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十二：南方蛮荒是中原历史观的反映，中华文明之根与血统之源均在南方
江汉文明系列之十二：南方蛮荒是中原历史观的反映，中华文明之根与血统之源均在南方
文|黄饮冰
对于人类的起源，我相信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学说会达成共识。我说过，世界上更早的人科，即人形动物，可以到青藏高原去找，但第四纪冰川期内的古人类，只能存活于滇黔高原和武陵山片区。滇黔高原上的古人类也可以早到距今600万年，滇黔高原的上距今600万年的昭通猿人就是一个典型。
距今700万年以前的人科，在青藏高原绝对找得到。在研究古人类起源时，一定要注意古气候和古地理的变化（青藏高原的隆起）。在第四纪间冰期，古人类是不断从滇黔高原向外迁移的。第四纪有三个间冰期，每个间冰期时间长达几十万年，环境在间冰期也得到恢复，足够古人类慢慢迁移。但是，因为第四纪冰期的到来，距今90万年以前的古人类，除滇黔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古人类存活外，其他的古人类都冻死了，所以距今90万年以后，世界的古人类都来自中国西南。说这些太远。但是，从距今2万年以后，人类人种和文明，都是从中国南方陆续迁移去的，这个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一、顾颉刚“历史叠加”认识是错误的，原因是对中国的古史一知半解
在中国西周及西周以前，实行的是氏族统治和封建制度。这是一种以氏族为基本自治单位、通过顶级氏族向次级氏族逐级分享土地、权力和人口的国家管理模式。在国家的构成中，各氏族的地位是不同的，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就导致氏族有宗主氏族、子氏族和边缘氏族。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就表现在宗主氏族的更换上。神农氏代替伏羲氏、轩辕氏代替神农氏，就是氏族地位的消长带来了最高权力的变更。在五帝时期，权力的流动基本在黄帝之子玄嚣和昌意两系氏族中进行。三代之夏政权是夏后氏，商政权是子氏，周政权是姬氏，这三代实行的是家天下，但氏族统治的国家性质没有变。先秦时期，很多官职都是家族性的，这种官职的家族性也是氏族统治的一种形式。
中国西周和西周以前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国家最高权力往往被边缘氏族取得。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进入文明中心之后，居统治地位的氏族往往消除了野性和蛮力，最后不自主地走向了享乐，而边缘氏族依然保持着野性和蛮力，一旦统治氏族的力量衰微，边缘氏族就借机崛起，走向国家统治的中心。
中国封建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优良传统是“不绝氏族的祭祀”。新的氏族国家建立后，对老的氏族国家，通过重新封建予以承认，归入新的统治体系。《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於焦，黄帝之后於祝，帝尧之后於蓟，帝舜之后於陈，大禹之后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这就是一幅原始的封建图。武王对往圣先王的后裔都进行了封建，以保守往圣先王的祭祀。
武王克殷后，对于殷商遗民也一视同仁，《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成王时期，殷人反叛，平乱之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於宋】，这就是宋国的来历。
在五帝三代时期对氏族统治的不断更替是可以追溯的，因为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但是进入春秋战国，灭人国之后就是灭人国家历史，特别是古老的氏族其后代逐渐衰弱而无能恢复其先祖的辉煌，其国往往首先被灭，这些古老氏族的历史就逐渐泯灭了！但是这些历史逐渐地被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们掌握，学者们又把这些历史逐渐地在学术活动中不断恢复，这是本来的历史现象，却被顾颉刚之流视作了历史的叠加，归入历史造假之列予以否认。
文章写到这里，我对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的政治路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孔子的这个办法是针对春秋时代“灭人国，绝人史”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对保存古老氏族国家的历史的确有好处，至少孔子的这条倒退的路线对保持中国古代氏族国家的历史记忆是有利的。
武王的分封图，就是对从神农到殷商历史的肯定和继承。如果以前这些历史不存在，武王怎么会去分封这些古老的氏族呢？可见西周的历史观，就是认为华夏的历史是从神农开始的。作为华夏后裔，我们能否认武王的分封历史吗？显然是应该承认的。
我们承认西方没有文字的通过考古考证出来的历史，却不承认自己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二、南方蛮荒是中原史观
