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边境反击战的日日夜夜

青藏线老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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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边境反击战的日日夜夜

作者：窦孝鹏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当时，驻格尔木的我所在汽车第76团担任了战斗运输任务。战前，我由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到汽车二连代理副指导员。首趟任务是紧急往边境运兵。

此时，千里青藏高原已是一片冰雪世界，气温在摄氏零下30多度。在此之前，行车途中为防止冻车，每晚宿营时我们必须放掉车里的水。夜晚，机器里的润滑油都被冻结成了硬块，给第二天的发动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每天天不亮，司机都要提前起床，每台车点起四堆火，一堆放在发动机油底壳下，一堆放在变速器下，一堆放在差速器下，以便烤化那凝冻成块的机油和黑油，否则机器根本转不动。还有一堆火是用来烧热两扁桶（五加仑桶）水，好加进汽车水箱。大家一边烤车，还要一边冒着稀薄的空气，使劲用摇把摇动那沉重的机器，以便使它很快加热起来。所以那时出发时，每台车厢里都装有够一个月用的烤车柴，这种柴都是我们从戈壁滩上挖来的红柳根。等全连车都发动完，往往要用一个多小时。这次，由于战情紧张，团里决定，晚上到站宿营时，汽车一律不放水。为保证水箱不结冰，油路不凝冻，夜里每台车都要间隔发动，以保持机器的温度。所谓间隔起动，就是车辆挂空挡，每隔40分钟左右起动一次，油门调在慢速状态，让机器空转半个小时，然后熄火。隔40分钟左右再起动……有的车上没电瓶，不能靠马达起动，就手摇起动。这样做，虽然耗费了不少油料，但为了战斗需要，值得。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晚上每一台车上留人发动车，影响驾驶员的睡眠休息，第二天开车容易出事故。为此，我建议每个班留一人值守，连里同意了，后来又改为每个排留一人值守，再后来，我坚持由我一人包办了全连40多台车夜间的发动的任务。我过去曾是一名老驾驶员，开车技术还不错。这样做虽然很苦很累，几乎一夜难眠，但却保障了驾驶员们的睡眠休息和安全行驶，所以心里很甜很踏实。

这次运送的步兵战友，都坐在盖有篷布的汽车大厢里，每个人的背包便是自己的“坐椅”。他们都是第一次上高原，车队一上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不少人有了高山反应，头疼、呼吸困难，甚至呕吐。为此，我与连长商量，让每台车的副驾驶员坐到车厢里去，腾出驾驶室让高原反应重的步兵战友坐，并且把我们的氧气袋送给他们吸，帮他们度过了难关。

一天当我们的车队来到长江源头沱沱河兵站时，接到了团里转来***的命令: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将部队送到拉萨。在安全的前提下，越快越好。

为此，我们进行了紧急动员，决定连夜赶路。

当时，我们开的车是从东德进口的已经使用多年的大依发柴油车，车况路况都很差。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导致进口器材短缺，有的车上因缺少电瓶而无法照明。我们便因陋就简，自力更生，用罐头盒制作成油灯，绑在汽车保险杠的两端照明，开着油灯汽车在黑夜中前进。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天时间跑完了五天的路程，提前赶到了目的地，为前线战斗争取了时间，受到上级的嘉奖。

接着第二趟任务，我连车队拉着一批弹药和给养物资，昼夜兼程地向边防前线赶去。

11月上旬的一天，当车队来到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时，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十级大风卷着鹅毛大雪，一把把地打在挡风玻璃上，天空一片混沌，视线不足20米；大雪填平了道路和旁边的沟壑，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稍不注意车就会滑进沟里去，驾驶员不敢再前进了。

困境中，我们临时召开了一个支委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当时唐古拉山上尚未建立兵站，无处求援。我们车上拉的是战斗的急需物资，不能耽误，必须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地前进。于是，支部作出几项决议：

一是组织大家挖雪开路。只要打通到山顶的这一段冰雪路，下山时就容易了。

二是由于车队长达几百米，人员不易集中，由支委分头到各班排传达支部决议，把支部决议变成大家的实际行动。

三是号召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团结全连同志，奋战暴风雪，胜利完成任务。

于是，一场铲雪开路的战斗，在唐古拉山上打响了。大家用铁锹把路上的积雪向外铲去。由于每辆车上只配有一把铁锹，工具不够用，不少人便拿来洗脸盆（当时每人都是自带行李和洗漱用具）舀雪向外抛去，有的人干脆戴着手套用手向外刨雪。

