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洗直言救麻雀
1955年，毛泽东听到农民意见，麻雀祸害庄稼。于是国家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要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
对此，生物学家朱洗提出了不同意见。麻雀在秋天的确啄食庄稼，但在其他季节更多的是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对人类益大于害。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的麻雀问题讨论会上，朱洗首先发言，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还介绍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了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情况。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当时，郑作新、薛德焴、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等专家学者也为麻雀的命运发出声辩。
1957年10月26日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除四害”的条文改为：“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然而，麻雀飞来飞去，对它们来说，哪有城乡之分，农区林区之分。
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高潮，热点之一，就是全民上阵，开展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共捕杀麻雀19.6亿只。荒唐之举很快带来恶果。第二年春夏，多地树木发生大面积虫害。朱洗等生物学家再次发声，提出尖锐批评。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报告》，介绍了朱洗等人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再次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并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如今，麻雀已经列入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历史已经证明了政治家的无知，真理掌握在朱洗这些科学家手里。
朱洗生于1900年，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上海生物学研究所，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致力于动物早期发展的研究，在卵球成熟、受精以及单性生殖等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培育出“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他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为引进驯化原产于印度的蓖麻蚕，解决家鱼人工繁殖，作出过重要贡献。
他从1936年动笔，完成了一部66万字的巨著《生物的进化》。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内容是进化思想的渊源、进化的事实和对进化原因的讨论，包括与达尔文观点相反的骤变思想，讲的都是自然领域的问题。但最后，他把生物界的现象引伸到人类社会。他认为，许多事实证明要先有和平、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这些强敌有的属于自然现象;有的是属于异种生物。生物中数目最多，种族最隆盛的物种，大都是合群的，如蚂蚁、白蚁、蜜蜂等，它们在团体中过着友爱美满的生活。人类既是动物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这是由观察自然现象所得的高尚道德。大家如果明白过去大小战争的错误，痛改前非，那么，不但大小战争可以绝迹于人世，而且未来的和平幸福是享不完、受不尽的。朱洗的观点，今天看是一种先见之明，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却不合时宜。
1960年2月，上海一位中学生物学教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朱洗的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中宣部收到这篇文章不敢轻率处理，由科学处李佩珊同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商量，请示聂荣臻副总理。他们认为，朱洗是一位诚实负责的自然科学家，不是有意假借自然科学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或恶毒攻击。《生物的进化》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其中错误的部分是局部的、次要的。聂荣臻表态，不要对朱洗一棍子打死。他们决定，一方面劝作者同意不发文章，一方面让朱洗写个检讨，平息此事。但朱洗不肯低头。只好由研究所书记王仲良出面说服他，让别人帮他完成检讨。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说，不好把朱洗的检讨公开发表啊。最后决定出一个修订版。当时朱洗已经病重，只好由他的学生王幽兰和罗登动手，删去了书中与社会政治有关联的内容，送到科学出版社。新版问世时，朱洗已经与世长辞。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当政者囿于知识和眼界，决策失误难以避免。如何防止因当政者决策失误给国家、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需要宽松的言论环境，保障各界专家和社会公众充分发表意见。有了民主机制，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决策。如果专家和公众对决策不能畅所欲言，就会导致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