蛮，繁体字是“蠻”，拼音：mán，先秦非华夏民族的泛称之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字面上有粗野，凶恶，不通情理的意思。
1、蛮并不代表野蛮或蛮荒
蛮的文字变迁图黄饮冰制作。
蛮的文字变迁如上图所示。金文蛮是由“丝”和“言”组成，没有见到“虫”。在篆文蛮字中加入了“虫”。
蛮字的本意，就是“用丝绳捆绑虫加以驯化”。在古代语言中，蛇兽为“虫”，“虫”是动物的统称，在远古华夏族群还有一个“虫崇拜”时期，像“蚩”“禹”，都是远古的虫崇拜的遗迹。
所以“蛮”的本意，并不代表落后，而是代表先进，是远古人类的一个生活状态——与虫兽为伍、驯化动物时期的生活状态。蛮并不代表野蛮或蛮荒。
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理解“蛮”：因为有“丝”的存在，蛮人驯化的虫是“蚕”，蚕出产的丝可以织布，也可以搓绳索。这样解释“蛮”，就更加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了。说蛮人野蛮，反应的不是蛮人的原始状态，而是因为中原族群在与蛮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蛮人一直保持了古朴的生活状态，在南方生活着，相对于中原文明来讲，是落后的和野蛮的。
2、中原史观中的蛮——未开化的与虫蛇为伍的粗野边缘族群
“蛮”和“夷”的概念与落后联系在一起，主要是拜周人所赐。最早说“蛮”的是《尚书》。《尚书.禹贡》有“ 三百里蛮”的记载。 《周礼· 职方氏》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的记载。《尔雅 · 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的记载。《诗 · 小雅 · 采芑》有“ 蛮荆来威。”的诗句。《战国策 · 燕策》有“北蛮夷之鄙人。”的记载。到《说文》则有“ 蛮，南蛮也。”，把蛮与南部族群联系在一起。
在中原史观中，南方是蛮荒之地，这是一种偏见。现在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中原王朝的历史书籍，对南方的历史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记载。当然，对于中原来讲，江南特别是大西南丛林中的族群，的确也是边缘族群。
在北方对南方文明的征服中，南方文明泯灭于历史。
三、中华并世界文明的根在中国南方
1、以陶器和种子为标准，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兴起于中国南方
在南方，距今20000年前后，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吊桶环）就出现了陶器，在距今14000年前后，玉蟾岩和仙人洞（吊桶环）发现了古栽培稻的稻种。
在北方，大地湾在距今20000年到13000年也发现了大地湾一期陶片，在华北也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陶片，但是粟和黍的种子被发现，就很晚了。如大地湾发现的黍种的断代时间是距今7800年，这是北方最早的旱作种子。贾湖发现的种子距今9000年，但是是稻种，在文明性质上归属于南方。
有陶器有种子，人类才能真正进入到农耕定居时代。原因就是生吃植物种子很难进口入肚，必须用陶器煮熟。所以我说，陶器和种子都有了，才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陶器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成果，因为陶器是世界上没有的、完全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新器物。种子是人类驯化思维的成就。创造和驯化，是人类开创文明的思想基础。
2、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玉器文明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就是中国人一直钟情于玉，玉是我们的灵魂。在距今8000年以前，中国人从石头中发现了玉，并以玉为美、玉为神。离开了玉器，中华文明就没有韵味了！所以谈中华文明，必须谈玉器。
在起源阶段，从玉的使用也可以把中华远古文明分成两块：中国西部、中原到山东，玉是当工具使用的。从东北跳过中原到环太湖、沿长江上溯到两湖地区、成都平原，玉器是佩玉、神玉、权玉，从工具中独立出来。我说西方文明是从中国西部传过去的，这也是一个理由。因为西方人也不崇拜玉，而崇拜钻石。西方人实际就是从中国西部迁移去的华尼安人（雅利安）、大夏人（尼夏），当然还有更早（距今24万年到12万年）从中国迁移去的尼安德特人（桐梓人）。北欧、西欧的松散型日耳曼尼人就是尼安德特人与华尼安人结合的产物。西方所谓的印欧人，就是大夏人与华尼安人结合的产物。
3、最早的祭祀之国出现在南方高庙
