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楼是中国现代科技第一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又称原子能楼，1951年11月，大楼动工，1953年底完工，1954年至2016年6月21日投入使用，服役62年。
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将其称之为“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中国原子弹的起点”。他认为，原子能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标意义和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
中关村第一楼——原子能楼
“如果要论中关村、中科院历史文化价值，再也找不到第二栋楼能与之相比。”一位中科院的老人说。从这座大楼里，走出了7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朱光亚和陈芳允，以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
中科院和中关村的第一座大楼
1951年2月3日，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在批准的北京西郊大泥湾以北，成府路以南4500亩科学院用地范围，修建钢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
5月17日，钱三强偕王大衍亲赴西郊现场勘测，择定保福寺以北之地，东西长160米，南北100米。6月15日，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报告北京市人民政府并获审核批准中关村用地17亩，现为中关村北二条。
物理所南门，众多知名科学家每天走过的楼梯。
1954年1月，物理研究所大楼建成，耗资颇巨。这是中科院第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大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大楼，也是当时中关村的制高点。
大楼一共五层。西侧是静电加速器的大厅，有四层楼高，安装的是70万伏大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和250万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在楼西侧还留下两层贯通的入口，并在楼顶特制三角顶板。大厅安装了起重吊车，可以伸到外面。该楼建有半地下室。
12月5日，钱三强陪同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张稼夫，登上物理所楼顶平台，察看四周待建工程实况，规划中科院永久地址，
吴有训、钱三强先后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58年7月1日更名“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2月1日成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大批归国科学家为新中国强盛而尽力
原子能楼是中国原子弹和计算机的丰碑。
从1950年至1957年，数十位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回国并被争取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座大楼里奠定了中国核科学的基础。他们中有：赵忠尧、肖健、邓稼先、李整武、谢家麟、金星南、郭挺章、胡宁、朱洪元、杨澄中、陈奕爱、杨承宗、戴传曾、梅镇岳、张文裕、王承书、汪德昭、
赵忠尧是一位做出独特贡献的科学家，1946年6月，他应邀赴美国观看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和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拨付5万美元由他订购加速器材料和部件，以备回国组装。他省吃俭用节省生活费购置最必需的仪器、材料，甚至自己打工换器材，积攒了“静电加速器”所需的稀缺材料和器材33箱。
赵忠尧先生
赵忠尧和罗时钧、沈善炯（右起）在日本重获自由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罗时钧、沈善炯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9月12日停靠日本横滨时被美军扣留，经国内声援营救，11月15日三人终获自由，登岸香港后广东省府安排专车20日抵穗。赵忠尧途经上海、南京，各地隆重举行欢迎仪式与大会。1951年1月17日，赵忠尧到达北京，郭沫若、李四光等主持集会欢迎并宴请，《人民日报》发表专访文章。
1955年，赵忠尧在近代所大楼主持建成了我国首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后来第一型国产计算机103机也安装在楼下用于测试。在建成250万伏静电加速器之后，这台70万伏加速器移至中国科技大学用于教学实验。再后迁至合肥，成为科大校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原子能楼西侧为了吊装“静电加速器” 预留的长形“窗口”,就是对赵忠尧先生的“虚拟纪念碑”。
从原子能楼走出了大批科学院院士：包括1955年当选的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胡宁，1957年当选的张文裕、汪德昭，1980年当选的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王承书、朱洪元、李林、李正武、杨澄中、肖健、何祚庥、何泽慧、金建中、唐孝威、戴传曾、陈芳允，1991年当选的吕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定、夏培肃，以及1995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
原子能楼西侧，吊装窗口和楼下设置的103计算机的位置（示意）
中国近代物理科学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办所方针：“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
筹建初期，钱三强从清华调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调来了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还从国内邀请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来所，包括于敏、黄祖洽、王树芬、李德平、叶铭汉等。在这五层楼的房子里，一时群贤毕至，阵容强大，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聚集于此。
