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影做翻译是“神圣”的

自从奉俊昊因为轰动瞩目的《寄生虫》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她站在导演身边第一次亮相开始，翻译莎朗·崔（Sharon Choi）不经意间成为了这个颁奖季的英雄。身着黑色简装、手里永远攥着本笔记本，这位前电影学生在好莱坞各大令人垂涎的颁奖台上传递了奉俊昊的感谢之词。

在拒绝了上百个采访邀请后，莎朗·崔对《综艺》独家分享了她过去十个月的经历：这段经历从她去年四月的一通电话开始，在两个星期前杜比影院获颁最佳电影后结束。

很长时间来的第一次，我四周一片安静。我的眼睛因为前一夜的告别和哭泣依旧浮肿，那个拿了六座奥斯卡奖杯却没有去唱卡拉OK的历史性夜晚。夜深了，也睡不了多久，所以我漫不经心地走到海边，希望能看到日出，仿佛《寄生虫》轰动性的获奖能让太阳从西边升起。

我没有在地平线上看到太阳，只有月亮在前一夜雨后留下的大片灰云中忽隐忽现。我们去奥斯卡颁奖典礼的路上开始下大雨，雨点打在保姆车上噼啪作响，车内的我们极力控制紧张兴奋的情绪。下雨是个好兆头，毕竟《寄生虫》是一部雨的电影。

《寄生虫》截帧

过去六个月汇成一片模糊的记忆：新城市、各种各样的话筒和好消息，以及无数杯为了保护嗓子而点的蜂蜜柠檬茶。从一个人群到另一个人群，我曾和几百位因为看了一部特殊的电影而眼里闪烁光芒的观众握手。和导演的独处也充满了“荒诞”时刻：大学期间我曾在学校组织放映他的电影，而如今却和他共用免洗洗手液。尽管我的履历上只有一些小短片，我却被拉进了好莱坞的中心漩涡。一月份，我确保自己住在靠近沙滩的地方，希望以海洋的庇护来抵挡这趟疯狂旅程后一定会降临的忧伤。

《寄生虫》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现场

2019年的四月，我收到一封临时找我为奉俊昊电话采访做翻译的邮件。可我因为通宵赶剧本，看到邮件时已经错过了访谈。我用尽“洪荒之力”才控制住自己，删掉回复里所有的感叹号，写下“如果未来有采访请一定告诉我”。几天后，又来了一份邀约。很快，我坐在桌前，握着我最喜欢的笔记本和笔，祈祷自己紧张的膀胱在未来一小时内不要闹事。我之前的翻译经历只有一星期，主要是为李沧东导演和他被忽视的杰作《燃烧》。所以当我在电话采访里漏翻了奉俊昊导演一个晦涩的电影指涉后，我很确定之后会有另一位翻译去担心能不能上厕所。

“翻译是神圣的”，奉俊昊曾在电影《玉子》里借用史蒂文·元胳膊上的刺青表达过。万分幸运，我被邀请一同去戛纳电影节。巧的是，我在那之前就安排好那段时间去法国南部度假。如果我早知道自己会拖着一箱正装去见证韩国的第一座金棕榈，我断不会早早定下那些不准托运行李的廉价航班和八人一间的青年旅舍。

奉俊昊《玉子》Okja (2017) 截帧

当电影在电影宫卢米埃尔大厅首映时，你能感受到场地里明显的那股电流。看到一部来自我祖国的电影触动这么多不同文化的人，我也很受感动。我儿时在美国两年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太韩国而不能算美国人，太美国又不能算韩国人，更不能算韩裔美国人。

我通过读书和看电影继续学习英语，但当我回洛杉矶读大学时，却依旧不知道怎么回答别人脱口而出的问候“你怎么样？” 我必须接受我只能将自己的一半与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分享。同样，一部电影通常装不下两种文化，但这部电影毫不费力地打通了各种阻碍。刚开始，我只需在戛纳呆两天应对英文媒体，但最后我却站在闭幕式的后台，一边冒汗一边期待着，直到《寄生虫》成为获奖名单中剩下的最后一个。

宋康昊、莎朗·崔、奉俊昊

那之后我的一年都能在YouTube上找到。其实，在翻译时，我没有时间去回忆。翻译是关于当下存在的瞬间，而我需要抹去一条条记忆，为新的信息留出空间。我依赖一直以来看过的电影安抚失眠，来保持我对东西方文化的把握，以及保证我对奉俊昊导演清晰阐述的理解。他的体谅让我的工作更简单，而我因为大学里写过关于他的论文，对他作为电影人和思想家的语言较为熟悉。但我依旧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总焦虑会在这么多我从小就景仰的人面前翻译错这么一位深受爱戴的导演的话。唯一克服怯场的方法就是在后台的十秒钟冥想，以及认识到大家并不是来看我。电影是我最爱的媒介，但我也得时常提醒自己一位法国宣传人员说过的话，当时她对她焦虑的同事吼道：“这只是电影！”