高庙遗址发现了距今7800年时期的大型祭祀场所，其建设的规模和形制就是一座大型的神庙。这个神庙的出现，说明当时祭祀已经职业化和专业化了。祭祀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就是巫觋等神职人员成为了专门的宗教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就脱离了生产，成为了最早的精神贵族和权力贵族，这也标志着祭祀已经宗教化了，祭祀宗教团体也就出现了。建设像高庙这样的大型祭祀神庙，必须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力，所以国家这样的组织也就出现了。有了国家，神职人员的供养问题也就解决了。我把高庙定位为最早的祭祀之国就是这些原因。
当中华文明之祭祀文化在高庙进入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时候，其他地区的古人还是处于由松散的祭司把控着祭祀权力的时代。
4、最早的城市国家出现于南方城头山
南方城市建设，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在澧县十八档发现了具有城市规模的、由环壕环绕的大型居住遗址。在距今6300年，第一座真正的城市，环壕加夯筑城墙的城市——城头山古城出现在澧阳平原上。而同期北方，没有发现城市建设的遗迹。城市就是国家。
苏美尔最早的真城市——乌鲁克城，建筑时间不超过距今6000年。此时苏美尔文明同样没有文字，而世界学界却把苏美尔文明当作世界最早的文明，无视城头山城市的存在，是很不正常的。
用世界学界对于苏美尔文明的标准，最早的文明也是出现在中国湖南。
四、中华文明之中心是由南向北移动的
1、距今20000年到4000年中华文明之文明中心总体呈现北迁趋势
古人的南北大迁移主要是对温度变化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温度升高，人群整体呈现向北迁移的趋势；温度下降，人群整体呈现向南迁徙的趋势，最后会止步于各人群适应的适温区。人口迁移的起点是滇黔高原，回归点也是滇黔高原。
距今20000年以来，中国古人北迁的路线有三条：西线——沿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的西缘蜿蜒向北。中线——滇黔入湖南、经湖南入湖北沿汉江谷地入中原。东线——沿古乌江（古乌江已经消失，可参考现在的大运河方向）入鲁西南和豫东再入东北。北进是对末次冰期结束时和结束后的气温升高产生的连锁变化的适应性反应。
同样的，中国北部的人口，也要对气温升高作出适应性反应，所以在南部人口北迁的同时，中国北部的人口也向北迁移，南部人口正好填补了北方人口的空档。
距今20000年以来，古人的东迁线路也有三条：南线——沿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向东到长江下游地区。中线——渭水上游向东到豫东和山东，北线——沿黄河上游地区向东到东部。
末次冰川结束后，北进和东迁先后发生。东迁的原因，与冰融性洪水首先爆发于中国西部地区有关。
在东部地区洪水和海浸发生后，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们又开始了西进。气温下降，古人就会南下。
总体来说，末次冰期结束后，文明的中心呈现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湖南南部（江西万年）——湖南中部（河南贾湖）——江汉地区（环太湖良渚）——中原。
2、距今4000年以后，中华文明中心在中原
距今4000年以后，强大的王朝都是立国于中原，夏商周、两汉、西晋、隋唐，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中原史观，导致近现代的中外学者把黄河文明当成了中华文明的全部，特别在北方学者心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五、中华文明之根与血统之源均在南方
1、中国大地上的人口源头，就是华原始群和胡原始群
在末次冰期内，华原始群和胡原始群是滇黔高原上的主要的两个原始群，这两个原始群很长时间内在滇黔高原上交织在一起，最后还是分裂成了华（尼）人和胡（尼）人，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尼崇拜，所以我也把他们统称为尼人。不同在于对火的认识，华人群以ha（华）为火，胡人群以hu（胡）为火。
胡人很早就离开了滇黔高原向东进入湖南、江西到江浙沿海地区和东海古大陆，当然胡人也向南向中南半岛及其他的炎热地区扩散。胡人向东部和南部的扩散在末次冰川期内就已经完成。而且胡人形成了日鸟崇拜。
华尼人主要活动于滇黔高原和中国西部。在末次冰期内向北扩散形成了中国北部的华尼安人（燧人氏族群）。
末次冰期结束（距今13000年）后，华尼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北、向东迁移。华尼人分两支北进。一支沿青藏高原东缘北进到中国西部的渭水上游，然后沿渭水流域东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夏图腾，这一支与遗留中国的少量华尼安人融合演变成了华尼夏，就是古夏人。夏图腾是什么呢？我已经重复说过多次了，夏图腾就是“人面鱼纹图”。在这个向东发展的过程中，华尼夏人也演变成了三个分支：居中国西部的是西夏（戎夏），居中原的是东夏（华夏hasa），居中国北部、西北和外西域的是大夏（尼夏nisa）。古夏人的布局在距今780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伏羲女娲是东夏。