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回忆，赵忠尧和钱三强在一楼办公，东边是所办、党办和会议室。彭桓武和谢家麟在二楼办公。何泽慧也在二层，那里有制作核乳胶的实验室。三楼工作的是于敏、邓稼先和从事电子学研究的陈芳允。四楼是丁渝，从事原子束磁共振实验。五楼则由王淦昌主持宇宙射线研究。
后来研究所成立了四个大组：一组为实验核物理组，组长赵忠尧；二组为放射化学组，组长杨承宗；三组为宇宙线组，组长王淦昌；四组为理论组，组长彭桓武。第一大组下又设加速器组、探测器组、电子学组、核乳胶和云室组共四个小组。
1953年，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研究所，对外称“918信箱”。
1954年1月3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转移到钱三强任所长的物理所，当时第五○组为电子学组，组长陈芳允，下属3个小组：
51组，直线加速器及微波组，组长黄武汉；52组，物理仪器及脉冲宽度组，组长陈芳允，副组长忻贤杰；53组，计算机组，组长闵乃大，秘书夏培肃。
1955年夏，物理所144位原子能、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家、科技人员在大楼南侧合影，之后绝大多数人便隐身从事两弹一星工程开发工作。夏培肃先生(二排左8)、范新弼（二排右4）、吴几康（二排右1）。
夏培肃先生
上图合影右侧，范新弼和吴几康先生在二排就座。
吴几康（左）、范新弼（右）。
分裂、衍生多家核科学研究机构
从这座大楼“裂变”出我国的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包括现在国防系统的强大的核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群。
1955年，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坨里地区兴建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代号“601厂”，1959年改为“401所”，仍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名称。1958年坨里基地建造好后，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所。中关村部分就称为“一部”；坨里部分为“二部”，重心转移至此。
敞亮的楼梯
1956年，电子所筹备人员和计算机组全部撤出单独建所。
1957年，杨澄中带着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了兰州物理室，后发展为兰州近代物理所；陈芳允、黄武汉等调出筹建电子学所。
1962年，张家骅带领同位素应用研究室和电子静电加速器组与上海理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原子核所。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理论物理所成立……
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914人。
至于在国防研究系统，有关原子能研究衍生的科研机构就更多了：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华北辐射防护研究所、华北605所……这些院所大都从原子能所“裂变”或由此楼的研究人员开创。原子能所枝繁叶茂，在全国“遍地开花”。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奠定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基础，当之无愧！
2008年7月，在原子能楼的高能所离退办访问为“东方红”卫星轨道测控做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刘易成。
1974年，生物物理所等入驻原子能楼。1990年，原子能楼变为微生物所的北楼。不过在原子能楼内，为家住中关村的生物物理所老所长、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贝时璋保留了办公室，他也是守望原子能楼的最后一位老一代科学家。
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地点
1954年12月，中科院接周恩来指示，组织在京科学家、教授向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负责人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
1957年，接待众多国家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参观物理所。从6月5日开始，钱三强先后接待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谭震林、胡乔木等中央领导；接待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彭德怀、叶剑英、陈毅、刘伯承等元帅，谭政、许光达、王树声、肖劲光、陈赓、粟裕等大将，刘亚楼、苏振华，许世友、杨成武、张爱萍、陈锡联、廖汉生、陶诗岳、董其武、肖华、肖克、李克农、甘泗琪等上将到物理所大楼视察。详细汇报和讲解核科学。
几十年来，多位科学家在这里完成了重要论文和文章，计算机科学家吴几康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第一篇介绍电子计算机的文章——漫谈计算机，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组组长闵乃大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新的科学部门——自动快速电子计算机”，这不仅是该报的第一篇计算机文章，还提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却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开始用机器来节省人们的脑力劳动的时代”。(1955年11月14日)
2019年8月，CCF“记录历史工作组”为第一个计算机组的王传英先生祝贺90寿诞，左起，吴树民、王传英、徐祖哲。
“请历史记住他们，我们应该不要做或少做让历史'忘记’他们的事。原子能楼是唤起人们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的载体，也请历史记住这栋楼。”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说。
人类的建筑,从来就是历史的载体，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和人类的进步，体现了民族英雄的光荣，物理所大楼是前辈精神和成就的作体现，也让我们时时感到前辈的期望，这座大楼不仅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的果断决策的体现，是中国核科学家的历史展现，也曾经是新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史的展现。
2010年3月，笔者在原子能楼北门留影，每当走过这里，对前辈的崇敬心理油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