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皇帝善纳谏大度不发怒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文官备受尊崇
宋朝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而建立的。当了皇帝以后，赵匡胤认真总结了唐末、五代教训，得出了千万不能让武夫专权的结论。“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下达成的。此后，宋太祖把治理国家的大权赋予了文官，实行士大夫治世的国策，于是文官这个群体的地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甚至管理国家军事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由文官担任。
宋太祖曾“勒石三戒”，给后代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是：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所以纵观整个宋朝历史，文官被杀是极少极少的。即便像蔡京这样的奸相，最终也只是被贬为庶民而已。
宋朝的文官，在政治上的沉浮，多是因为政见不同被来回折腾，比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人身安全倒是有相当可靠的保证。因此，宋朝文官的胆量、气度都不缺乏，给皇帝上书谏言是家常便饭。
宋朝选拔官员，有荫补制度。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子孙，或者特别欣赏的门客、异姓，都有荫补做官的机会。一般的官员，荫补的名额只能从子孙中产生。但这个制度绝非主流，规矩也很多：荫补的官员要申请报批，名额是有限制的，即使宰相一级，最多也只可以推荐五个人；荫补官员的升迁提拔受到限制。
在宋朝，科举选拔文官是最重要的方式。科举不论出身，是当时能做到的最公平、最可行、最有利的人才选拔制度。
宋朝确立了三年一届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秋天时，士子要先参加地方考试——州试。如果在州试中脱颖而出，来年的春天可以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顺利通过省试，当年就会有幸参加殿试。殿试的考官就是皇帝本人。能进入殿试这个环节，已经证明是出类拔萃之辈。参加殿试的考生，有的不需要再经过吏部的考核就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官。
无论什么年代，对于考试选拔，人们最痛恨的就是营私舞弊。宋朝为了防止科举中出现作弊行为，做了制度上的保障。
首先是限制知贡举的权力。知贡举就是省试的主考官。为了防止知贡举提前做好作弊的准备，朝廷都是临时任命知贡举。另外，还配备权同知贡举若干名，分散主考官的权力。如果作弊，必须把这几个考官同时摆平，而他们之间也有相互监督着，所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科举考试前，考官们必须住在贡院，断绝跟外界的联系，跟现代中考、高考命题老师的待遇一样，这又为作弊增加了一道阻碍。
其次，设立别试制度。如果考生和其中一位考官有亲属关系，必须在另设的考场另派考官进行考试。
再者，实行糊名和誊录制度。糊名，就是把参加考试的个人信息都封起来，谁也不知试卷是谁的。考官想给谁私下打高分，没有可能。但这个还有漏洞，试卷上的字迹、记号也可能被利用来作弊，誊录制度就是堵这个漏洞的。考生写的试卷，会被专人再抄写一遍，字迹和做的记号，全都白费，因为考官评判时见到的都是誊录卷。
科举考试中考取功名，在宋朝会很快被任命为官员。不像唐朝，考取功名和为官并无必然的联系，有功名却一辈子没做上官的大有人在。宋朝在这个方面效率很高，措施也很实际。
考取功名的考生，一般会在地方任职，特别优秀的也会进入国家中央机关。
国家中央机关，在宋朝即皇帝直接领导的三个机构是：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别是民政、军政、财政的中央机构。
宋朝专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倒是一直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御史台的监督权力很大，如果弹劾宰相成功，宰相必须辞职，由副宰相升任宰相，而弹劾成功的御史中丞会转任枢密院的官员。之所以有这样的规矩，是为了防止权力很大的宰相和监督机构勾结，也为了控制御史台官员公报私仇，打击政敌。
考取功名的士子，从地方基层官员做起，想要有更大作为，肯定必须靠升职。宋朝官员的升迁，其实有迹可循。只要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完成分内的事情，就会通过“磨勘”得到升迁的机会。“磨勘”，就是业绩考核制度，所有在官场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主动申请升职。经查明其资历与升职的规定相符，不需要在职务上有特殊的表现，职位都可以逐步上升。
如何理解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大白话往往不好听，然而却是事实。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定下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免得失去人心。”
神宗说：“变法的话，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
文彦博答：“陛下您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哦！”
神宗回：“也不是所有士大夫都认为变法不利，还是有认为应当变法的人在。”
接下来，王安石和文彦博继续在神宗面前就是否应当变法，如何变法做讨论。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并没有反驳文彦博的说法，而是指出士大夫里也有支持变法之人。这变相说明——神宗皇帝是认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理论的。
其实终宋一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实际存在的现象。早在宋真宗时期，名臣张咏也说过“共治”类似的话，其后的各位皇帝也都大体遵循了这一准则。
所谓“士大夫”，根据《资治通鉴》备注，在当时来说就是“内外在官之人”。也就是指整个文人官僚体系。
明白一点说，就是皇帝和官僚体系一起统治国家，而不是和普通百姓。
宋代的“士大夫”比起过去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从五代残酷武人斗争吸取教训的宋，积极让知识分子参与政权，设立了严格化，制度化，取士广泛的科举制度。名额达到唐代的几十倍。不仅地主阶层的优秀分子，普通劳动者里的佼佼者也被吸纳进“士大夫”。