还有一支华尼人进入湖南，与湖南地区的胡人融合形成了华尼夷，夷实际就是尸，所以华尼夷就是华尼尸。这个融合最大的改变就是ha（华）演变成了hua（华）。Ha是火，hua是太阳。华尼人与胡人的融合，是对等融合，因为两湖地区有大量的胡人。那么华尼尸人就是三个群体：以华尼人为主的华尼尸，以胡人为主的胡尼尸，华尼人和胡人对等的互人。互人就是祭祀团体。华（太阳）崇拜也发生了分化，由华演化出了黄（太阳）。
距今9000年前，黄人首先从湖南分离出去，经江汉进入河南（贾湖文化），有黄人进一步进入到东北（兴隆洼），后来形成红山文化区域的黄人。这一支的文明标记是黄、蛇、龟，以黄为贵。
距今7800年，两湖地区的洪水暴发，人口外迁。互人（祭祀团体）到了武陵山中的高庙。华尼尸（我也称这一支为糯农部）进入到了周边的山区，主要是鄂西北。胡尼尸（我也称这一支为谷农部）东迁。
这次洪水伴随着海浸一起发生，所以东部沿海和东海古大陆的原居民遭受灭顶之灾。沿海和东海古大陆的胡人也西进到河姆渡、江淮之间和山东。河姆渡人的图腾是“双鸟护日”。后来河姆渡人也进入到环太湖，与到这里的胡尼尸人一起，形成了良渚文明。在环太湖，新的族群——鸠尼族群形成了。因为这一群人的鸟崇拜从鹄鸟崇拜演变成了鸠鸟崇拜，这一点可以从良渚地区的鸠鸟的崇高地位可以证实。鸠尼就是以后的九黎和百越了。
沿海的胡人还有几支，太昊居泰山周边，太昊图腾是“单鸟负日”；少昊处江淮之间，少昊图腾是“鸟含日”；帝俊族群处于江淮之间，与少昊混居。帝俊族群的图腾是“日中鸟”，鸟为夋鸟，还一个特征就是“使四鸟”。除部分融合于华夏外，胡人剩余部分最终进入了草原，成为了草原上的胡人。
2、华夏主体来自滇黔高原上的华尼人
两湖地区的华尼尸与秦岭以北的华尼夏人最大的区别是：华尼夏人之华依然是ha（火），华尼尸（夷）人之华是hua（太阳）。两支人都打上了新的文明烙印：华尼夏人打上了夏的烙印，华尼尸（夷）人打上了尸（夷）的烙印。
以前我一直被西周的“夷”的观念所支配，把华尼尸人视作古夷人，实际上“夷人”在西周才出现，在甲骨文中，没有夷，而只有尸，尸就是夷，所以在西周以前，夷并没有贬义。华尼尸人，应该是古华人。真正的华（太阳）族，是华尼尸。
古华人和古夏人在距今5900年于豫西庙底沟融合，形成了最早的华夏（huaxia）。这个最早的华夏的主体族群开始是伏羲女娲族群，后来转换成神农族群。
神农族群带领这个最早的华夏南下，在豫南生活一段时间后（大河村文化是代表）进入随州孝感地区，建立叶家庙城邦，与西南的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西王母城邦形成对立。这其中两湖地区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变迁。随州和孝感地区的考古出土的陶器，实际上与仰韶文化联系较大，而与屈家岭文化联系不大。
石家河的黑陶文化的形成，标志着神农族群最终统一了两湖地区。神农对中原和东部的统一的标志，是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和中原、山东、江淮之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文化的形成。在黑陶文化形成后，神农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成为“天子”（天下共主）了。
所以古华人、古夏人、古胡人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泛滇黔地区。古夏人和古华人实际是同源于华尼人。
华尼人和胡人的历史，就太悠久了，早到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因为距今8到12万年的现代人的牙齿化石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距今17.8万年的现代人的牙齿化石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石灰岩洞里发现。我认为他们不是最早的华尼人，就是最早的胡尼人。说中国并世界的人口都是中国的古华人和古胡人的后裔，并不是瞎说。以前对“胡”不重视是我的一大失误。因为在中国，古胡人最终融入了华人中，但在中国以外，古胡人的后裔大量存在。我以前说过，古胡人是矮黑人种。
但是华夏族群的历史，如果以华为“太阳”（江汉文明标志）、夏为“人面鱼纹图”（渭水文明标志）的话，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新族群的最早时间是距今5900年，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标志，这我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观点，我在《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已经探讨过了。
3、南方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基地
中华文明的复兴，历来依靠的是南方，所以南方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基地。
神农氏的后裔最终回到了南方——滇黔。夏后氏一部分也回到了江汉。黄帝的后裔一部分也回到了江汉，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庸国和楚国。
