到这段的时候，立刻想到了我所说的这些作家，他们正用类似的方式在写作：

对自己的表达甚至不做一点阐释，也不预设自己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只是再现自身，以一种谦逊的客观，以一种确凿无疑，实事求是的趣味——是狗的趣味——一只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另一只狗”（《观看的技艺：里尔克谈塞尚书信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里尔克谈的是塞尚的一幅自画像，而我们的成熟的作家们却很少写自己，或者说他们把个人分成无数个投入到笔下。他们是旁观者，他们又是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正视、深入这一切，克制着爱与痛苦、炫技的冲动、超脱于现实之上的修饰。要知道克服修饰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个难事，无论写美与丑，都会有个小兽在我们心里拱来拱去，唆使我们别那么傻地一五一十道出事实，要给语言以装点，要给事实以华衣——既是为了形式上的美，也是为了某种政治正确，或者仅仅只是写作者的软弱——我承认有的现实难以面对。

软弱是人性不可抹去的特点，有太多条条框框和爱让我们屈服，从而放弃一点点真实。真正的生活，比小说要困难许多：小说中总有一线生机，有读者喜欢的正确的价值观，有美，而生活会随时给防不胜防的你种种圈套。当然也有些比较傻的写作者，还没看清楚要看的就开始写了，他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

我只想谈论那些精确地观察过生活，又一笔一划地描绘生活，用最大的勇气给读者真实的作家。比如说卡夫卡、契诃夫、理查德 耶茨、李洱……名单还可以很长，诸多的作家诗人都可以列在这里。我也并不想比较我列出的几个名字，他们写得完全不同，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非要找出他们的共性，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诚实与勇气。他们在作品中的诚实让人愤怒和悲哀，而最让人不愉快的是他们明知会有这些负面情绪还是如此诚实地写。他们战胜了软弱。

这次，我想谈一下他们当中的李洱。

2

我知道李洱非常晚，似乎他上世纪90年代已经在中文当代小说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我大约在一年多前才第一次听说了他。祖国地域辽阔，李洱在北京，我在南方边陲广州，南北文化有条无形的缝隙。我对中文当代小说读得少，虽然我打小就是个热忱的小说读者，但基本上读的都是外国小说。说实在的，对同时代不同文体的写作者，我们难免有些灰心和预设，有些不能否认的不关心。李洱本人似乎很少出京，他可能常年守在办公室与家两个地方，徘徊在从西城到东城的路线上，像一个勤恳的巡山人——这与他在人群中的戏剧性正好相悖，他给陌生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还有，他写得真的太少了，如他本人自谦——著作等脚。

那么，我是怎么在一年前，《应物兄》尚未出版前就知道了李洱呢?

说来有趣，我写诗，我在广州最亲密的朋友却是小说家魏微。她去年初给《上海文化》写了一篇《李洱与〈花腔〉》。我虽然不关心大多数小说家，对于朋友的文章倒是一定会读的。这样，就看到了我一无所知的李洱。魏微用一万多字盛赞了《花腔》，信赖她的我立刻下载了一本电子版《花腔》。这是一本技术上无可挑剔的小说，李洱的才智发挥得毫不留情，他像一个数学家严格排列着种种人物的命运与话语，该有的有，不该有的绝对不让出现。他节制、审慎，又恣意狂傲。他写《花腔》时才三十多岁，一定觉得自己是笔下世界的主人。是的，他无所不能而又不差分毫，极具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伴随了他的写作，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我想，如果他去做一个会计，也会把各种账目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不能允许出现一点差错。他也会是个优秀的警探，因为他还有一个勤于锻炼的天赋，即是我前面提到的观察力。有天赋而勤奋：福克纳曾经说，要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必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天赋、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他这样的细致精确，却让我这个读者有些迟疑的怀疑，多么让人紧张的小说，为什么不能放松点呢？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作者本人，而只感觉到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在调动词语和命运。快速读完《花腔》后，我当时的想法仅仅是：李洱才能惊人，技术炫目，这是小说作者中的弗朗茨 李斯特啊。

《应物兄》出生后，不管是哪个文体的写作者基本上都认识了李洱。不想认识也不行，因为人们都在谈论。有两位值得信赖的诗人向我推荐了《应物兄》。一位是在饭局上谈的，一位是和我微信闲聊——当我说最近写得很累，他立刻说先别写了，看看书吧，《应物兄》。他们都不知道，此前我已看过《花腔》。他们的推荐是比较意外的，诗人们之间很少会谈论当代中文小说，尤其是出版才几个月的长篇。随后我发现朋友圈的很多人都认识李洱，另有一位诗人说豫籍作家——一个庞大的写作群落——他只看李洱。相对于小说家们来说，诗人们还是更好奇一点，对当代小说满嘴渣地吐槽完了后，该看的还是要看的。顺便说一句，从来没有一个诗人会说看不懂小说家们在干什么，而小说家们却喜欢说，真看不懂你们在写什么。很多小说家把看不懂归为诗人的责任。虽然我是在谈论小说家，可也不能不承认小说家的确世故。

我陆续又读了李洱的一些中短篇，比如《午后的诗学》、《导师之死》、《喑哑的声音》、《鬼子进村》等等。原来，他在更年轻时就已经很会写了，《导师之死》尤其漂亮高级，这好像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但依稀有这样一个印象。我很惊诧他在写作的开端已经掌握了叔本华所说的高级小说的秘密：多推动内在生活，减少对外在生活的描述。不可否认我对这篇小说的语调很入迷，有些段落我甚至朗读出声。一般在阅读诗的时候，我才会有这个习惯：默读与声音的出现太不同了，声音带动了读者的投入以及严格的态度。是的，我很严格地读完了这个中篇。我发现了一个困惑而意气勃发的小说家，他有一些写作上的雄心，正在建立自己的世界。他的语言还没有稳定，他还在寻找，用天赋的自然的语调在试探，当然不免有些姿态，属于青年的那份骄傲。李洱必然是个骄傲的人，无论他在生活中多么随意亲切，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对于读者来说，想在小说里看到他的影子实在有难度，我刚才说在《导师之死》里发现了一个小说家，也只是小说家李洱罢了，并不是李洱这个人。

