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才子徐渭的双面人生,生活的失意者,艺术界的大赢家
文·段宏刚
个性天真浪漫,温和而又多愁。思想单纯而又复杂,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相互较劲,自信中常常交织着自卑。行为刁钻古怪,跟普通人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常被人误解。命运多舛,貌似人生的不幸都能遇到。既想特立独行,独善其身,像白天鹅那样保持高傲的姿态,却又常常卷入世俗生活而随波逐流。生活里常常表现出两个极端,在精神生活上如同富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物质生活上恰似乞丐,常常陷入饔飧不济的困顿中。
这恐怕是古今中外许多文人生命处境的真实写照,往往在矛盾纠葛中,走完悲壮、凄凉的一生,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即使留下了身后名,却跟自己的当下生活无关。
成也性格,败也性格,任何人若是摆脱了性格的桎梏,成就繁华人生就变得触手可及,文人同样不例外。
然而,许多文人穷其一生,也难以摆脱性格的桎梏,用一生的酸甜苦辣诠释着那句老生常谈的名言——性格成就命运。
当然,文人命运多舛,除过个人性格是主因之外,其它诸如时代因素,家庭环境因素,机遇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文人的命运。
大明王朝恰恰有一位命运多舛的传奇文人,给历史留下了许多浓墨重彩。
徐渭
从1368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开始,到1644年被李自成推翻,大明王朝的江山总共坐了286年,虽然不长,但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可圈可点,从江南到北国,涌现出许多杰出学者和艺术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毫无疑问是“明代三才子”。他们分别是解缙(1369年——1415年),杨慎(1488年——1559年),徐渭(1521年——1593年)。
比起前两位,生活在明朝中后期的徐渭,完全称得上是一代奇才和全才,文人倚重的学问,如,诗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收藏等,每一门在徐渭手里都被玩得出神入化,创造的成就足以震古烁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追随者。
况且,徐渭并不满足做一名优秀文人,他甚至跳出文人角色,在军事领域大显身手,表现出极高的军事才略,因此,他还享有军事家的荣耀。
一个人活得有没有价值,不在于他在有生之年给自己积累了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他给历史创造了多少文化财富,即使他去世多年,依然能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
走近徐渭的一生,以世俗眼光来看,在72年的生命历程里,他是一名饱经风霜的人生失意者,一生都没有摆脱命运的捉弄。如果抛开世俗生活,把他放在历史维度里来衡量,他则是艺术上的大赢家,跟王维、苏轼一样,更有资格当选中国历史上全能型文人的杰出代表,他仿佛是专门为艺术而生的人,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塑造艺术的辉煌。
徐渭作品
苦难和不幸是人生最好的试金石。一个人最终能不能成为熠熠生辉的金子,先看看他面对苦难和不幸时的态度和做法,就能以小见大,看清他是否能成大器。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徐渭自出生后,苦难生活就跟他形影不离,上天似乎刻意要刁难他、考验他,目的是为了把他一点点磨砺成强者,去完成某个使命。
1521年3月12日,徐渭出生在绍兴府山阴县一个没落大家族,他的出身就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他是父亲徐鏓的小妾范氏所生,注定要在这个大家族里成为众矢之的。刚过百天,父亲便因病去世。由于母亲范氏在徐家本身没有什么地位,父亲一死,母亲失去了唯一靠山,很快被二夫人苗氏赶出了家门。
虽然有生母,却只能被迫骨肉分离,得不到母爱的温暖。虽然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他们都比他大20多岁,之间缺乏手足之情,又缺乏共同语言,兄弟间的感情平淡如水。因此,当别人家的孩子被父母当做掌中宝,正在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他却品尝到的全是苦难和不幸,这就是徐渭童年的真实生命处境。
唯一能让小徐渭得到安慰的是,他天生具备艺术天赋,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名家诗词他只需读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并且,他文思敏捷,常常能模仿名家的文笔,写出流畅、优美的诗文。
徐渭作品
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他就把精力转移到写诗、作文上,这样一来,不但很好地安抚了自己的失落情绪,还把自己磨练成一名小有名气的才子。
14岁时,徐渭经历了人生第一个劫难。生母范氏在这年冬天不幸病逝,此时此刻,他在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亲人了,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人生的孤独无依。再加上家族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善,导致他在小小年纪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恨不得早早逃离这个家,并养成了郁郁寡欢、敏感自卑、偏激执拗、嫉恶如仇的性格。
1540年,19岁的徐渭觉得自己学有所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首次来到山阴县参加童试,没想到考中了秀才,此举在当地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
来年,徐渭得到当地大户人家潘家的赏识,他们觉得徐渭是一名潜力股,主动提出让徐渭做潘家的上门女婿,徐渭早有逃离徐家的打算,毫不犹豫一口答应。
入赘到潘家后,徐渭算是开启了一段短暂的快乐人生。岳父潘克敬是岭南阳江的小官,在办公时,常常把徐渭带在身边,让徐渭协助他撰写一些公文,这对徐渭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就这样,徐渭渐渐对官场为人处世的细枝末节,有了直观了解。
通过岳父牵线搭桥,徐渭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在这个时候,他除过学习诗文之外,对书画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手创作诗文,表达自己的豪情壮志,一手创作书画,彰显自己的高洁情怀。
徐渭书法
因为天赋高,再加上勤奋,虚心好学,以及经常跟同道中人交流,因此,仅仅20岁出头,徐渭就在诗、文、书、画上,创造了同龄人难忘项背的高度,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具备了大师的一切潜质,成为大师,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好日子仅仅延续了6年,就因妻子潘氏病逝而告终。妻子病逝后,26岁的徐渭被岳父赶出潘家大门,随即失去了生活依靠,又不得不踏上奔波之路,穷困潦倒的生活依然困扰着他。