秦统一天下，推翻秦的是南方的楚人，楚怀王所说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是虚言。大汉虽然立国于关中和中原，其文明衣钵实际就是南方的楚文明。
东晋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是南方给了中华民族喘息的机会。大明驱逐蒙元、民国恢复中华都是从南方开始。武昌首义，大清朝就崩溃了！
六、文明和血统的认同——炎黄子孙
我在《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对神农氏的认识，是站在中原史观上论述的，尽管论述了神农氏的族源在南方，但是还是没有说清楚。我的这一个系列，就主要是搞清楚神农氏族群的问题。下一步，我要搞清楚夏后氏的问题，有时间，再到商周。
在我的体系中，不会打和麻将。伏羲是伏羲，太昊是太昊，神农是神农，炎帝是炎帝。少昊被黄帝征服后，黄帝把少昊的称号给了自己的儿子玄嚣和昌意，所以少昊也是不同的。
神农族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湖南的华尼尸（夷），即古华（hua，太阳）人，距今9000年以前。神农族群的族源就是江南的稻作族群。
神农氏族的历史只能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距今5900年。神农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华夏族的共主，只能从最早的河南龙山文化开始计算。最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900年。到距今4500年的时候，神农氏退出“天子”位，黄帝为“天子”。
对于我的这种历史观，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炎黄认同，那神农哪里去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学者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想不明白，所以就把神农和炎帝合二为一了。实际上神农族裔除去一部分归入黄帝系统外，大部分是南归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原找神农血统，是找不到的，因为留于中原的神农血统也归入黄帝系统了。
西周，实际就是黄帝族裔姬姓族与炎帝族裔姜姓族联合起来，统领中国西部的夏族后裔，恢复了黄帝的道统。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炎黄子孙”的共识，是符合中原历史的。
七、遗失的文明——庸国
湖北竹山县古称上庸，位于湖北省西北秦巴山区腹地，十堰市西南。东邻房县，北接郧县，西北邻陕西省白河县，西交竹溪县、陕西旬阳县，南接神龙架林区、重庆市巫溪县。地处鄂西北山地，北属武当山，南属大巴山。
竹山为古庸国故址。春秋楚灭庸置县，秦、西汉为上庸县，属汉中郡。 东汉至南齐为上庸郡。西魏因黄竹岭之竹色黄，改名竹山。商代前为汉水流域重要的国家，称庸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庸地复置上庸县，改隶汉中郡，属梁州。
庸国留下的历史记忆很少了。但是一个词语却很有名，就是“附庸”。这个“附庸”一词能够在中华文明中留下来，说明在历史上庸国的势力是很强大的，而且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附庸”一次记录了庸国的辉煌历史。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建都上庸。南方众蛮曾大都是庸的附庸国。
《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庸国作为国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是武王伐纣联军的一军，是西周的友邦。与蜀、羌、髳、卢、彭、濮在一起并列，而且是排在蜀羌之前。这说明庸国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经是强大的国家了。庸国在春秋时代称雄于楚、巴、秦之间。在公元前611年，楚联合秦、巴，集中三国的力量才灭了庸国。
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庸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但庸人南迁还是可以从张家界的一些带庸的地名看出踪迹。庸国遗民可能融入到武陵山中的黔人中了。
在庸国最强大的时候，庸国的疆域的南界没有越过长江。庸国灭亡之后，庸人南逃才进入江南的武陵山，留下了庸人的遗迹。武陵山不是庸国的始兴地。
黄饮冰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于孝感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未出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文明的起源和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