这些“士大夫”通过科举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被国家赋予各种优待，给予土地，成为了中央和基层的政权管理者，由于既得利益因素，他们也积极维护这个王朝。士大夫们主动参政议政，也全面代表地主阶层的利益发声。普通民众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政权，但至少有了一些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民怨较过去的时代为少，统治也比较稳固，没有被起义推翻。
而民众忙于生计，能让孩子们农闲时就读“村学”，学会基本的写字算账，就算达到了目的。毕竟吃饱肚子，要比寻求参与“治国”重要也现实得多。
从利益来说，皇帝自然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层一起管理国家。
从技术角度来说，经过专业选拔培训的官员也更适合和皇帝一起管理国家。
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和宰相，言官的制约。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包括律，敕，令，格，式，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宜的法规，对于皇室，外戚，宦官，也有多种家法管束。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和仁宗真宗时期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
作为封建传统社会“人治”的局限，这已经算是重大进步。可见，只有依靠完善的法治，才能有效规范社会内外，让经济能够顺利发展，民众可以安居乐业，国家也就能够富强壮大了。
士大夫以什么途径与君主共治天下呢？
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政体，我觉得最恰当的词应该就是“共治”或“共理”了。“共治”（共理）并不是新词，最早见于《尚书》，是舜帝开创的范式：“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在宋人的政治言说中，“共治”、“共理”之说也不鲜见，如北宋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御史陈渊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作为一种政体的“共治”，涵义很明确，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
其实“共治”一说，《汉书》也出现过，汉宣帝说，“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郡守）。”唐朝时，太宗皇帝也曾对群臣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不过，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诉求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
那么士大夫以什么途径与君主共治天下呢？宋人的理解是，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执政者。这个“法定的程序”就是科举制，在1000年前，科举制就如今天的民主制一样伟大，使无数优秀的平民，不论出身如何贫贱，都有机会成为执政者。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他微时便立下宏愿：不为良医，便为良相。后来范文正公果然成了执政官，“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后世崇尚皇权专制的清朝皇帝乾隆，也才会对这句话特别不爽，御制文章批判程氏目中无君。但在宋代，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宋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抗议。我们如果去看宋代士大夫进呈皇帝的劄子，会很容易地读到很多反对君主揽权的言论（而在清代大臣的奏章上，基本上就难觅其踪了），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北宋熙宁二年（1069），由于宋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南宋时，“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太常丞徐谊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告诫皇帝不要自以为圣明，与臣下争胜。
淳熙四年（1177），秘书郎吕祖谦在入对时也告诫孝宗皇帝：“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因此，请陛下“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您没那么圣明。
后来宋宁宗登基未久，也有揽权的表现，朱熹便极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劄子：“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治世之体。”朱熹的意思很明确，君主热衷于独断，即便天纵英明，所做决策“悉当于理”，也决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治世之体”。
咸淳三年（1267），因为宋度宗时常绕过政府，下发手诏给亲信封官，监察御史刘黻便质问皇帝：“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越说越激动，放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狠话来：“今前之恩数未竟，后之恩数已乘。宰执惧有所专而不敢奏，给舍台谏惧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数年，将何以为国？”
那刘黻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又是怎样的呢？他说，“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要求宋度宗回到与士大夫共治的正轨上来。
北宋九位皇帝善纳谏大度不发怒
纵观北宋九位皇帝，昏庸无道者有之，勤政务实者也不乏其人，后世对他们的评价，总体上也是好多恶少。比如宋太祖的英武大气、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创新进取等，常为后人所乐道。同时，这些皇帝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听得进批评与建议，善于纳谏。
宋太祖赵匡胤像
宋太祖：不因诘问发怒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武装后，想重新找一将才统帅禁军，他想到了符彦卿。符彦卿原是周世宗柴荣手下一名虎将，南征北战，军功累累。宋太祖取后周而代之，符彦卿俯首称臣，宋太祖加封他为太师。作为太师，名位已盛，再授禁军，恐尾大不掉，重新埋下武夫乱国的隐患。为此，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赵普多次谏阻。
