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故事（四）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此刊发一位85岁老人的人生经历，她叫韩秀芳，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位老人，没上过多少学，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记忆组成的，所有的浪花聚在一起，会成为岁月的大河……见微知著，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位老人讲故事。——魏辉注。

我（韩秀芳）。

我没有文化，只能干活儿，心里很苦。那时共产党真是对穷老百姓特别好。1951年开办了夜校，工人能学习了，下了班就去学文化。那时我十几岁，记忆力好，只要有时间就去学习，进步很快。我还积极参加党组织安排的各种活动。

那一年还特别忙，毛主席共产党提出了三反五反，机关和国营企业是三反，私营企业是五反，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偷税、漏税，反抽逃奖金，反盗窃国家机密，反收买拉拢干部，反投机倒把。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我参加了五反运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51年春节后，政府人员经常和工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我们反映工作时间长。他们说不久就叫私企改成三八制，就是三班，一个班干8小时。我们可高兴了，一直盼着，但是真正实行三八制是公私合营后的事了。那时，按照组织要求，我下了班就去搞五反用的材料，就是整理资方人士有什么样的属于五反行为的材料。我搞的材料数量质量都是好的。我在厂里是工人，但在组织内已经是作为干部使用。因为我在车间很卖力，资本家提出给我奖励，我没接受。我跟组织上汇报，负责人说，那是你应得的；如果你在组织安排的工作上有成绩，组织也会奖励你的。在1952年9月，上级调我去党校脱产学习，大约是三个月吧。回到厂里后，跟我联系的上级干部就找我谈话，说快要公私合营了，你做个公方副职行吗？我说不行，我不能干。我知道我只能干点普通工作，我不爱说话，说话就害怕。同时，我觉着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当官确实当不了。领导看我很诚恳，才同意了。

我在车间工作和工友们相处很好，有了事互相帮，工人们很团结，在一起能说知心话，就和亲人一样。我家的房子漏了，男工友知道了，他们下了班吃了饭，就都去帮忙，干完了就走。我们女工也是这样。有一个女工家庭生活困难，生了孩子后，这个送10个鸡蛋，那个送20个，有的拿不出鸡蛋，就去帮着做饭，这也是心意。我一直感到和工人在一起很开心。我大娘和我嫂子，我们的工友几天没去我家，她们就念叨：丁月华、徐兰英，还有谁谁谁，怎么没来？她们不来就想念。我的女友很多，我嫂子今年87岁了，还叫得出我工友们的名字，还会问我谁谁怎么样了。因为我那时下班后经常要留下开会，那时没有电话，没法给家里信，我大娘着急就去厂里找，所以，我的同事常去我家报信。

1953年，我们厂公私合营了，在市里是第一批。那时我工作特别忙，开会多。那时还是两班制，下班后开会。

1953年4月15日，上级批准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工作积极肯干，休息时间很少。那时我在厂里兼职多，是团支部书记，党支部组织委员。

合营后大约厂里有100多人，我也记不大清了，公方代表是书记安在新，厂长王泰其，私方经理杜晓村。过了几个月后调了个同志叫王宝新，接任了我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到年底我被评上了市级劳动模范，属于工业行业五三年度，厂里打锣敲鼓上我家报喜，我大娘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把他们让到院子里，又拿水喝，又拿座位。带队的领导对大娘说，你姑娘很能干。大娘嘴很来得及，说，是领导培养教育得好。

合营后因开会多我就不能定岗了，因为定岗是一个萝卜一个窝。除了开会参加活动，在车间里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干，所以车间里哪道工序哪门手艺我都会。那时正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我学的很快，原来看机一人看两台半自动机，按郝建秀工作法，一人能看四台。大致的要求是看机要走“8”字形，眼快，手快，腿快。我学东西认真，接受新东西快。进厂后先干摇经，干了不长时间，私方经理叫我干摇纬，又干了不长时间，叫我上了织布机。记得当时在私人厂干12小时，每月的收入是四五元钱，合营后干8小时，也给那些钱，还有奖励，还有荣誉。我这个穷孩子，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翻身当主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妇女。我要努力工作，不然就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教育。