意外的是，随后我在看似平淡的《喑哑的声音》里找到了李洱。这并不是揣测原型是李洱本人——我从来不去设想小说的原型来自哪里，写作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物身上集聚了十个人一百个人的痕迹。作品中的人来自于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从一首诗一篇小说里判断原型和情感来源是最白费力气的，稍有智商的写作者都不会轻易暴露写作的隐秘来源。我是想说，在这个小说里，我看到了李洱的情感。他放入了自己，与孙良一起经历了情事。他朴素地写着，不急不慢。他甚至有些伤感。如果诗里没有“我”的融入，那很难成为一首好诗；小说虽然不会这么明显，但是“我”的进入，必将提升小说的意义。

大胆地说一句，我对很多当代小说（不是全部）里“别致”的语言不屑一顾，因为这些“别致”其实是“从众”，其实是陈旧。很多小说家往往缺乏辨别“别致”与“从众”的能力。如果小说家们稍微读一些当代中文诗，就知道诗人们的语言工作已经到了另一个时代了。这绝对不是贬低小说，只是客观地说出一个事实：语言不是小说家工作的重心，小说家们更多地注重培养自己其他一些能力。不要误解，我也肯定不是说小说家的语言不重要，而是默认了小说家在语言运用上已经自动拥有了自我的法则。可是实际上，恕我直言，我想大多数小说家并没有创造出自我的法则。

毋庸置疑，李洱兑现了诗人眼中的这种默认。从他早期的中短篇就可看得出他有语言的天赋，字里行间有诗性流动。李洱说他也写过诗，但是当他发现诗所追求的恰好是小说要放弃的，他就没有再写过诗了。李洱的话反过来听，也可以说是诗放弃的正是小说要把握的。谁放弃谁不是值得在意的事，这件事只是再次证明，李洱在二十几岁时就分外清醒、理性、决绝以及坚定。他对自己的写作看得比谁都明白，纵然批评家与读者有各种声音，也干扰不了他的心。

李洱，是倾听水声长大的人啊。

3

我已经提到了李洱的三个天赋：观察力、控制力、语言。他貌似对天赋完全不在意，我曾在某个微信公号标题里看到李洱放言：靠天赋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这样说，纵然是对当代小说的发展有个综合的反思与判断，不过我想，他对天赋有另一种珍惜，不滥用，不用尽，而且他已经找到了为天赋伴行的盔甲。这里我需要提到李洱写作的一个标签：知识分子写作。说实话，我提到这个标签不是为了认可、赞同，更不是为了方便谈到后面的一些话题。批评工作者、写作者都太懒惰了或苛刻地说缺乏批评的才能，喜欢用表面的形式做一个标签来区分不同写作者深入研究的方向。一首诗、一篇小说里必然会包括大量知识，不同类的知识。从我写诗那天起就知道，成为一个合格的诗人，你必须同时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无穷无尽的关于我们生存环境的知识，等待你去学习。如果想做得出色，那就要更上一层：太多的未被开发的知识等待写作者去发现和赋形。我是懒惰的人，做得不够好。但李洱不是，他不耽于天赋中，他在知识中获得了无限乐趣，并从知识的浩瀚展示中寻到了反思的途径。他与知识的关系应该是吸收、怀疑、博弈、妥协、选择性接纳，还有不可避免的放弃。

李洱被归为知识分子写作，不外乎两个原因：他写各种学院内或者学院附近的人；他的写作中运用了各种或显现或隐藏的知识。这既成了他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成了遮蔽他在写作上一些努力的铁罩。

再问一句：究其根底，小说家写小说是想要做什么？

我不写小说，我从写诗的角度来想一下：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什么，他都不会是想写某个事件、现象、群体本身，他是想找一个可叙述的载体，来完成自己对所遭遇的生活进行的反思与期待。任何一种生活，贫乏无奇的、充满爱的、卑微的、无耻的……对于写作者来说，都是无尽的宝藏。同样一段生活，我们今天经过它，明年经过它，带给我们的定是不同的感受与警醒，可能还有一些恐惧？这与不同时期的观察重点有关，也与我们本身被生活改造得有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有一目了然的，也有极难察觉的。特别要说明，极难察觉不代表变化不大，而是个体本身有不自觉的欺骗性。他劝说自己否认了变化。为什么要否认变化的存在呢？不要轻易断言与诱惑我们相信自身是稳定的。处在如今这个多变的时代，不断变化的我们，往往失去了辩认生活本质的才能。或者，你的理解是趋同的。

而只有在对生活本质的个性化的理解中，写作者才会构建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它们大小不同、形态各异、表象纷呈，或平易近人或古怪离奇。好的写作者都不会脱离对生活的对照——他们曾经颤抖着经历过的、带给他们无数个难熬之夜和羞于启齿的、那些痛感的消极的又积极的生活。这是他们不得不深植于其中的现实，他们认真地对照着，否则他们会视为对自我的背叛。这种对照进入文本后，有些会很含蓄，有些过于直接。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读者往往会缺乏准确的判断力与感受力，来发现这些现实的真实性，而更悲哀的是有人会否认这些现实。多么残酷啊，我们生活在各种现实中，却看不清方方面面扑过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