但宋太祖主意已定，而且拟好了任命文书，交下面传达。赵普听说后，自作主张，从有关部门截获了任命文书，揣在怀里，又去找宋太祖，谏阻说：“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宋太祖见赵普老是拿符彦卿说事，不高兴地说：“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他自认待符彦卿不薄，符彦卿决不会忘恩负义、背叛自己。赵普见皇帝执迷不悟，便抬高声音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是啊，周世宗也待你不薄，你不照样取人江山？!面对这种直言不讳的诘问，宋太祖竟出人意料地没有发怒，反而在沉吟片刻后，听从了赵普的建议，取消了对符彦卿的任命。(事见《宋史·石守信传》)其实，不单为符彦卿加官一事，之前的“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决策，也无不是宋太祖纳部下之谏的结果。
宋真宗
宋真宗：“提着脑袋”纳谏
宋真宗是个爱慕虚荣、沉迷个人崇拜的皇帝。不过，他在即位前期还能励精图治，并开创了“咸平之治”，给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和发展。这期间，他对大臣的建议，也能做到言听计从。
据《宋史·寇准传》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20万大军南侵，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前线告急。宋真宗问计于群臣，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迁都成都，他们都主张迁都。宋真宗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愤怒地说：“谁为陛下出此下策，罪不容诛啊！大敌当前，倘若迁都逃跑，必致人心崩溃，敌人乘机直入，天下还如何能保？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陛下御驾亲征。”
权衡轻重、利弊之后，宋真宗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决定亲征。澶州位于黄河北岸，当宋真宗率军浩浩荡荡抵达黄河岸边时，发现隔岸的澶州城战火弥漫，杀声震天，宋真宗内心害怕，犹豫不前。寇准再劝宋真宗说：“李继隆、石保吉二将摆阵在辽军左右，呈夹击之势，各路援军正快马加鞭而来，在这关键时刻，陛下倘若疑而不进，势必坐失良机。”
在寇准的说服下，宋真宗北渡黄河，深入战争最前线。将士们听说皇帝亲临火线，顿时士气大振，冲锋陷阵，连连告捷。辽军败退之际，只好请求与宋朝议和，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宋辽边境从此开始了百余年的和平友好。尽管结局证明了寇准建议的正确性，但从惊心动魄的过程来看，宋真宗听从建议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正如后来参知政事王钦若向宋真宗进谗言时所说，寇准建议御驾亲征，其行为无异于把皇帝“孤注一掷”，也就是说，这次，宋真宗是提着脑袋在纳谏。
宋仁宗像
宋仁宗“屈从式”纳谏
宋朝哪个皇帝最优秀？你可能会想到开国之君宋太祖，或者锐意变法的宋神宗。不过在宋朝人眼里，那个当了42年皇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仁宗皇帝是最好的皇帝，称他为“一代圣君”，这其中的原委何在？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他对待意见和建议的态度，如同他的性格，宽厚而又仁慈，只要合情合理，必然接受。而且，每当自己不小心犯了错，大臣们谏阻，他甚至还会收回成命，忍气吞声地屈从。最著名的例子是，他要任命爱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御史包拯以“不可骤升”为由，不仅当场反对他的提议，还因说话过于激动，溅了宋仁宗一脸唾沫星子，让他极为尴尬。即便如此，宋仁宗还是取消了任命张尧佐宣徽使的决定。
王巩在《闻见近录》一书中，还记载一件宋仁宗遣散宫女的故事。庆历年间(1041-1048年)，谏官王素听说武将王德用向宋仁宗进献了几个美女，被宋仁宗“笑纳”后，便向宋仁宗提出批评。宋仁宗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卿从何得知？”王素说：“作为谏官，进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风闻之事，亦当规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陛下何必追问臣从何知的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王德用进献美女，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的左右，而且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陛下与她们疏远，留下倒也无妨。臣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猛然醒悟，连忙吩咐近侍说：“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三百贯钱，马上遣散出宫，完事后急速回报！”说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王素反倒不好意思地说：“陛下既以臣的进谏为然，遣散她们何必如此之快？可回宫后慢慢遣散。”宋仁宗说：“朕虽帝王，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不马上处置，届时见她们涕泣，朕恐怕又不忍心了。”不久，近侍便回报说，宫女已经遣散，宋仁宗脸上再次露出了难过的神色。
殿试的时候，大文豪苏轼写了《御试制科策》把当时的朝政大骂一通。他的弟弟苏辙更是无所忌惮，直言仁宗怠于政事。说仁宗虽然有忧惧之言，但是没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还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总而言之，堂堂皇帝竟被他俩说得一无是处。 仁宗先是看到了苏辙的这篇文章，当时有大臣说应该黜落此人，但是仁宗皇帝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然后他又读到苏轼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宋代的读书人最喜欢发议论，讲道理。若是议论一些日常小事，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是论朝政大事，那就很有可能触犯天威，祸福难测。而仁宗皇帝就像他的谥号一样，是一个特别仁厚的人。王安石主张变法，对仁宗朝政很不满。但他说到仁宗，依然是赞不绝口，说他这么多年没有妄杀一人。