虽然生活对徐渭很残忍,但他如同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始终没有被打倒。在做各种学问的同时,他还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文人骨子里特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情怀,一直在他体内沸腾,到合适的时机,自然就爆发出来。
从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起,倭寇开始进犯浙闽沿海地区,徐渭的家乡绍兴府即刻卷入硝烟之中。
在家国情怀的驱使下,徐渭一马当先,凭借年轻人特有的豪情壮志,再加上平日大量阅读兵书,积累了一定军事才能,他自认为有职责也有能力为抗击倭寇贡献一己之力。
33岁那一年,徐渭毅然而然奔赴战场,在多次战役中认真分析局势,帮助元帅出谋划策,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华。
徐渭作品
对军事人才求贤若渴的浙江巡抚胡宗宪(1512年——1565年),听到徐渭的事迹后,当下把徐渭招致麾下,成为一名幕僚。
自此,徐渭的身份发生较大变化,从一名文人墨客变成了戎马倥偬的军人。他多次写了描述军旅生活的诗文,言辞慷慨激昂,表率了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
然而,军旅生活并没有陪伴徐渭走完余生。
随着胡宗宪于1565年被陷害,在悲愤交加中死去,人到中年(34岁)的徐渭,又一次失去了庇护所,又因为连年科举考试每次名落孙山,种种打击接踵而来,以至于让他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常常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他甚至多次试图自杀,却又不甘心这么自暴自弃,最终依靠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
每当精神正常时,他就拼命写字、画画,唯有做这些事,把身心全部安放进艺术天地,他才会感到自己还活着。
靠着一股“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执着精神,以及在艺术领域孜孜不倦的耕耘,人到晚年的徐渭,终于可以依靠卖画来维持生计。生活虽然还是那样清苦,却乐得一个逍遥自在。
纵观徐渭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每一项都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徐渭书法
在诗文创作中,徐渭以唐诗为宗,同时注重把个人对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感融入到文字中,表达自己的独特体验,而不是一味地跟着古人鹦鹉学舌。因此,他最终形成了警醒悲壮,大气豪迈,发人深省的诗风,兼有杜甫和李白的风格。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
比如,他在七言绝句《兰》里写道:莫讶春光不属侬,一香已足压千红。总令摘向韩娘袖,不作人间脑麝风。
尤其第二句“一香已足压千红”宛如神来之笔,把兰花的高洁、孤傲、坚贞、典雅的品性,刻画得活灵活现,表面上虽然是在赞美兰花,实则是赞美如兰花一样的君子,表明了徐渭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整个明朝流行“馆阁体”书法,这是文人们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刻意写出来的一种书法字体,特点中规中矩,方正齐整,宛如现代印刷体,看不到任何个性化元素和审美趣味。徐渭因为个性强烈,放荡不羁,因此,他在书法创作中,无视“馆阁体”的约束,我手写我心,创造了一种用笔肆意,线条张扬,看起来野性十足的字体。
可以说,徐渭的书写特征是对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一种彻底反叛,从字体的审美形态上做出变化,让书法回归到艺术的本质,而不是像“馆阁体”那样沦落成书写工具。这是徐渭对明代书法“尚态”做出的巨大贡献。
徐渭作品
明代书法“尚态”是相对于晋代书法“尚韵”,唐代书法“尚法”,宋代书法“尚意”而言的,简单来说,晋代书法以“二王”为代表,追求洒脱飘逸的韵致,唐代书法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为代表,追求平正森严的法度,宋代书法以“苏黄米蔡”为代表,追求一种温文尔雅的意趣。
徐渭正是通过这种反叛式书写,为明代书法逐渐拉开了“尚态”的序幕,在众多书法家的努力下,最终创造了比肩前人的成就。因此,徐渭注定要成为一代书法宗师。
在绘画上,徐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完善了“泼墨写意画”技法。画画时先用大笔蘸上饱和水墨一挥而就,等水墨将要干燥时,再蘸上浓墨,用浓墨覆盖水墨,然后稍加皴擦点染,因为水和墨的浓度不一样,它们在宣纸上的渍化速度也会不同,最终会形成浓淡相宜、水墨淋漓、层次分明、意趣横生的画面效果,视觉效果十分突出。
徐渭通过控制笔墨浓淡、虚实的方式,来抒发强烈的思想情感,体现生命意识的喜怒哀乐,最终开创了我国大写意画的先河,把写意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写意画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他也为文人画的探索方向,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徐渭作品
除过诗文和书画,徐渭在戏剧上同样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他主张戏剧要追求“本色”,因为在他看来,戏剧以唱词来传播,是给普通大众欣赏的,因此,作家在创作剧本时,要尽可能多使用口语和俗语,抛弃雅语,剧本语言一定要跟人物的身份相匹配,以此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增加剧情的代入感。
这些理论,即使放到当今戏剧界,一点也不过时。依靠这些理论的指导,徐渭通过采用元杂剧的形式,又融合南曲的格律属性,创作了几部相当有影响的杂剧,收录在《四声猿》这本集子里。比徐渭晚出生20多年的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年——1616年)看到后,对其赞不绝口,说道:《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从徐渭的贡献来看,他毫无疑问是我国艺术史上的巨人,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
自明代以后,一个个大师级画家,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人,都是站在站在徐渭这个巨人肩膀上的追随者,他们都对徐渭顶礼膜拜,从徐渭的“泼墨写意画”技法里深受启发,推陈出新,最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绘画形态,嬗变成另外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