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空气含氧量不足内陆的一半，平时空着手待在这里，都感到胸闷气喘头疼难忍，更何况现在要干重体力活！虽然不少人感到浑身无力，站立不稳，但谁也没有停止手中的活。一排牛排长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贫血和关节炎，组织上已确定他转业，但是他坚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硬是带领全排车辆出发上路了。只见他咬着牙关，铲满一锹雪使劲向外扔去，一锹又一锹，突然随着一锹雪的抛出，他“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紧闭双眼，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卫生员抢救了好一会，他才苏醒了过来。稍休息一下后，他又挣扎着参加了铲雪战斗，谁也挡不住。他说：“咱是老同志，老党员，不能摔一跤就趴下！”

副驾驶员小高，是入伍不满一年的新兵，由于高原反应严重，两眼直冒金花，当他端起一脸盆积雪向外抛去时，突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旁边一个两米多深的雪窝里，被大雪埋了个严严实实。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刨了出来，指导员让他去驾驶室里休息，他急得哭了起来，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接受困难的考验，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绝不能在艰苦任务面前打退堂鼓。”随即又投入了战斗。

经过我们三个小时的拼搏，铲出了一条两公里多长的“雪胡同”，还剩下最后100多米就到山顶了。但这时不少人都累的几乎虚脱了，不要说铲雪，就是站一会都感到非常困难。忽然连长大声喊道：“共产党员们都站起来，我们要组织一个党员突击队，突破这最后的100多米大关！”我也喊道：“共青团员们跟着上！”

全连的30多名党团员都站了起来，在连长的带领下，向山头发起了最后的攻关，其他同志也都纷纷参加了进来。大伙一鼓作气，很快打通了最后的100多米。

接着，我们给所有的汽车都装上了防滑链，在连排长的指挥下，车辆小心翼翼地通过“雪胡同”，全部安全到达山顶。

因为风向的问题，下山路上的积雪比上山路上少了许多，但开头的一段路径仍被积雪覆盖着，不易分辨，车走在上面仍危机四伏。

为了车队安全下山，我向连长要求，在车队前面担任探雪引路的任务。他不同意。我说我也曾是一名老汽车驾驶员，现在连长在前车带队，副连长在后面救济车上收尾，我担负探路任务最合适。连部通信员小于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探路。

我们扑进前面路上的积雪中，两人手拉着手，用双脚在厚厚的积雪中踩着、踹着，探寻着安全通道。车队跟着我们脚印，向山下缓缓开去。大风呛得我们喘不过气，睁不开眼，脸上像被无数皮鞭抽打着。稍不留神，一脚踩空，我们两人就会一起掉进路边的雪窝中。没关系，爬起来再走。我告诉小于：为了车队安全，我们要当个活路标！

我俩的“活路标”带着车队走了两公里多，前面的公路已清晰可辨。这时我感到双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往前迈一步，都很困难。我仔细一看，原来棉裤和毛皮鞋都已冻成了冰铠甲和冰坨，裤腿打不过弯来，一敲蹦蹦响。

连长停下车，上前一把拉住我说：“前面的路可以看清了，不用再探了，你们快上车吧!”

他使劲一拉不要紧，我们俩都直挺挺地倒在了雪地上。大家七手八脚把我们连扶带抬地弄进了驾驶室。

就这样在全连同志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冲过了唐古拉雪山的阻拦，把物资及时送到了前线，胜利地完成了这趟战斗运输任务，受到了团党委的通令嘉奖。年终，我个人荣立了三等功。

作者简历：

作者简介：窦孝鹏，1939年3月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58年参军，1959年参加了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战斗，1962年参加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先后任部队宣传干事、新闻干事，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后勤杂志社、金盾出版社副社长，技术职称编审，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电话：[phone]

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学会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年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年担任全军出版系列高级技术职务和军事后勤系列高级技术职务评委，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审读专家。50多年来，在各报刊和电台发表各种新闻、通讯近3000篇；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随笔等500余篇。

出版有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长篇纪实文学《长城鏖兵》、报告文学集《长长的青藏线》和《戎马关山最难忘》、长篇传记文学《杨至成将军》、《开国上将杨至成》短篇小说集《鹰》、散文集《春满青藏线》等共50余本；发表中篇报告文学《 文韬武略黄大将》、《两度入朝统大军》、《从华山到老山》、《在烈火中永生》、《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等十多部；撰写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周纯全传、杨至成传、李耀传、周克玉传等四部；精写出版外国长篇名著《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五部。有多部作品获奖，其中 “革命英模人物故事”丛书22本、“传统美德故事”丛书12本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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