宋朝的士大夫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明的政治环境中，所以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议论国是。而且皇帝还鼓励他们议论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道理最大。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不罪一言，这是很难做到的。
士大夫的言论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3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和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遵守了这一遗训。
宋朝人觉得仁宗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为念，最重要的是仁宗不是喜欢专断独裁的皇帝。他总是把事情让宰相们议论，不置可否。对大臣们很信任，这让士子们感觉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
其实，宋朝的士人觉得皇帝最好就是一个牌位，大家供奉着他就行了。程颐就说天下治乱系宰相，皇帝只需听大臣们在经筵上讲讲课，培养一下自己的品德。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帝王师，格君心之非，教导皇帝怎么当一个明君。仁宗皇帝很符合宋代读书人的心理，他很好学，很宽厚。不独断，不嗜杀。完全按照祖宗的既定方针办事，所以宋朝人觉得他是难得的好皇帝。
宋神宗像
宋神宗：听得最深、落实最得力
宋代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建立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之上的，文彦博与王安石辩论脱口而出：“皇帝应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当时士人视若当然的思想观念。
而宋神宗作为一代改革之君，他对于大臣的建议是听得最深、落实最得力的。
比如他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推行“熙宁变法”，尽管反对者甚众，但他一以贯之地把变法政策执行到自己去世离任，前后整整十六年，其态度之坚决、信念之坚定，历代君主中少有。
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闲录》中，曾记载过一桩宋神宗纳谏的趣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因为陕西前线用兵失利，宋神宗下令处死一名负责粮草的灌运官。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出问斩灌官，今日可否执行？”蔡确回答说：“臣正打算回奏此事。”宋神宗奇怪道：“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未杀过士大夫，臣等不希望从陛下开始。”宋神宗想了想，说：“那么就刺面，罚配至偏远蛮荒之地吧。”门下侍郎章懔接过话头说：“这样，还不如杀之。”宋神宗问：“何故？”章懔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大怒，声色俱厉道：“朕难道快意的事都做不得一件？!”章懔不紧不慢、不咸不淡地说：“如此快意，不做也好。”最后，宋神宗只得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免去了灌运官的死罪。尽管这个史实涉及北宋的赏罚政策，不好用结果去推论决策的正确与否，但宋神宗从谏如流的性格，却可见一斑。
当然，皇帝纳谏，还得讲究目的。前面几位皇帝所纳之谏，不是关乎社会发展，就是关乎国家安危，自然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帝王，倘在个人享乐和私欲满足上“从谏如流”，其结果就大相径庭而适得其反了。像后来的宋徽宗，听从蔡京、童贯等人的意见，成立物品造作局，制造珍玩，专供皇室享乐；通过“花石纲”，遍搜奇花异石，运至京城赏玩；还建“艮岳”，铸九鼎，祀园丘……其搜刮民财、贪图享乐的花样不胜枚举，导致生灵涂炭，民怨沸腾，老百姓揭竿而起，金兵乘机南侵，最后，国都被占，皇帝被俘，北宋随之灰飞烟灭。
所以，纳不纳谏是个态度问题，以什么目的纳谏，则是个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没把握好，不但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国破家亡。
中国古代有没有“专制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的清王朝，皇权确实是独裁的。但在其他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皇权专制的。我想先讲述几个关于宋帝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宋史·赵普传》）
第二个故事：
宋真宗朝有个叫做刘承规的内臣（宦官），“以忠谨得幸”，人也很能干，曾领衔编修《册府元龟》。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刘承规病危，向真宗说了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求为节度使”。其实就是得到虚衔过把瘾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将这官儿给他吧，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坚决不同意，说：“此例一开，他日若有别的内臣求当枢密使，奈何？”真宗只好打消了念头。（《宋史·王旦传》）
第三个故事：
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别级高但无多少实权的闲职），但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候未能通过，所以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半路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她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朱弁《曲洧旧闻》）
第四个故事：
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庆《退斋笔录》）
第五个故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宋代实行“以外统内”之制，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陆游《老学庵笔记》）
第六个故事
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张端义《贵耳集》）