这次旅程是修来的福分。我亲眼见证了奉俊昊宋康昊这对喜剧搭档带给观众的笑声，见证了美国演员工会颁奖典礼上《寄生虫》获得最佳群戏后所有人的起立鼓掌，以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奉俊昊致敬马丁·斯科塞斯后全场弥漫的那种柔光。我也有幸遇到了一些我个人敬爱的英雄。我告诉菲比·沃勒-布里奇我圣诞节想要的礼物是一位性感的牧师，为此付出了新年那天听《迷墙》痛哭流涕的代价。

我曾经在凌晨四点和瑟琳·席安玛在塔可贝尔快餐店讨论爱与脆弱。我也曾在聊了几个小时的多元化和故事后，和王子逸相伴离开饭店，背景音乐放的是《打烊时刻》。在奉俊昊导演调侃我有多花痴后，我告诉约翰·卡梅隆·米切尔他的电影是我入行的动力。但最珍贵的是我因为这份工作结识的日日相见的团队成员和艺术家们，以及我们私底下的交流和感情。未来这些年，我会尽我的全力，争取和他们再一次合作。我知道我需要努力很长一段时间。

在参加戛纳电影节和特柳赖德电影节之间，我深陷朋友的毕业设计泥沼。虽然我们有很棒的团队，但也面对着一切常会遇到的问题。当我们本来打算偷偷用的卫生间场地在拍摄当天突然开工，而作为第一副导演的我必须派一个生病的片场助理去临时寻找新地点后，我终于崩溃而痛哭起来。这个短片拍摄结束三天后，我坐上了去特柳赖德的飞机，开始奥斯卡奖的宣传战。海拔的突变和突然升级的行业链都让我需要吸氧。虽然我之后得以经历很多高光时刻，我却觉得自己还是属于那个学生片场：在各种挣扎和努力中试图用真心讲述小故事。我还在学习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电影人。

网友调侃应当给莎朗·崔颁发一个最佳翻译奖

我很珍惜工作中两天的记忆，那两天让我一瞥奉俊昊导演作为电影人的观察力。《纽约》杂志在洛杉矶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蜀葵之家安排了采访，那是一栋美丽的建筑，献给加州的赞歌。单单听奉俊昊导演直觉地描述那个空间就仿佛在上一堂关于摄影机、空间和人物的大师课。而当他为W杂志指导赵汝贞的封面拍摄时，他毫不费劲就能分享自己创作远景的能力更加凸显。他快速而精准的判断永远带着幽默和智慧，让我受益匪浅。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共同努力将《寄生虫》变为现实，而我愿用自己的经历换取在片场向他们学习一天的机会。

在不同语言里切换从来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唯一知道的生存方式。我做自己的翻译已经有20年了。一位专攻双语儿童研究的心理学家告诉我，大部分人的脑容量是差不多的：如果一个单语种的人知道一万个词汇，那么双语的人在两种语言里各知道五千个词汇。我一直为自己必须在两种语言里二选一而感到沮丧，这也是为什么我爱上了电影的视觉语言。电影制作也是一个将我的内心翻译成外界能懂的语言的过程，但我不需要去寻找只是接近原来词汇的一个代替词语。

那位心理学家还说，在不同语言里切换动用的不是大脑掌控语言的部分，而是掌控思维灵活度的部分，多锻炼可以提升其技能。灵活度也是《寄生虫》能走这么远的原因。这部电影让我们更加互相理解和共情，而共情则在不同的“他人”之间架起桥梁。我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是因为不想感到那么孤单。同时，我并没有在写关于这个颁奖季的电影。这是我还未消化的非常私人的经历，它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渗进我的故事。我正在写的是一个更贴近我内心的、发生在韩国的故事。正如奉俊昊导演引用马丁·斯科塞斯极为真诚的那句话：“最私人的也是最有创造力的”。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的面孔是很奇怪的经历。当我在推特上看到一连串自动生成的包含我名字话题的伟哥广告时，我意识到这是我转瞬即逝的成名时刻。我甚至听说有人要找我拍化妆品广告。我很感激那些因为《寄生虫》而对我温暖的人，如果韩国政府决定将2月9日命名为国家寄生虫日，我也不会感到诧异。但我期待自己现在的成名时刻尽快结束，而下次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垃圾广告中时，我希望是因为我自己创作的故事。

现在只有电脑与我为伴，而我唯一要做的翻译工作就是将我的语言转化为电影的语言。

Bong Joon Ho Interpreter Sharon Choi Relives Historic ‘Parasite’ Awards Season in Her Own Words

《奉俊昊的翻译莎朗·崔自述《寄生虫》历史性的颁奖季经历》

翻译：大白鹅

原文地址：

https://variety.com/2020/film/news/parasite-bong-joon-ho-interpreter-oscars-sharon-choi-1203505571/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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