一九五四年六月，我突然大病缠身，我的腿站不起来了，下了不床，身体很弱。家里人找邻居借了个地排车，拉着我去南关医院看病。经医生诊断是心脏性风湿性骨关节炎，大夫给开了一瓶药水叫我回来喝，一天三次每次一格。早饭后，我喝了一格，感觉身上发抖。大娘说，可能经络串通就好了。中午饭后又喝了一格，下午就不行了，浑身发麻，将黑天儿的时候，我就不会说话了。大娘着急了，叫我嫂子快去厂里找领导。那时都下班了，天又下雨，下得很大，车间主任他们披着雨衣来了，看过我的情况，他们去公社医院找了大夫来，给打了三针，说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就差不多能说话了。我大娘谢过大家，送人家走了。到下半夜两点多钟，我真的会说话了。我虽然活过来了，但还是走不了路。我们又去找中医看。那位医生姓李，他很进步，是政府批准他私人行医。李大夫住在东关李家街，离我家近，他去我家给我看病，吃两付药换一次方，我吃了他一百付药，终于能够下地走路了。真是死里逃生。我治病的那半年，我的药费全部由公家报销，当时家属的药费是报销60%。我很感激。重新上班后工作更加努力，在厂里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同时，我一直坚持在职工夜校学习，先学了扫盲速成识字法，后来又在夜校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毕业后又上初中一年级。我是边学边用，就这样学了点文化。

我和大女儿。

一九五六年大约是四月份，我正式被提成国家干部，在车间担任记录员。一九五八年我调到厂办公室工作，干收发员，和同志们相处很好。别的同志忙时，我就学着帮他们干，时间长了学会了很多本领，我学会了打算盘做加减乘除，还学会了做物价、统计工作。虽然那时吃点苦，但是我走到哪里叫干什么，都不发愁。

一九六O年，组织上调我去参加办公社。我去了东关公社，在第五管理区，负责三个居民委员会。有的居民委员会办得很好，有工厂，工人都是委员会的成员。扩大了的厂子就交给市里管。那时都是从工厂调人，干了一年，别人都回厂了，把我留下了。当时真把我急坏了，我盼望回厂，因为我在那厂里已工作十年，很有感情。还有一点私心：一九五七年我结婚，五八年有了大女儿，六二年有了二女儿。两个孩子没有人照看。那时工厂里都有托儿所，公家有保育员，不用交费，公社没有托儿所。一开始是大娘给我看孩子，大娘一九六一年过世，我母亲给我二哥二嫂看孩子，我二嫂还在家粘纸盒贴补家用。

我二哥家的三个孩子和我们的二女儿。

我大娘还在的时候，我姐回娘家，大娘就常对我姐说，我走以后，你得帮你妹，你看她有孩子了，什么也不会，我死了也闭不上眼，将来孩子多了怎么办？我姐说，放心吧。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听我大娘的话，我们都很孝顺她。我大娘有肺气肿，那时医疗条件不行，大娘的肚子肿得老大，晚上躺不下，只能坐着睡觉。我们听说说喝活泥沟钻（泥鳅）能治这个病，我嫂子就去市场买来七条一寸来长的泥沟钻，我站在大娘面前，把哥找到的竹竿筒的一头放在大娘嘴里，嫂子就从盒里抓出一条放在竹筒里，用点着的香，往竹筒里熏，那鱼就钻下去了，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喝了后确实也消了会肿。我大娘虽然病着，但她一直没躺下，我们没给她动弹（侍候）一天。大娘对我们家付出很多，我感到养母和生母一样亲。大娘爱吃苹果罐头，我和爱人就常买给她吃。她走得急，没和我们说句话。那是一个伏天，下午我去上班，单位每人发了2斤黄豆，用小方巾包着。我送回去，大娘在家烧水洗澡，那会儿也就是三点来钟。四点，我爱人传溪去单位叫我，说大娘病了。我去公社医院找着大夫回家，谁知她已经救不过来了，头上磕了个大包，就这样走了，把我拿回家的小手巾洗得干干净净，叫我无法忘记。我走在路上，看到和她一样的老太太，我就跑过去看，不是大娘，就哭。我哭了好长时间，我怎么也忘不下她，我想起她来就哭，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