第七人故事：
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第八个故事：
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段历史切片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难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即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这样一种对于宋代君权的描述，也挑战了流俗之见——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支持这种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话来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专制。
另一个依据是相权被分化。宋代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宋人范镇对此也提出过批评：“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从这个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的集中，但实际上，宋代的整个执政集团（包括中书、枢密院）的权力更加稳固，汉唐的外朝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
从前面列举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副署，则不具备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团有权进行抵制。这恰好可以佐证，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独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智慧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提法始于汉代，并为历代王朝所继承。但是在宋以前，这种“共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切事务的最终决策仍存在于皇权方面，皇帝仍然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力。
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宋史学家刘敞认为此时的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经达到了“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的程度。
比如在宋代，皇帝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地发布命令。“ 国制, 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 而后命学士为之。 ”皇帝但凡违反了这一点就会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再比如富弼曾对宋神宗直言: “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 ”这简直就是对皇权的直接挑战，然而神宗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还只得夸奖他几句。
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这种局面？
文官集团的崛起
首先还是老生常谈的重文轻武。重文轻武不仅是宋朝的基本国策，而且也构成了宋朝的基本特质，在很多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一国策的确立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也就首先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疑问了，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会对拥护他登位的武将形成示范效应，因此他便对武将产生了由衷的恐惧和不信任。
对于古代中国的历任皇帝，至少是大多数皇帝而言，巩固皇权是首要的任务。在赵宋皇帝看来，威胁则主要是来自于带兵的将领，因此防范武将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任务中的首要任务。
单靠皇帝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那就要依靠文官，通过文官的力量来压制武将。因为，不管文官的权力多大，只要没有兵权，就造不了反。因而，这种方法是维护皇权的最可靠的保障。
较之前代，宋朝的文治是比较发达的。虽然是出于皇帝的私心，但毕竟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意义之一就在于对皇权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当然了，皇帝对文臣也不一定放心，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常见的就是分权，以相互制衡。通过这样的手段，单个大臣的力量就下降了，对皇权可能存在的威胁也就基本没有了。但是，由于需要用文臣的力量去压制武将，整个文官集团的地位和权力实际上是上升的。
君权不再那么神圣
“君权神授”被大力倡导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改革，也成为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对汉以后的政治理念和制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历经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个大的乱世，权臣控制国政，武将起兵造反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皇权并不一定就是来自于天，也有可能来自于武力造反。尤其是宋代直接承自五代十国，对这种状况更是记忆犹新。因此，皇帝的权威性就大大下降了。
既然君权不再那么神圣，那么皇帝的决策也就并不一定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也有可能出错，因此文臣也就可以依据自己的看法对皇帝提出批评，对皇帝的政策提出反对的意见，甚至直接驳回皇帝的决策。
而且文官集团的壮大，更加强了文臣坚持自身看法的底气。对于皇帝而言，皇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稳住皇位，给臣子多一些权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