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逼出“奸臣”

韩滉的《五牛图》

熟悉中国图画史的人应该对唐代大画家韩滉并不陌生。这位以“画牛”见长的大画家曾留下了问道于“牧童”的美谈。但正应古代一般“文化人”同时也是“政治人”的规律，韩公也不能跳出窠臼。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如何呢，这就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了。

首先，韩滉为官清正是不争的事实。肃宗朝，韩滉的哥哥韩法为“素无人望”的“青辞宰相”王玙撰写拜相诏书。韩法据实而论，并未顺风拍马去“捋相须”。这让王玙一上台便遭遇“倒好”，“名望愈低”。他挟私报复，凡是有人举荐韩家兄弟就“必以冗官”。遭遇不白之冤，韩滉从未想向王玙摇尾乞怜，而是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方，显示出高尚的政治节操。

在王玙倒台之后，韩滉终于得到重用，出任吏部郎中兼给事中。当时，有群盗公然在长安的“东大门”富平县抢劫，而且杀害了前去办案的县令韦当。被激怒的富平官民齐心协力，将凶徒一网打尽。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朝廷中竟有人放出风来，说“上面”有意开释杀人凶手。原来，这些人都是在皇家禁卫军“北军”中挂名儿的长安恶少。他们借当兵为名，行强盗之实，得来的好处自然少不得要孝敬顶头上司、北军监军鱼朝恩。

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马仔出了事，鱼老大岂有“不捞”之理？他向唐肃宗祈求，说这些人甚有“材勇”（都“杀官盗印”了，果真“勇”得可以），还请法外施恩，留待后用。唐肃宗对这位长得奇形怪状的大太监十分信赖，准备再让皇权去法律的一亩三分地里“马踏青苗”一回。

这时，举朝沉默，无人发声。只有韩滉，冒着被鱼太监报复的危险（连“权倾天下朝不疑”的郭子仪都惹不起这个丑八怪），利用“给事中”专折密奏的权力，向皇帝反复陈述其中的利害得失。最终竟点醒唐肃宗（这可不容易），使得凶犯伏法，民气伸张！据此，你说他是忠是奸？

改任户部侍郎后，他为国兴利，与民生财。“清勤检辖，不容奸妄”。让户部这个“大官仓”中一时“鼠声”绝迹，风清气正。连年战乱之后，唐政府终于在韩滉的呵护下元气渐复。大历五年以后，整个朝野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乞降。你说韩滉是个不折不扣的能臣加清官应该不过份吧！

但史书上却评论他“弄权树党”，是个人人唾骂的奸臣。《旧唐书》举例说大历十二年，京畿雨毁秋稼，为害甚广。京兆尹黎干主动向皇帝报灾，希望减免税赋，与民休息。但韩滉一口咬定本年无灾，黎干所奏不实。

渭南县令刘藻在韩滉的授意下向皇帝打包票，渭南当长安之东，处八省通衢，未曾受灾，秋粮大获！肃宗命御史巡查，回覆道“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渭南尤其严重，以一县之地，被灾“三千余顷”。刘藻揣摩上意，忽视民瘼。韩滉颠倒黑白，枉顾国法，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只这一条，便足以把这个老画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键是他为什么要“瞪眼说假话”？这个为画牛经常出入农村的亲民“财相”，难道真的不知道特大暴雨对秋稼意味着什么吗？事实上，韩滉这么做完全是被“制度”倒逼出来的。

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累进税”。根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老规矩，大家都是皇帝老官驾前的“奴隶”。只有大小之别，义务上（无权利）完全平等。体现在税收上，就是阿Q和赵老爷负担的税率是完全一样一样的。这也就决定政府在划税收红线时只能“就低不就高”。“秋雨伤稼”，不错。但事实上大户地主手里有的是余粮，照往年的低税额征收完全不成问题。

穷苦百姓交不上税顶多被羁押到税季结束，真正“卖儿卖女”的并不多见。可一旦朝廷减免税收，那些本来有能力完税的富户也会装聋作哑，沾穷人更沾国家的便宜。长此以往，形成惯例。一遇灾年，国家就无斤米尺布的收入。失去物资保障，在强藩林立的中唐，“长治久安”又从何谈起？！

由于上述原因，作了“过河卒子”的画家韩滉才会做出不近人情的选择。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据此，难道不该为现在“劫富济贫”的累进税三呼万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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